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一千里色中秋月，十萬軍聲半夜潮”（唐·趙嘏《錢塘》），誰敢在這樣的錢塘江上搭橋鎖浪，憑欄而眺，任無數白鬃烈馬橋下奔騰，敢自面向遙遠，高亢豪歌？

正是我們中國人。茅以升和他志同道合的同仁，第一次修建了錢塘江大橋這座當時中國最大的公路鐵路兩用橋。

然而，所有的豪邁、燦爛、輝煌，皆源于背后的困惑、痛苦、掙扎……浙江話劇團全力精心制作，將《錢塘浩歌》（陳國峰、胡瀚尹編劇，李伯男導演）這幅以近百年前苦澀的淚水、悲壯的熱血、火辣的汗水為濃烈顏料的大潑墨歷史畫面，呈現在當今的話劇舞臺上。

賞戲妙處見“茅曾”

沒有觀眾就沒有戲劇，寫戲、導戲、做戲就是為了觀眾看的。觀眾看什么？黑格爾說過，“藝術最重要的一方面從來就是尋找引人入勝的情境，就是尋找可以顯現心靈方面的深刻而重要的旨趣和真正的意蘊的那種情境”（見其《美學》）。而構成這樣情境的要素之一，就是“特定的人物關系”。這里所謂“特定的”，是指影響命運走向與關聯的“關系”。全劇的開場就是茅以升與曾養甫“特定關系”的建立與發展、變化，從而煉制出觀眾渴望看到的“引人入勝”的情境，顯現心靈“深刻而重要的旨趣”和“真正的意蘊”。不是嗎？請看：

在曾家花園般的院墻內，奉邀從千里之外趕來，磋商建橋大事的茅以升，無比驚訝地看到了曾養甫廳長大人的“官威”，眾人苦苦排隊等候接見，竟被秘書巧妙地一一推出。但是“見面禮”，例如，明前特制新茶、金貴無比的“哈瓦那”雪茄，卻照單全收。對此，茅以升的蹙眉擰目已經預示了他與曾養甫“特定關系”的前景，烏云覆蓋，滾雷隱隱。然而，令人不能不狐疑的，是這位藏身于幕后的廳長大人，卻連連下出了三步出人意料的“妙棋”：第一步，且等求見的眾人被一一“推出”之后，他才以一副病懨懨的神態，披著“帶病工作”的“勤勉牌”睡衣，笑容可掬地出現在茅以升的眼前，令人無法指斥；第二，對茅博士的學術成就“了如指掌”，給人以知人知心知己的親切感（同時由秘書做搭檔，說那些收受的精制明前茶和金貴雪茄是為了籌款，轉送給匯豐銀行襄理的）；第三，以有憂、有愁、有急的“三有”，不合邏輯地頂替建橋無批文、無資金、無工程隊伍的“三無”，令人體恤其為抗日救亡而急切建橋的一片苦情、深情、真情……至于話語的機鋒相對，陡然間轉為了肝膽相照，那是中國知識分子的善良、純真、玉壺冰心，茅以升仿佛被這樣“世事洞明皆學問，人情練達即文章”之人的口吐蓮花、珠圓玉潤所“征服”。

茅以升與曾養甫的戲劇性關系是全劇非常重要的人物關系，甚至決定著全劇行動主線的走向。由于特定的時代環境與歷史地位的客觀因素，編導選擇了二人關系的獨特模式——茅以升以自己的耿直、正直、坦直，每次都在沖撞著曾養甫的官僚作風，而曾養甫每次又都能或巧妙、或慨然、或大義地“說服”這位有志于“為天地立心”的“書生”。譬如，當茅以升指責曾養甫“欺騙政府”“官商勾結”時，他卻以嬉皮笑臉來搪塞：“哈哈哈，唐臣（茅以升的字）兄啊，顧不了那么許多啦……眼下能拿到批文和真金白銀，才是王道啊……”甚至于，他還似乎站在了更高的境界，以更大度的胸襟撫慰茅以升：“唐臣兄啊，委屈就委屈點兒吧，你委屈，我也委屈，建勛也委屈，嫂夫人也委屈……為了建大橋，我們每個人都要承受這個委屈，這是我們使命啊！”如此左右逢源，讓那刻苦讀書、鉆研學問，一心救國的茅博士哪里識辨得真偽？話又說回來，在那樣的時代、那樣的亂世，曾養甫作為建設廳廳長，作為錢塘江橋工委員會首任主任，在建設錢塘大橋的目標上，他與茅以升是一致的。這可以用他確實為建橋而出力來作證。但是，這又是怎樣不同的兩個人啊，作品逼真而深刻地描繪了那個時代，刻畫了人物內心情感的復雜性、豐富性與內心活動的多樣性、多發性。請看茅以升與曾養甫特定人物關系的戲劇性變化，以及由此塑造出的兩個完全不同的人物性格——

劇中，在建橋四年的過程中，二人經歷了幾次分合之后，茅以升終于知道了，曾養甫之所以不為日寇飛機轟炸即將建成的錢塘大橋這樣的巨大危機所動，竟然是，作為國民政府要員的他，也列在要員紛紛“南逃”的計劃之中，他就要到廣州去“榮任”市長了。二人的戲劇性關系到此發展到了激化、逆轉的關鍵時刻。一向以默認對方“有理”做結局的茅以升，此時再也按捺不住內心的怒火，以愛國愛民的正義力量，毫無顧忌地沖擊這位政府大員的心靈暗處：“為什么你能在大橋面對國仇家恨、敵軍炮火（轟擊）的最艱難之時，在我們最需要上下齊心、凝心聚力之際，甩手走人，絕裾而去？看來從始至終，都是我誤會了，大橋對你來說，不過是為官牟利的工具，是你個人仕途里一塊無足輕重的墊腳石。”這是何等的犀利，何等的尖銳，何等的無情？而曾養甫面對如此尖銳的指責，不敢有半點詭辯，只能承認：“是我巧言令色、半哄半騙地拉著你來杭州，此乃‘一歉’；是我臨陣脫逃，此乃‘一愧’”；而大橋未建成就南逃，“是我此生遺憾，此乃‘一嘆’”。最后，曾養甫不得不深含敬意地說：“我曾養甫，以同學、同仁、同胞之情，將大橋，鄭重地拜托給你了！”

到此，我們可以深一步挖掘——

茅以升的內心蘊含著強大的力量。少年時代他親眼看見，家鄉的文德石橋突然坍塌，不少鄉親亡命于橋下水中。自此，“我心里種下了一個想法，以后一定得學造橋，造一座最牢固的大橋。現在，我終于造成了這座橋，錢塘江大橋啊！”正是這種“為生民立命”的質樸志向，使他用文弱雙肩扛起來第一個由中國人建造鋼鐵大橋的歷史使命。正是林則徐“茍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的生命信條，使得茅以升把自己單薄的身軀變成了隱形的筏式橋基，讓每個橋墩“端起”了利矛，直刺日夜撲來的洶涌激浪，大大減弱了惡滔的沖擊，保護著巨大的橋墩和橋身。即便是后來，為了抵抗日寇的瘋狂進攻，不得不把竣工不足3個月的大橋炸毀，那正是為了大橋永恒的歷史使命——由此及彼的過渡，讓我們的祖國從貧弱走向強大，從落后走向先進，從破碎走向錦繡，因為，橋就是引向遙遠，引向光明，引向美好！

難道這僅僅是兩個人物形象特定關系的戲劇性表現嗎？假如我們再做進一步深思，以他倆所處的歷史進程演變過程為判斷基準，茅以升的愛國為民，既是悠悠的優良傳統，也是抗戰時代的需求，猶如滔滔東去的大江洪波，日夜不息、歲歲不停。

錢塘江大橋，歷史的風云把它造就成了一支時代浩歌的指揮棒，讓那“十萬軍聲半夜潮”的交響樂章更加輝煌。

磨戲要害亦“茅曾”

話劇《錢塘浩歌》像其他剛剛完成的作品一樣，在臺上長短自現，值得認真推敲。其要害，也在茅以升與曾養甫這對很重要的人物關系上。其一，二人的每次爭論，貌似是曾養甫得手，其實，最后都是茅以升堅守原則的勝利。例如，曾養甫對“三無”的辯解，那不過是巧舌如簧，但如此詭辯正是曾養甫的性格特征，最終還是得落實茅以升的“三有”，才能邁出建橋第一步，花言巧語是糊弄不了茅以升的。這一點應該表現出來，否則會產生印象錯位：誰是主角？其二，茅以升創造的“沉箱法”必須得到工人的理解和支持，最終由工程科技人員與工人們合作完成。因此，劇中應該注重并建立茅以升與技術工人們的命運關系（而不僅僅是工作關系），才會使主人公形象益發厚重。其三，第4場，虛構茅以升、工程師羅英與工人們一同進入沉箱試驗，這是有可能性的，特別是此前有工人犧牲，茅以升無比痛心。但同時，又虛構了曾養甫也隨之進入沉箱，就不是很可信了，與人物的性格邏輯不符。

當然，不容否認，曾養甫形象的塑造是《錢塘浩歌》的創作探索之一，在當時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歷史背景下，這個人物形象的出現是合理的，也是有根據的，具有那個時代的色彩，但是，尺度的拿捏需要大大斟酌。

（作者系劇作家、戲劇評論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