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葛曉音先生在給錢志熙博士論文《魏晉詩歌藝術原論》作序時，談到了自己對于學術研究范式的一些看法：“大體說來，凡是先確立了理論框架和主要思路的研究模式，都會遇到一個難以克服的障礙，這就是思維單調和直線化的問題。……如果研究的出發點或理論原則定得太高，主要觀點一插到底，就更是如此。因為研究對象是立體的、不規則的，每種研究的視角都能發現一些接近事物本質的東西，而不能顧及全面。即使鍥入深層，找出許多問題的內在聯系，也很難都擰到一條主線上。”說實話，葛曉音先生對這種愈趨理性化的“新派研究”是持一定的保留意見的。

的確，理性思辨是一種因果性思維，它憑借諸多概念、范疇、命題展開一種邏輯的推衍，所凸顯的是事物之間的因果關系。問題在于，文學研究的對象是“立體的、不規則的”，或者如錢鍾書所說，“文學如天童舍利，五色無定，隨人見性”，因此，葛曉音先生認為，因果性思維的單調和直線化只能“發現一些接近事物本質的東西，而不能顧及全面”，而且，“深思也會帶來言不盡意的問題”，使語言文字的表達難以跟上思路的發展，論述便難免顯得空泛和一般化。事實上，因果關系是機械的、外在的關系，只是事物諸多關系的可能形式之一。在因果關系之外，事物還有各種內在的聯系，有詩意或魔力的世界關系，它意味著人與物由一種深刻的共情聯結在一起。邏輯的、線性的方式是無法表現這種非線性存在的。因此，錢鍾書先生在《讀〈拉奧孔〉》一文引述格利爾巴澤（F.Grillparzer）的話說：“邏輯不配裁判文藝。”

那么，如何克服這種“邏輯的障礙”呢？葛曉音先生提醒我們，必須對以演繹和推論為主要特征的“新派研究”保持警惕，也就是保持一種必要的距離。葛曉音先生注意到，“從三十年代過來的許多學者都受過新理論和新方法的熏陶，但始終沒有忘記作為研究客體的文學具有給人藝術感受的性質”，他們的文學研究往往能將“感性和理性這兩種特質完美地統一起來”，而“使深曲的思緒了然于心，了然于口與手”。這無疑提示了一條克服“邏輯的障礙”的路徑。

近日讀到黃藥眠先生的《關于當前文藝理論問題的幾點意見》（1980）一文，其中談道：“現在的批評文章，有些是不夠過細的。有些文體則寫得很是枯燥，作者不愛讀這類文章，讀者也不愛讀這類文章，只有我們的同行，愛讀這類文章。假如只有同行愛讀，這就有點可悲了。文學批評最好能變成批評文學，有風格和華采。……我記得艾青就曾以警句的形式來論詩，這很好嘛！讓更多的文藝理論家、批評家也都成為詩人吧！”這令我驚喜不已。黃藥眠先生正是“從三十年代過來的”學者之一，他的這段文字正可與葛曉音先生的文字作互文性讀解。

依據上下文語境可知，“批評文章”包括文藝理論家、文學批評家的文章。黃藥眠先生批評當時的批評文章“不夠過細”，主要是因為它們沒有關注具體的現實問題，沒有結合具體的文學創作實踐，沒有聯系具體的文學作品，沒有落實到具體的作品分析。概言之，它們沒有黃藥眠先生所倡導的“具體的思維”，只是一味地搬弄術語進行邏輯的推理、演繹。我們知道，思維是對思想的把握，思想則是話語所呈現的意義。由于“具體的思維”的缺席，那些“批評文章”只能產生抽象、晦澀的思想，并呈現為單調、枯燥的文體。他們用“行話”來寫作。對于未經學術訓練的一般讀者而言，這些“行話”無異于“黑話”，讀起來味同嚼蠟，而只有“同行”才“愛讀”這種文章。其實，“具體的思維”的匱乏，加上局限于專業術語共同體，極易導致我們的文藝理論、文學批評言不及物，淪為一種“語言的空轉”，其所產生的文化效應、社會效應亦微乎其微。因此，黃藥眠先生說：“假如只有同行愛讀，這就有點可悲了。”

怎樣打破這種局面？黃藥眠先生呼吁：“讓更多的文藝理論家、批評家也都成為詩人”，“用詩的形式來論詩”，“以警句的形式來論詩”，使“文學批評最好能變成批評文學”。顯而易見，黃藥眠先生強調了詩性思維或隱喻思維在學術寫作中的重要性，并提出了述學文體的創造問題。在這方面，葛曉音先生與黃藥眠先生的觀點可以說是基本一致的。

時至今日，黃藥眠、葛曉音當年所指出的問題似乎被人遺忘了。當下不少學者普遍缺乏一種語言意識、文體意識，諸多學術論著千篇一律、千人一面，無論男女老少都長一個樣。坦率地說，不少論著“以艱深文其淺陋”，不僅一般讀者不愛讀，就連同行都不愛讀！為什么會這樣呢？在我看來，很多的文藝理論家、文學批評家未曾真正經受“語言的轉向”的洗禮，未能立足于漢語的主體性，從世界存在的角度看待問題，“在語言之中”寫作，“在漢語中出生入死”。他們的語言觀念基本停留在語言工具論的層面，沒有意識到你“怎么寫”決定了你“寫什么”，而“在語言之外”寫作，即將語言理解為表達某個觀點、思想的工具或載體。多數人只是“約定俗成”地寫作，沒有認識到學術研究是一門藝術，是一種個性化的事業。實際上，文體的基礎是語言，創造思想的同時也創造著語言；學者之述學與作家之創作是相通的，一部理論或批評著作亦可寫成一部具有文學性的作品。用黃藥眠先生的話說，“文學批評”可以變成“批評文學”。也就是說，理論文章也可以是“文學”的，并形成與學術思想相匹配的文體風格。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文學評論》編審、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