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國家社科基金中華學術外譯項目有字數方面的限制，我的《中國現代學術之建立》譯成英文、日文、韓文時，后面兩三章只好割愛。去年年底，韓文譯者來信，說已跟韓國方面的出版社商量好了，為被舍棄的《現代中國學者的自我陳述》另出小冊子。我明白對方的好意，可因刊行小書讓人自掏腰包，實在不好意思。她解釋說，當初閱讀全書，最讓她感動的就是這一章。因為，對于東亞讀書人來說，如何基于對歷史負責的態度，開誠布公地“自我陳述”，是個很嚴峻的話題，值得認真面對。

我那篇《半部學術史，一篇大文章——現代中國學者的自我陳述》，初刊《學人》第十輯（江蘇文藝出版社，1996年10月），該文選擇了五十位生活在二十世紀的中國學者的“自述”，討論其敘事策略以及背后蘊涵著的文化理想，在理解現代中國學術進程的同時，思考“文章”與“著述”各自的功能及自我超越的途徑。全文共六節，三萬多字，包含“學者為何自述”、“自傳與自定年譜”、“‘我與我的世界’”、“‘詩與真’的抉擇”、“‘懺悔錄’之失落”、“‘朝花夕拾’與‘師友雜憶’”六節，日后進入《中國現代學術之建立——以章太炎、胡適之為中心》（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時，略有修訂。

重讀三十年前舊作，觀照當下情景，再去理解韓文譯者的感嘆，方覺學者如何自述，牽涉內外各方面因素，不是那么簡單。當初我剖析諸多前輩自述時的行跡與心態，言之鑿鑿；今輪到自己落筆為文，卻顯得猶豫不決。兩三年前，為配合商務印書館刊行《陳平原文集》，我的兩個學生與出版社商定，編選了《與時代同行：陳平原的學思歷程》，全書共十個專題，每個專題選錄我若干文章，合起來就是一冊“學術自傳”。這個用心良苦的出版計劃，最終被我否了。表面的理由是擔心文章重復，更深層的原因，是我一直懷疑自己是否有能力、有膽識、有機緣講好“我的故事”。

十五年前，我曾預言：“放長視野，我們這代人的‘閱歷’、‘觀察’以及‘心情’，或許比我們做出來的‘學問’還要有意義。看一代年輕人如何從‘十年浩劫’中走出來，定定神，然后左沖右突，上下求索，還是挺讓人感動的。后世的學者，訓練、視野以及研究條件都比我們好，但讀書時的心情、心氣與心境，未必趕得上我們。”因此，我之積極參與“三十年集”系列叢書，避開論文，選擇隨筆，目的是“給近三十年中國學界的演進提供一份證詞”（《〈壓在紙背的心情〉序》，《壓在紙背的心情》，復旦大學出版社，2011年）。總有一天人們會理解，再三講述艱難中的崛起，不是怨恨與自卑，而是真正的“正能量”。普天之下，不如意事常八九，一帆風順并非常態，九曲十八彎才是必須直面的慘淡的人生。

最近幾年，歷來寫作及發表都很順利的我，遭遇過好幾次退稿，都是因為“追憶似水年華”。不管紙媒還是影視，大都要求你講述過往經歷時，只呈現美好的一面——越是重要的媒體/場合越是如此。其基本敘事模式是：從小立大志，而后克服各種困難，取得一個又一個成績，最后從勝利走向新的勝利。如此“勵志故事”，既不真實，也不感人。尤其是我生活的年代，有許多繞不過去的巨大溝壑，一旦進入追憶，實在無法回避。一路連滾帶爬，好不容易走到今天，作為“幸存者”，或曰“幸運兒”，我不能昧著良心吹牛。

也曾認真檢討，表達自家立場時，是否能更委婉、更圓融一些。可實際上，做到季羨林先生所說的“假話全不說，真話不全說”，需要很高的技巧。這也是我至今不敢從事口述史或自傳寫作的緣故。那就換一種方式，在若干節骨眼上，留下幾段自己相信且日后可以展開的“自我總結”，說不定哪一天也能“閑坐說玄宗”。

去年1月，商務印書館刊行24卷的《陳平原文集》，其中文學史、學術史、文化史、教育史各5卷，最后4卷乃散文隨筆。我在“總序”中再次強調：“恰逢連續急轉彎的大時代，個人無法遺世獨立，‘文革’中的蹉跎歲月，1980年代的艱難崛起，1990年代的勇猛精進，以及新世紀的拓展與抗爭，都只是努力順應時勢。靜夜沉思，常常捫心有愧。但反過來想，換一個時代或國度，我就能做得更好嗎？也實在不敢打保票。”可以這么說，談論我們這代人的貢獻及缺憾，無論如何必須把大時代的因素考慮在內。

作為七七級大學生，我的最大幸運是高考作文《大治之年氣象新》登載在《人民日報》上，以至每到紀念改革開放，常被邀請發言。1988年5月《光明日報》推介四位“學有所成的新一代中國博士”，其中就有我的照片及介紹文字。因開局不錯，前幾步都踩在時代的鼓點上，時常被邀請講述經歷或介紹經驗。那種場合，免不了自我吹噓，但我還算克制，保留某種反省與審視，記錄轉折處的心路歷程。這也是本文多有引述，而不是“從頭說起”的緣故。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我出版日后多次獲獎的《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且與錢理群、黃子平合作《“二十世紀中國文學”三人談》（《讀書》1985年10期至1986年3期），在學界頗有聲譽。而九十年代初，面對整個政治/經濟/文化大轉型，我發表《學者的人間情懷》（《讀書》1993年5期），當初爭議很大，后來才逐漸被接納。這一“人間情懷”，在同年刊出的《當代中國人文學者的命運及其選擇》（《東方》創刊號，1993年10月）中，有更為明晰的表達：“我曾經試圖用最簡潔的語言描述這一學術思路：在政治與學術之間，注重學術；在官學與私學之間，張揚私學；在俗文化與雅文化之間，堅持雅文化。三句大白話中，隱含著一代讀書人艱辛的選擇。三者之間互有聯系，但并非邏輯推演；很大程度仍是對于當代中國文化挑戰的一種‘回應’——一種無可奈何但仍不乏進取之心的‘回應’。”

那些年，我與友人合作主編民間學刊《學人》和《文學史》，提倡學術史研究與規范化建設，且出版了日后均獲教育部人文社科著作一等獎的《中國現代學術之建立》（1998年）、《觸摸歷史與進入五四》（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等，算是小有成就。進入新世紀，眼看中國學界出現過分講求“技術”而忽略“精神”的大趨勢，我撰寫了《人文學的困境、魅力及出路》（《現代中國》第九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7月），結尾處三句話，略為壓縮如下：“我想象中的人文學，必須是學問中有‘人’——喜怒哀樂，感慨情懷，以及特定時刻的個人心境等，都制約著我們對課題的選擇以及研究的推進。做學問，不僅僅是一種技術活兒。假如將‘學問’做成了熟練的‘技術活兒’，沒有個人情懷在里面，對于人文學者來說，是一個很大的悲哀。”“學問中不僅有‘人’，學問中還要有‘文’。超越學科的邊界，更重要的是，超越文章與學問之間的鴻溝。別的我不敢說，對于人文學者來說，這點很重要。”“學問中要有精神，有趣味。任何學問，都不應該被做成枯燥無味的練習題，人文學尤其如此。”

幾年前，在一次專業座談會上，我做主旨發言，題為《卻顧所來徑——“中國現代文學”的意義及可能性》（《北京青年報》2018年12月18日），其中有這么一段話：“隨著中國學界專業化程度日益提升，今天的博士教授，都有很好的學術訓練，但在專業研究之外，有沒有回應各種社會難題的愿望與能力，則值得懷疑。原本就與現實政治與日常生活緊密相連的中國現代文學專業，若失去這種介入現實的愿望與能力，其功用與魅力將大為減少。把魯迅研究、胡適研究做得跟李白研究、杜甫研究一樣精細，不是我們現代文學學科的目標。經典化與戰斗性，猶如車之兩輪，保證這個學科還能不斷往前推進。”

又過了兩年，北京大學出版社推出《現代中國的述學文體》（2020年），我的“學術史三部曲”總算完成。在北大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召開的專題研討會上，我做了主旨發言，題為《與時代同行的學術史研究》（《探索與爭鳴》2020年12期），其中最關鍵的，依舊還是三句話：“學術史研究既是一項研究計劃，更是一種自我訓練，主要也是基于自己的心路歷程。”“對于人文學者來說，學術與人生完全可以合一。兩耳聞窗外事，一心讀圣賢書，二者并行不悖，且互相促進，這是我的學術理想。”“不僅求知，而且救弊，選擇這一高難度動作，須有堅守而又不執滯。所謂‘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其實內含自我質疑與對話意識——批判他人，也批判自己；對話古人,也對話當下，這才可能撰寫有學問、有境界且有溫度的大文章。”

其中第二點，是我最為關切的。之所以故意刪去“不”和“只”字，變成了“兩耳聞窗外事，一心讀圣賢書”，原因是，在我看來，閱讀“圣賢書”，必須兼及“窗外事”，方才可能真正讀懂、讀通、讀透——既曉得歷史興衰，又理解風云變幻，在人生的升降起落時從容應對，并及時調整方向與策略。倘能如此保持生命的張力與韌性，那就不僅僅是“知識”，而屬于讀書人夢寐以求的“智慧”了。

不同國度、不同專業、不同世代的讀書人，如何面對時代難題，有各不相同的應答方式。像我這樣主要以“現代中國”為研究對象的人文學者，熟悉魯迅臨終的叮囑，曉得“無窮的遠方，無數的人們，都和我有關”，無論學問做到哪個層次，都不愿意完全放棄對“窗外事”的關切、洞察與表達。

2025年2月9日于京西圓明園花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