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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北京城內雖然名勝眾多，但多為禁宮御苑、寺廟庵觀。在近代公園開放以前，可供文人、士大夫游賞的風景地并不多，北城以什剎海、泡子河及東便門外的二閘為盛，外城則以陶然亭和萬柳堂聞名。今天的陶然亭公園，為明代黑窯廠，清初以來，成為北京城著名的游賞地，此處野塘積潦、鳧鷗戲水、蒹葭蕭瑟、林木幽翳，宛似江南，有濠濮間意。達官顯宦多在此構筑亭園，陸續有祝氏園、張氏園、刺梅園、風氏園等，現均已無存，且位置多失考。其中祝氏園不僅湮沒于故紙堆中，還被誤為祖園。近日讀《藤陰雜記》，對祝氏園的文獻記載的流變作一考述，借以懷想舊時風雅。

是祖園還是祝園

時下研究和介紹北京私家園林的圖書和文章，都會提到北京有兩處祖園，一在右安門外，一在先農壇西，即今天的陶然亭附近。梳理史料來源，均出自北京地方文獻中的重要典籍，如《光緒順天府志》《京城坊巷志稿》等。追尋輾轉引用的傳襲脈絡，源頭出自乾隆時期的戴璐著《藤陰雜記》。在其講述城南園邸時先后提到黑窯廠、黑龍潭、刺梅園、祖園時，他說：“陳其年《祖園》詩：‘誰割龍潭景，添成物外游？’徐憺園《飲禊祖園》詩：‘舊游農壇西，紫閣郁連畛。入門問丘壑，憑欄紆勝引。’似又一祖園，非右安門外祖氏園亭也。”

其實，只要翻一下陳維崧的《湖海樓詩集》和徐乾學的《憺園文集》就可以知道，這兩首詩的原題分別是《雪后陪益都夫子游祝園敬和原韻四首》和《飲禊祝園分得引字》。《藤陰雜記》抄錯了字，“祝”字抄成了“祖”字。“似又一祖園”的“似”字，含混又可愛地把錯誤遮掩了下去。

與《藤陰雜記》同時成書的《宸垣識略》顯然沒有受到這本書的影響，書中說“祝家園在先農壇西。左都御史祝氏別業，今無考。”但沒想到一百年后，《光緒順天府志》又出來“攪和”了一下，非說《宸垣識略》的作者杭州人吳長元說話有口音，強行解釋可能與發音有關，否定了《宸垣識略》的說法，“祖、祝音近，方言固易混淆，然準諸地望，參以舊聞，吳氏之言殊未足據。又右安門外亦有祖園。”官方出版的志書一錘定音，導致成書于其后的《京城坊巷志稿》《燕都叢考》《陶然亭公園志》等一路沿襲下去。

豐臺祖園自成一景

先說一下右安門外的祖園。祖園，又叫祖氏園、祖家莊、祖將軍園等，祖氏即指祖大壽，在今天右安門外的豐臺區玉林里。

順治十年（1653年），談遷為重修明代編年體史書《國榷》，進京走訪明降臣、皇室、宦官和公侯門客，搜集明朝逸聞并實地考察歷史遺跡，他在《北游錄》中記載：“午出右安門，度石橋，稻田菜畦，大似江南。西二里，故祖都督大壽園，池柳臺館，掩映籬落，亦江南杜曲矣。”

明末清初名將祖大壽投降清軍后，授漢軍正黃旗總兵。京城府邸在西城祖家街，又在右安門外營建別墅花園。早在順治四年（1647年），薛所蘊、劉正宗、白胤謙、成克鞏等一眾降清之臣就曾游祖園，當時還叫祖莊，白胤謙有詩《城南祖將軍莊邀薛師并劉憲石前輩成青壇高念東李吉津三年丈游飲三首》。

順治十三年（1656年）祖大壽卒于京后，祖園歸長子祖澤溥。祖澤溥繼續營建，懸“寄暢”匾。祖澤溥卒后，即埋葬于此。劉廷璣作《祖園》，詩序云：“春末夏初，攜酒游城南寄暢園。都城舊事也，主人即世，營兆于此。亭榭依然，羽麟尚在。”后在此地發掘出祖澤溥墓志銘，字跡漫漶，隱約可見數字：“公既老，為營城南別墅，扁曰寄暢。……臺池花木之勝，每春秋佳日，攜群從子侄觴詠其中。”

通常去祖園，多在春秋佳日，自右安門出城，從祖園到草橋，一路賞花。時人詩云：“出郭不數里，名園傍水涯。”“步出右安門，彌望皆水田。”“祖氏山莊水石奇，彌天萬柳綠幕垂。”

祖園是順治、康熙兩朝重要的京城士大夫觴詠雅集之所，時人從未將它與祝園混淆。這兩個園子王士禛都去過，亦均有詩。張廷玉的舅兄姚士塈也曾與親友相繼游二園，有詩句“昨向祖園游，今攜祝園杖。”

南城祝園靜僻一處

再說回祝園。祝園又被稱為祝氏園、祝家園、祝氏別墅、祝氏山莊。祝氏情況不詳，一說為明代祝姓御史，一說為巨商。筆者也傾向御史說，康熙初年還有稱其為“祝侍御園林”者。

祝園被《藤陰雜記》改頭換面成祖園后，祝氏園就被安排到了安定門西。《藤陰雜記》卷四載：“《西河詩話》：祝氏園在安定門西，關左祝御史別業也。”《西河詩話》作者毛奇齡是完全知道祝氏園在哪兒的，他不僅去過，還與此園有段軼事。時任戶部尚書梁清標曾有詞《桂枝香·祝家園》，曼殊愛歌唱之。曼殊是豐臺賣花翁之女張氏，是毛奇齡新納的小妾，小字阿錢，幼甚慧，能效百鳥音。新婚之夕，陳維崧更其名曼殊，取佛花之意。陳維崧就是開篇提到的寫“祝園詩”的本主。

《光緒順天府志》沿襲該錯誤，進一步錯寫成“祝家園在安定關西”。本來祝氏園就無處安放，這回直接給挪走了。《西河詩話》并沒有說過在“安定門西”這話，此處大概是“永定門西”的又一次誤寫。兩次抄錯字，祝氏園就這樣被消失了。

祝氏園在城南，先農壇西，黑龍潭東，這是確定無疑的。東距多少，沒有定數，還需要仔細探尋。大約康熙二十年（1681年），李澄中與陳維崧自黑龍潭游祝園，有“更過東鄰去”詩句，“鄰”字表示不遠且很近，與黑龍潭雖融為一景卻又分開，緊靠“城陰”而“自靜”。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九月，王頊齡同王九齡、史夔等游黑窯廠諸處，從慈悲庵向東到黑龍潭，從黑龍潭出來，王頊齡寫到“更與探幽去，前林有祝園。”爬梳清人詩詞，可知該園有長橋奕亭、崇石修竹、孤聳小閣、幽深回廊，書屋草堂等，位置大約在今陶然亭公園東南角“南屏晚眺亭”迤東。

祝園雅集風流粲然

康熙中期，尤其是康熙十九年至康熙二十八年（1680年至1689年）的十年間，祝園成為城南雅集的重要場所。常來此地者有清初詩壇泰山北斗的王士禛，有“一門三鼎甲”的徐乾學、徐秉義、徐元文，有一代名相、“幾近完人”的陳廷敬，其中尤其為明史館的“五十鴻博”所喜愛。康熙十八年，清廷詔征博學鴻儒，經考試取50人，稱為“五十鴻博”，俱著纂修明史，堪稱有清一代最為杰出的人才群體，“誠一代偉觀也”。

康熙十九年（1680年）春，王士禛招同施閏章、徐乾學、徐秉義、汪楫、汪懋麟、曹禾、毛奇齡祝園雅集。同年十月九日，以博學鴻儒為主體的明史館同人邀陪馮溥祝園賞雪。馮溥為博學鴻儒科閱卷官，其廣招門下士，以萬柳堂、祝氏園、善果寺、怡園為載體，舉辦了名目繁多的雅集唱和活動，成為文壇盛事。陳維崧的“誰割龍潭景，添成物外棲”就是寫于此時。

康熙二十年（1681年）春，考了25年終成進士的趙作舟招同人集祝園飲酒，作《晚春同人集祝園招客醉中作》。

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上巳日，徐乾學招集鄉試、會試落榜考生祝園修禊。同年秋，王士禛、王又旦、汪懋麟、陳廷敬、徐乾學飲集祝園，“賦詩飲酒相娛樂，命興化禹生貌五人像為一圖。”禹之鼎繪有《城南雅集圖》（又稱《五客話舊圖》）。

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上巳日，徐乾學、朱彝尊、徐元文、姜宸英祝園修禊，并有《上巳集南城祝氏園聯句》。開篇提到的徐乾學的“舊游農壇西，紫閣郁連畛”即作于此次。

康熙中后期，祝園逐漸荒蕪，曾經的游賞修禊之所，已逐漸淡出士大夫們的目光，取而代之的是康熙三十四年建成后來成為“都門勝地”的陶然亭。100多年后的嘉慶二十四年（1819年），新科狀元陳沆有詩“新居最近城南隅，祝園封園今則蕪。國初前輩風流殊，亭館頗分俸所余。”至此，祝園已蹤跡全無。

檢閱舊書，考據史料，辨析祝氏園的位置，猶如斷冤決獄，令人欲罷不能。更何況還能使在此地發生的舊日雅集重新納入今人的視野，為我們的憑吊提供想象的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