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黃守曇的小說寫作師承王安憶。這個印象來自《走仔》這部小說集中的第一篇《手套之家》。這篇小說中的女傭曼達，讓我想起王安憶的兩個作品，《富萍》和《民工劉建華》。在《富萍》這部小說中，王安憶寫道：“在她們揚州鄉下，女人歷來有出來做保姆的傳統。”而來到“手套之家”的兩個女傭，都來自越南。短篇小說《民工劉建華》寫的是，木工劉建華來“我們”家做裝修，和“我們”產生了一些隱秘的矛盾，小說的結尾寫道：“他將熱水器百葉箱的門框打小了一圈，使得我們無法將熱水器的鐵罩拆下來，清除里邊的煤煙，以示對我們的教訓。”《手套之家》的結尾與之非常相像：曼達離開“手套之家”之際，送了“我”一雙手套，但這兩只手套在我看來，“就像母親打小人用的兩個紙公仔，等待著被寫上一些人的八字，再被一只拖鞋底狠狠地敲打、詛咒”。

《民工劉建華》中的矛盾沒有調和的空間，矛盾的一方“我”，是成年人。《手套之家》中的矛盾卻是意味深長的，它是錯位的，也因此變得更加多元。小說結尾描寫的“惡念”究竟來自誰？是失去了生計維持的曼達，是“我”，還是母親？而這樣的“惡念”又是對誰的？黃守曇有意模糊處理，也因此讓小說中每個人物過去與未來的生活，都因為與彼此之間的關系，變得更加復雜；當作為“過客”的曼達離開后，更深刻的問題和矛盾只能來自這個家庭內部，曼達當然也有自己的家庭問題亟待面對。而在這篇小說中，矛盾的一方“我”，是個孩子，“他”只是因為偶然知道了他人更多的故事，而又不明白事情的真相，才讓“他”看見的世界留下了一點寶貴的模糊性。

黃守曇的小說在對這種“模糊性”的堅持和探索中，賦予了故事更多的意義，而不是為了更多的故事。越南靠海謀生的人，在身上文身，以便出海遇難后尸體容易辨識，可以被發現的人送回故鄉（《手套之家》）；仁海村村民祭祀魚王，保佑自己有魚吃，餓不死（《魚王祭》）；小城里的男人做生意厲害，女人則出了名的“賢惠”，一代代生兒育女（《走仔》）；懷胎七個月即出生的男孩長大了是聰明，女孩長大了卻是叛逆（《七星女》）……在黃守曇的小說中，這些故事或風俗就像經緯，不僅定位了地域，也變成了生活在那里的人身上的枷鎖，盡管這就是他們習以為常的生活形式。一個家庭，一條街道，一個村莊，一座城市……此處地理空間的界限，變成人們日常生活中無處不在的規則，而小說書寫這些的同時，也在界限內外游走，探尋處于其中的人幸福生活的可能性，以及這種可能性與故事的關系。

這些故事當然也來自人們關于幸福生活的想象：獲取財富；祈求豐衣足食；構建完整的家庭……但是在這樣的故事中，人們所在意的只是那些經過合理化的追求，而忽視了個體真實的感受，或是失去了理解真實的能力，處于愛情、親情或友情關系下的人們，反而因為這樣的故事而失去了與他人之間真實的關系。因此這樣的故事，恰恰違背了幸福的原則。黃守曇的小說關注的個體，當然也來自這樣的故事、這樣的規則，但他們希望生活在它們之外，因而不斷來往于其間，軌跡如同吳文霞往返于廣州與小城之間（《走仔》），“七星女”的記憶穿梭在香港與澳門之間（《七星女》），姚美君猶疑于丁克和生孩子之間（《姚美君》）……他們往往無法生活于全然的“之外”，因此小說講述的就是關于“之間”的故事。每每回鄉就被族人催婚的吳文霞，在與母親交心的談話之后，看見了她們各自命運的交點，因而與母親之間重新建立了一種情誼，這讓她們愿意超越習俗地彼此互助（《走仔》）。仁海村的孩子們生活在巨大的風俗力量之中，在平常的俗見中成長，而沒有意識到偏見已經成為一種惡。魚王祭那天，來水與阿河作為童男，短暫地離開周圍的人們時，卻意外地創造了他們之間的故事，因而也擁有了屬于他們的友誼（《魚王祭》）。當母親唱出“斷不敢怨郎情薄，我亦知你母命難忘”時，在遵母命結婚的“七星女”與母親之間，有一種理解發生了（《七星女》）。

真實的生活往往無法讓人們與之達成和解，但如果有一個契機，讓我們看見人們卷入了一樣的故事，卻并沒有因此而彼此理解時，我們也可以創造另一種“共同的故事”，在這樣的故事中，我們可以真正看見彼此；此時人們將會擁有一種充滿善的信念，它并不完整，但來自寶貴的理解，因而也就有了一種幸福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