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運動的興起》是重寫大歷史計劃“五四與新文化運動系列”中的第一部，主要描述新文化運動的興起與演進，旨在講清被諸多后起認知遮蔽的新文化運動本身的歷史事實。

受五四運動影響而興起的新文化運動，從之前的思想啟蒙演進到社會化的文化運動，引起《新青年》內部的分裂，胡適等骨干成員對群眾性的社會運動抱有疑慮，陳獨秀和李大釗則積極響應并投身其中，并最終影響進步青年逐漸轉向政治革命。

尚未出版的第二部主要描寫“新文化運動的下限、后續以及歷史敘述的形成”，旨在說明新文化運動的后來敘述與認知形成的歷史。兩部書的重心雖有不同，但厘清新文化運動的事實與認知的復雜關系，將事實與認知放置于時序與邏輯相符的本來位置，呈現新文化運動整體真相的理路則無二致。兩部書依照原有的時空順序將新文化運動的歷史與歷史上的新文化運動合為一體，構成比較完整的新文化運動史。

史學研究，首重時、地、人三要素。看似簡單，其實不易。現在通行的新文化運動的歷史敘述，在涉及新文化運動發生演變的時、地、人三者時，都不無錯位與不盡不實之處。《新文化運動的興起》從新文化運動的發端入手，將文本及其承載的史事復歸時、地、人的本位，成為理解新文化運動整體的關鍵突破。

其一，時。既往關于新文化運動的歷史敘述，多以《新青年》為發端和動因，又因《新青年》本身涉及《青年雜志》的創刊與改名、《新青年》北遷及五四運動的爆發，形成1915年、1917年、1919年的發端諸說。事實上在五四運動之前，時人并無“新文化運動”這一集合概念。五四風潮稍退后，國民黨人緊接著創辦《星期評論》和《建設》，試圖解決將五四運動引向何方的問題。正是在這兩份雜志上，國民黨人士率先提出了“新文化運動”的概念。

其二，地。新文化運動與《新青年》關系的誤判，導致一般以北京大學為新文化運動的中心。事實上，新文化運動最初的主場是在以江蘇教育會為樞紐的東南一帶。與此對照，由于陳獨秀被捕、胡適態度保留，主辦《新青年》的北大教授群體對于新文化運動較為疏離，參與三方共謀的北大代校長蔣夢麟實為江蘇教育會的代理人。陳獨秀出獄后，敏銳把握到新文化運動的巨大潛力，迅速加入新文化運動的行列，很快升華為運動巨子，其活動場所也主要是在上海。

其三，人。通行認識中，北大《新青年》群體是新文化運動的主要發動者。事實上，新文化運動是在五四運動之后，由國民黨、江蘇教育會聯手發動，以延續五四運動反對段祺瑞和安福系的未竟事業，用文化運動的形式推動國民革命的社會運動。蔡元培、蔣夢麟、江蘇教育會及國民黨方面雖與陳獨秀、胡適關系不錯，但在推動新文化運動事業上卻并無溝通聯系。《新青年》同人，除陳獨秀、李大釗先后予以呼應鼓吹外，胡適明確表示不贊成，甚至認為使得新思潮運動變質。與北大多有淵源的少年中國學會，則構成從《新青年》前期的新思潮轉向五四后社會性文化運動的重要一環。

桑兵先生重視事實與認識的區分，既考究新文化運動的發生演變，又把握后來敘述的形成及本意，揭示歷史敘述之所以如此的要因。兩者一體推進，各安位置，重建歷史敘事。

《新文化運動的興起》清晰地指出，造成新文化運動事實混淆不清的重要癥結，在于將五四前的新文學與新思潮、五四運動、新文化運動三者混為一談。之所以混為一談，則緣于三者本具有相互聯系的遞進關系，且各有不同的重心、訴求與特征。

總體而言，“新文化運動思想上的確受《新青年》的影響，并將新思潮擴展到全國和社會各界，輿論又奉《新青年》同人為新文化運動的領袖，‘五四運動→新文化運動’的歷史順序，變成‘新文化運動→五四運動’的倒置敘述，從而掩蓋了《新青年》內部分歧所體現的近代中國兩種不同趨新取徑的矛盾沖突”。歷史上的新文化運動與新文化運動的歷史敘述因此出現混淆。

以事實而論，后來的敘述與歷史的發生一樣，同為歷史的重要組成部分。相對前一時序的歷史事實為敘述，轉入后一時序中，便化為后一敘述中的歷史事實。關鍵在于，厘清事實與時序的對應，知其演變的路徑，疏證各層演變之所以然，既把握史事演進的時序脈絡，又分清后來敘述與歷史事實的重合與分別。

《新文化運動的興起》一書在區分新文化運動的歷史與歷史上的新文化運動的基礎上，恰當定位，以考鏡源流的辦法，重建基本史實，剝去原先遮蓋于歷史事實之上的認識迷霧，并將之返還到歷史應有的脈絡中，以勾勒來龍去脈的方式，再現新文化運動歷史與邏輯相符的進程——“按照歷史進程，新思潮（包括新文藝、新文學等）激發了五四運動，學生的愛國運動催生新文化運動，而以文化為形式的社會運動推動政治革命。按照邏輯順序，則是思想啟蒙導致社會運動，社會事業受限，再進而轉向奪取政權以改造社會的政治運動”。相關事實的重現，為進一步貫通與此關聯的近代歷史整體脈絡打開了廣闊空間。

扼要而言，《新文化運動的興起》提升了對新文化運動全過程與各層面的認識，其價值與意義主要體現為：其一，從新文化運動發端時的時代議題出發，厘清五四前的新思潮、五四運動、新文化運動的聯系與區別，澄清被后來敘述遮蓋多年的新文化運動的基本事實；其二，在澄清事實與認識的基礎上，將后來者認識的紊亂與當事人因理念錯雜而導致的困惑相區別，確定時、地、人的恰當位置，再現新文化運動的整體脈絡，重建敘事；其三，以回復時人真議題的方式，超越后來分科與后設議題的局限，示范將近代史研究由粗放上升為精耕細作的治學法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