納博科夫在《俄羅斯文學講稿》中寫道：“如果人們試圖說明一個作者即便不使用華美生動的辭藻，不特別在意句子的曲線矯飾之美，仍可以成為一個完美的藝術家，那么契訶夫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對短篇小說文體韌性堅守已40年有余的作家劉慶邦，其小說簡約寫實的文風和溫情悲憫的底色，以及接近經典的創(chuàng)作態(tài)勢，曾被譽為“當代擅寫底層生活的中國的契訶夫”，這并不是簡單的夸飾。不過，劉慶邦的小說吹響的是中國民間的生命嗩吶，燭照的是普通民眾的人生罅隙。鄉(xiāng)土，始終是他的精神原鄉(xiāng)。劉慶邦曾將自己的小說劃分為氤氳理想情調的“柔美小說”與飽含批判鋒芒的“酷烈小說”。他最新推出的小說集《掛在墻上的弦子》收錄的9篇中短篇小說，無疑屬于前者。

承續(xù)世情韻味 以詩意筆觸寫鄉(xiāng)土生活

劉慶邦曾坦言，柔美小說情感偏柔軟，用的是月光匝地的語言，營造的是詩意化的氛圍。但這種劃分并不是機械單一或涇渭分明的，劉慶邦的小說創(chuàng)作往往能將批判寫實與浪漫抒情兩種鄉(xiāng)土敘事傳統實現糅合與內化，酷烈的氛圍中也能浸透出人性中美與善的聲息，如早年的代表作《神木》；柔美的格調亦能容納殘酷的現實和暴烈的人性，如新小說集中的《一條被子》和《表哥》。《一條被子》寫的是20世紀60年代的饑荒，“毛叔”因饑寒交迫暈倒路邊，被送去衛(wèi)生院，因為一念之差，拿走了一條被子，被發(fā)現后眾叛親離，最終毫無尊嚴地死去。《表哥》里心高氣傲的“表哥”和同校女老師的私情因懷孕而敗露，女老師飽受非議，生下孩子后自殺身亡，“表哥”一生郁郁寡歡，難以釋懷。在溫和懷舊的敘事氛圍里，呈現道德與人性的矛盾，以一種超然的筆調彰顯特殊歷史環(huán)境中的豐富與復雜。

劉慶邦的小說承續(xù)著中國世情小說的韻味，描摹刻畫出以豫東鄉(xiāng)村為代表的農村生活、民間情趣與世故人情，展現了中國鄉(xiāng)村在城鎮(zhèn)化進程中的驟變與守常，農民境遇的變動和人心的堅守。如《掛在墻上的弦子》里的曲胡藝人潘明華為了生計，隨著打工潮，放下了心心念念的弦子，去城里做民工。妻子高新月極其迷戀丈夫拉奏的弦樂，如今卻只能睹物思人，期盼愛人回家，然而，最終卻發(fā)現愛人的手竟因工受傷。《終于等來了一封信》里，剛剛訂下婚約的張東良就前往外地打工，將未婚妻方喜明留在了老家。作家“貼著人物寫”，寫出了女主人公內心深處的悸動、思念與嬌羞。而這種念想是伴隨著人物的生活流程來寫的，裹挾在翻紅薯秧、打高粱葉等勞作中，還將城鎮(zhèn)化過程中農民生產方式的轉變糅合進人物關系的描寫：“那個人還在家的時候，雖說他們兩個不在一個村莊，但那個人所做的很多事情方喜明都想象得到，知道他怎樣戴著草帽鋤地，怎樣揮舞著鐮刀割麥……那個人去到一個陌生的地方，方喜明的想象沒有了依據，無從想起，就什么都不知道了。這樣一來，他們兩個不僅從地理和空間上拉開了距離，從心理和想象上似乎也拉開了距離，真讓人發(fā)愁！”其筆下的深情細膩溫潤，令人動容。

泛鄉(xiāng)土場域是小說中的獨特風景

除了描畫鄉(xiāng)村的風物與習俗，洞察農民的悲歡離合，劉慶邦的目光一直延展到泛鄉(xiāng)土場域，深入到地表以下，即礦區(qū)。礦區(qū)是劉慶邦早年工作的地方，也是劉慶邦重要的書寫場域。在礦區(qū)這一介于鄉(xiāng)土與城鎮(zhèn)之間的特殊地域，劉慶邦寫出了最為沉重的惡意與最富溫情的人性。煤礦是死氣沉沉的黑色，是命懸一線的生死場，然而這種無邊無盡的黑暗，又被五彩斑斕與生機勃勃的世界所包裹。《花籃》里透過礦工楊師傅的眼觀望礦區(qū)周邊的景色，“煤礦大都在農村的懷抱里，出了煤礦就是田野、農舍，就是青山、綠水。如果說煤礦是一個黑色的世界，走出煤礦就到了多彩的世界”。作家洋洋灑灑地描繪黃橙紅紫的樹葉，寫棗樹和柿樹，寫楊師傅摘了酸棗，總會找一處石頭坐一會兒，聽蟲鳴，想心事，并由昆蟲生命的短暫與態(tài)度的從容聯想到人生。楊師傅在礦上工作了大半輩子，對礦有了感情，對生活很是滿足。這種寓情于景的寫法，從外部動作靠近人物內在隱藏的思緒，形成一種較為靜止平和的生活面。事實上，風波即將到來。《花籃》的前半部分，寫楊師傅對宋師傅的救命之恩，寫兩人情同手足，寫楊師傅在眾工友的幫助下撿炮線、編花籃，花籃最終送給了宋師傅的女兒。故事的后半段，楊師傅與宋師傅夫妻的秘密被暴露。雖是楊師傅為宋家留下了一兒一女，但楊宋兩家的情誼卻終生未變。《花籃》里，既有樸實溫煦的人情，也有丑惡不堪的面孔與深不可測的人性。但在時間的盡頭，人性中溫暖明亮的光澤覆蓋住了灰暗的千瘡百孔。

秉持寫實精神 透出平凡生命的本真狀態(tài)

劉慶邦的寫作是傳統的面相，他始終秉持寫實的創(chuàng)作精神。他的小說讀來平實貼切，透出平凡生命的本真狀態(tài)，平靜的敘述中暗藏玄機，在切實的表達里又有出其不意的獨到之處。中國古典小說里特殊的修辭形態(tài)——“虛擬的說書情境”總能在劉慶邦的小說中尋蹤覓跡。劉慶邦擅長鋪陳，對于器物的描寫刻畫細致。如《掛在墻上的弦子》中對于弦子的種類和部件如數家珍，《蛙牛大了》里對蛤蟆的類別也解釋詳盡。在故事關節(jié)處冷不防冒出的套語，“任何好花都不會常開，任何好景也有它的階段性”（《蛙牛大了》）；“季節(jié)有春夏秋冬，月亮有陰晴圓缺，樹木有葉綠葉黃，百花有花開花落，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事”（《花籃》），也讓人仿佛夢回古代說書現場。《非常名》《蛙牛大了》里為名氣、為錢財最終落下的荒誕，《睡覺》里對普通人欲望的書寫……種種世俗風情、眾聲喧嘩都被寫得活色生香，有聲有色。

誠然，如今早已失去書場傳統與說書語境，現代小說似乎也在敘事和哲思的結合中走得更遠。但從《一條被子》里熱情四溢的敘述者——同鄉(xiāng)大姐說故事的聲口，我們能感受到說書藝術興起之處——市井所具有的粗野而充沛的活力。正如作者所描摹的那般：“大姐有一句口頭語：你說這，那我知道。她這也知道，那也知道，好像無所不知，無所不曉。大姐所謂的‘那我知道’，絕不是一句虛妄的話，她是真知道，講的事情不是親歷，就是親見，親聞，講得真鼻子真眼。而且，她一開口就有故事，有細節(jié)，由不得你不張著耳朵眼子聽，聽了不能不信服。”這既是小說中講故事的大姐，亦是創(chuàng)造藝術幻覺的作家本人。他摘取生命的種種樣態(tài)，娓娓道來，道個中曲折，語其中真意，讀者的心隨之牽動。可以說，小說集《掛在墻上的弦子》中的九個故事，構建起九種不同的人間光景，流淌著豐饒的人情，折射出古典的光暈。

（作者系湖南師范大學文學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