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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紀以來的三部長篇小說《你在高原》（2010）、《應物兄》（2018）、《北流》（2022）表明，知識分子寫作不僅代表了當代文學的思想高度，而且其思考及藝術特點也顯露出某種流變。與同時代小說比較，這三部長篇小說的主要人物都是高度自省的個體知識人，但它們在知識人的形象、社會批判方式以及小說詩學等方面的差異性之大，明顯豐富了傳統的知識分子寫作。將這三部當代小說長卷放在一起，人們會意識到，產生于21世紀前20年的長篇小說之文學坐標已明顯移動，這變動圍繞著當代中國知識人的主體形象、小說詩學觀念的多樣性而展開，透露出社會語境的時過境遷。

本文以知識人形象及其詩學觀念為核心來考量這三部小說的知識分子寫作，認為《你在高原》《應物兄》《北流》構成了當代中國知識分子寫作的三種路徑：從人文知識/真理的守護者、諷喻者到實踐者的啟蒙主體、諷喻主體、邊緣主體的知識人形象改變，以及百科全書式長篇小說的人文主義、后現代、地方性轉喻詩學的多元藝術追求。

一、知識分子的啟蒙、反諷與邊緣主體

從現代社會角色和功能來看，知識分子意味著現代社會的知識權威、道德權威和批判精神。薩義德強調知識分子的相對獨立，他“把知識分子刻畫成流亡者和邊緣人，業余者，對權勢說真話的人”[1]。薩義德等左翼思想家尤其關注知識人與社會的對抗性關系或者說知識人的啟蒙精神，知識人在現代社會應承擔批判職責，維護正義良知。知識分子寫作的核心即是現代知識人。從知識人的角度考察《你在高原》《應物兄》《北流》，筆者發現這三部長篇塑造的當代中國知識人形象遠比薩義德所言更為多樣和復雜，呈現出三種不同的知識人形象或者三種合法性路徑，即啟蒙、反諷和邊緣性。

對知識分子精神來源與困境的思考貫穿張煒的所有文本，他的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作品在這個視域下，呈現出一個現代啟蒙知識分子的形象和關切。《你在高原》的巨幅畫卷和駁雜文體在當代長篇小說中非常突出，也當之無愧是張煒最具代表性的知識分子寫作。《你在高原》從檢視寧伽家族與革命的復雜關系出發，詳述了寧伽一家在半島的山林平原灘涂上的遭遇、發現和見聞，這部中年之書也是一個抗爭的知識人在盡其所能地尋找一切精神資源、精神安慰和支撐力量。《你在高原》從歷史傳說、社會現實、民間藝術中，描繪的是啟蒙知識人的抗爭史與心靈史，不從這個抵抗的角度，就很難發現張煒知識分子寫作的真正底色：家族的革命激情、悲劇命運，歷史傳說中的徐福東渡（逃亡）故事，民間藝術所呈現的自由和生命力，所有侵害人民、大地的歷史暴行，以及寧珂、寧伽和他們的親人朋友們的遭遇，都是知識分子敘事的多重合奏。

從知識人形象來看，《你在高原》十卷本的主人公寧伽及其朋友們是一群追求精神純潔性的知識分子。面對充滿了善惡、真假的現實世界，寧伽和他的朋友們如紀及、呂擎、淳于甘陽等，將自己放逐在主流意識形態體制之外，堅持獨立、叛逆的啟蒙精神立場，他們辦葡萄園、編雜志、釀酒，在大地上流浪、逃離，他們的存在說明，有著強大人格力量的知識分子才能克服外界的邪惡、誘惑和墮落，或者說他們的存在本身就是精神高原。張煒繼承了19世紀現實主義文學、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傳統儒道文化的精神源流，其小說中的知識分子有著強大的內在道德自律，比如說要把心弦擰緊，每時每刻對道德立場警醒堅守。但這并不能得出結論說，作家的道德理想過于脫離當下社會現實和大眾，屬于前現代世界。張煒筆下的知識主體、他所依戀的野地以及他無數次的傾訴、辯駁、認定，如果抽象為對某種道德理念的闡發，就幾乎把作家的寫作當作是一種枯燥的道德宣言，而漠視了小說里豐富的個人情感維度，后者的真摯動人不僅讓讀者印象深刻，也是知識人的個人倫理實踐。在張煒筆下，知識分子代表了人民的所思所想，他的堅守因此意義重大，他是在保護土地和人民的根基，他們是一個倫理共同體；同時，這種關聯也意味著每時每刻的熱愛和自省，以情感的熱烈與純粹來袒露知識人的倫理立場。正如自然萬物和人的生命天然應和，知識人的一切作為也鐫刻下與人民、大地的連接或偏離。《你在高原》的“你”并不是小說中的任何人物，而是一個時刻在召喚人們的作為的未來與希望的啟蒙主體，知識人一生的踐行最終是與“你”融合。這種融合在中國傳統士人文化中源遠流長，作為四民之首的“士”，正是憑借從民而來并為民請命的倫理責任，才能夠在兩千年來自覺維護與賡續中華道統，并對歷代統治者起到監督作用。正如錢穆所說，“中國的知識對象與理想生活，很早便集中到人文整體之共同目標上”[2]。張煒對知識人啟蒙身份的堅持，來自對傳統士人的人文主義精神的自覺承繼。

如果說《你在高原》是啟蒙知識分子對道德高地的辨識堅守，那么《應物兄》描摹的就是理想主義失敗后失去道德高地的當代知識人。《應物兄》的知識人應物兄，是一個處于中外、古今文化交叉點上的反諷知識人，與“應物”的標簽相反，“應物兄”的腹語型沉默凸顯的是一個與社會現實錯位的個體知識人的反諷形象：一個外表沉默內心饒舌的現代知識分子，致力于對傳統儒家文化的研究與傳播，而這一學術理想下的儒學研究院最終成為徹頭徹尾的權力與資本活動場所。以“應物兄”為中生代，小說寫了三代知識分子的際遇與情感，用小說人物蕓娘的話來說是意欲為當代知識分子的生命做注腳。這三代知識人有學界權威如程濟世、喬木、姚鼐、何為、雙林，也有真正的有識之士、高貴的思想者如文德能、蕓娘、張子房、小顏，更有大量投身權力于與資本活動的知識人如季宗慈、董松齡、吳鎮、易藝藝等，應物兄這一代“八十年代之子”既耳濡目染高貴者的言語行跡，又不得不奔走于權力與資本籌劃的各類活動中，這種分裂極有可能陷入郟象愚式的精神危機，能保持應物兄式有原則的參與和腹語型旁觀已屬難得。總體來說，小說中的知識分子們就是當代社會的眾生相，絕大多數都在為權力與資本效力的路上摩肩接踵。

李洱之前的中短篇小說大多從婚姻家庭及私人關系角度，表現知識分子私人生活的脆弱與茍且，如《午后的詩學》《葬禮》《喑啞的聲音》《朋友之妻》等，在《應物兄》高度自律的知識人“應物兄”身上，焦點顯然轉移到公共空間，但這種“應物”顯然也限制了知識人，不僅使其身陷名利場，而且直面知識人的扭曲、幫閑化與知識的瑣屑、無聊化。如果說現代性是啟蒙時代的社會合法性工程，那么后現代主義就是后理想主義社會的合法化途徑。《應物兄》顯然從社會語境、人物形象、寫作策略上都受到了后現代主義的影響，小說全景式地展現了權力與資本配置下的知識人及其文化場域。《應物兄》看似以孔子的道德主體為鏡像，實際上是以去道德化的當代知識人形象使這部小說處于《你在高原》知識人的對立面。這并不是說《應物兄》不具備現實批判性，而是說這部小說以反諷主義者的知識人及其遭遇，曲折地透視整個知識分子圈及其相關社會景深中的潰爛與墮落。小說一開始就說明，由于知識人的公共空間有限，因此應物兄的真正言說被壓縮進私人領域，成了滔滔不絕的敘述人聲音。作為話語主體的應物兄，他的欲望、思想、言語全是悖反關系，所思非所言，所言非所欲，所欲非所愿，精確地展現了一個后現代知識主體的悖反性存在。但又不同于后現代主體對于理性及其權力機制的顛覆性反思，應物兄擁有一個清醒而多嘴的內在自我，可以說在后現代主體中嵌套了一個真正知識人。穿了后現代外套的當代中國知識分子，可以游刃于對權貴的虛與委蛇和對蕓娘、文德能等高貴思想者的真情流露之間。從內在自我的角度來看，《應物兄》的知識人形象依然重復了李洱之前作品對知識人的觀察，善良高貴如蕓娘、文德能者總是極少數，大量無德無行者扶搖直上；問題的核心倒不是批判后者，而是如何理解前者——她們的文化根基、學術傳統以及社會價值，小說對高貴者的頻頻抒情顯然不足以解答這些疑問。整部小說直到終結，不僅是高貴者的價值存疑，人們也很難發現穿行在各種話語拼貼雜糅中的應物兄所具有的某種獨特的思想碰撞與對社會問題的發見。應物兄的腹語術之折衷與隱晦是當代中國知識分子的極簡折疊，它的褶皺并不是德勒茲意義上的巴洛克風，而是當代中國知識分子的后現代主體的尷尬無奈。這種自我分裂式的無根的后現代知識分子主體，事實上也無法簡單歸罪于權力或資本的戕害，而有其歷史的必然性。

中國傳統文化有著家國同構的內核，所以其私域與公共空間是不分的，不存在個體與社會的對立。溝口雄三在對中國傳統公私觀念的考察中發現，中國傳統文化的“公”的原意除了表示勞動、祭祀場所及其指代的統治機構，還具有“與眾人共同的共，與眾人相通的通”[3]的含義，這種天然的倫理性使之處于私的反面。在“公”的概念經漢宋明清的歷史演化后，一切需要正面張揚其價值的對象，比如君主的道德性、政權合法性、自然天理、社會秩序、人的情感私欲等，都被納入“公”的范圍，明末思想家對經濟人的社會性欲望的張揚是反對君主的以私為公，突出了自然天理的包容性，實際上是擴大了公的內涵。公在中國文化中具有倫理性、自然性、政治性以及反抗性，萬物一體的天理之公具有強大的合法性，因其核心是均平和生民。[4]當清末的思想家呼吁民權時，就不是在維護個人權利，“民權不是個體民的私權，即所謂市民性權利，而是公民乃至整個民族的公權”。[5]這與西方啟蒙時代以來立足于個人天賦人權而爭取其社會權利的民權顯然是對立的，正如史華茲不無疑惑地指出的，“在嚴復證明經濟個人主義的倫理能服務于國家的集體利益的努力中，有一種表面上自相矛盾的成份”[6]。清末民初的知識人決心爭取的是整個民族的生存權和國家富強，這注定了中國現代知識分子極具悲壯意味的自我批判與犧牲。

中國現代知識分子自誕生伊始就伴隨著家國責任和理想主義，而在長期的自我改造過程中，中國知識分子為家國責任承受了更多的自我否定與脫胎換骨。所以中國知識分子小說對私人與公共空間的區分，并不源于西方文學里那種自我的自主權利要求，而總是隱含著無法溝通和統一二者的自責與精神創傷。這在李洱的一系列知識分子小說里尤其如此。《花腔》是對這一精神創傷的集中書寫，葛任的悲劇并不是個人主義的失敗，而是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為了達致民族國家的理想而付出的無法命名的個體創傷。《花腔》在思考的深度上超過了《應物兄》，它以后現代多元講述方式從外部逼近了一個理想主義者的內心，提出了當代文學史上少人關注的問題，即一個理想主義者的自我及其毀滅。從知識分子反思的角度來說，和《花腔》《應物兄》的知識人屬于同一類的是格非“江南三部曲”的一系列知識人形象，只不過后者更為果斷地領悟到百年來中國知識分子的血淚經驗：從公共空間退卻才是知識分子的存身之道，即使這代價是自我的打碎抹除。比起李洱的知識分子小說，“江南三部曲”顯然更為沉痛和委婉：知識分子的困頓無能、一敗涂地看起來是邪惡勢力的催逼，實際上是自身理想主義的誤入歧途或者干脆說是自我欺騙的必然結局。從這一知識分子寫作譜系來看，《應物兄》從情感上哀悼和撫慰了當代知識人，所謂“第三自我”只是這一創傷的代名詞，不大可能形成未來新的自我形象。而從公共空間角度來看，“應物兄”的私人空間與竊竊私語冗余且無趣，與其說“應物兄”是一個知識分子形象，不如說是當代知識分子一種形同自欺的生存方式——他的腹語術和儒家學說沒什么關系，而來自于輾轉于政學商之間的附庸地位。

與《你在高原》《應物兄》占據主流文化核心的知識人及話語相比較，《北流》是一個在漫長人生中不斷生成改變的邊緣知識分子的見聞所得：邊地城市無數被遺忘的“赤裸生命”在自由意義上被賦予共通的價值，每個存在者的獨特性都在其中得以保留；作為歷史遺跡的包括文學青年在內的普通人，特殊時期社會嚴控下或死亡或逃脫的“赤裸生命”，他們共同組成了類似星系的共同體。比起前兩部長篇小說的道德與文化高地，《北流》以一位文學女青年的返鄉與旅行日志勾勒出一個頗具地方性特色的知識洼地，在注卷、疏卷、散章、后章、時箋、異辭、尾章、補遺等展開的參差平行空間中，平等多元的地方性主體構成了小說的主體。其中主要以文藝青年李躍豆的敘述聲音講述了一個女性知識分子對親友、對自己一生的回顧與反思。每個普通人在人生的出發點都難免去追逐其身處的文化語境所給定的一些目標，愛情、文學、科學、藝術、修行等把人們引向互相背離之路，但失散的一切將在未來的回憶中重現，那時知識主體方能思考并呈現個體生命與人生信念之間的復雜關系。

小說在濃厚的鄉音中打開了文藝青年李躍豆的過去與現時，北流的方言被運用于李躍豆的故鄉與遠處的人、物及植物、動物上，也從歷史的深處忽然浮現出來，整部小說似乎成了北流方言調查報告：語言的自覺源于對話，躍豆在香港的訪學活動讓她在外語中發現了作為母語的北流方言，瞬即驚喜；在作家看來，故鄉就活在方言里，所以有必要編一本《李躍豆詞典》，每一章開頭必列上這本詞典的若干詞條，以備讀者查詢；方言是有待發現的文化密碼，于是小說結尾構思了一個2066年北流方言的語料收集項目，《李躍豆詞典》成為這一項目的直接資料；無窮無盡的方言對話是小說的話語寶藏，親友們的聊天與姨婆的《米粽歌》因此被鄭重放置在小說尾部；其實每個人都有屬于自己的話語，所以《注卷：小五世饒的生活與時代》穿插了小五流浪時攜帶的《突厥語大詞典》的若干詞條，和澤鮮有關的章節后則配上了佛經片段……在普通話與方言、英語與漢語、粵語與北流方言的一系列等級排列中，北流方言明顯屬于最低最土的那一層，《北流》對北流方言的選擇顯然有著林白的緣由——北流方言的書寫不僅使得小說在現實與記憶中隨時適意切換，也隱含著文學青年李躍豆對自己往昔追求的精英文化的明確反思。

幼時的躍豆一心仰慕精英文化，向往文明的、高級的文化，她中學時就說普通話、跑步鍛煉意志力、購買數學教材、觀看科教片和電影放映前的新聞簡報——“為了承認自己是小鎮上的少年精英，我們要認真看那正片之前的《新聞簡報》，我們關心國家大事，關心全人類”。但是躍豆的心“在裝上的全人類中從沒想到要裝上自己的弟弟”，[7]《北流》是一個當年一心向往脫離小地方的知識女性，在中老年時對這一文化秩序的重新審視，其批判性首先是對于自身的剖析。

《北流》也是一部女性知識分子的《追憶似水年華》，和林白以往的小說一樣反復書寫了女主人公的愛情、親情，但敘述方式和角度又有了差異。比如多年前隔閡頗深的母親梁遠照，65歲竟外出打工并蓋起6層樓屋，成為家庭最大經濟支柱；弟弟米豆雖似憨人度過一生卻盡心服侍三位親人，這讓躍豆心生敬佩。小說里出現了更多的人物，李躍豆少時的密友澤鮮和她妹妹澤紅，表哥世饒、天新，遠素姨媽與天落，四舅和四舅媽、有著德國血統的呂覺悟等，這些人物有共同的邊緣特點，她們或者早早偏離了俗世常規人生，直接消失在親友的視野中，或者在平常的生活中顯影出奇特的各種經歷。遠超知識精英想象的是，故鄉親友們平常歲月的深處竟袒露出普通人與宗教信仰、世界革命、德國人及境外海外的各種聯系。這部57萬字的長篇小說似乎是一位文學女青年重新評價自己早年對精英文化的追慕，她在故鄉普通人的生活與經驗中尋到了極其旺盛的生命力及自由共鳴，遂將這些底層經驗與自己的文學記憶融為一體。

林白的知識分子寫作一開始就和主流知識分子傳統不同，所謂的個人主義寫作只是對這種差異的命名，相比較《應物兄》的精英文化守護者緬懷者姿態，林白的小說一直流動著的是一個邊緣知識人的詩性想象，《一個人的戰爭》從主流文化所鄙視的女性愛欲出發，《說吧，房間》寫文藝女青年的不幸命運，而《萬物花開》《婦女閑聊錄》等轉向底層民眾的欲望與生存空間，《北去來辭》和《北流》則將兩者交融到一起。林白的小說一直存在著一個邊緣的成長中的文藝女青年形象，她從未占據任何文化高地或試圖與精英群體融合，但卻最真切地實踐了當代知識分子對自由個體的定義。在廬隱、蕭紅、丁玲、張愛玲、張潔等女性知識分子的寫作譜系中，林白的個人寫作顯露出更為明晰的意涵，不同于男性知識分子對自我的清晰辨認與集體身份記憶，女性知識分子在漫長的人生經驗及反思中總是首先發現自我的虛構性，沉痛地發覺早年的荒唐舉動來自一整套來源可疑的價值觀念，女性與自身的虛構關系并不意味著自我的消解和虛無，反而使得女作家以自身為方法，更為敏感于詩性的想象和創造，這給予了女性作家一種頗具勇氣的反思與認知能力。

二、百科全書：人文主義、后現代、地方性

作為新世紀以來代表性的長篇小說，《你在高原》《應物兄》《北流》的啟蒙主體、反諷主體或邊緣主體既是知識分子人文思考的出發點也是其結果，而其小說藝術的各異面貌則來自作為百科全書的當代長篇小說的詩學觀念衍變。

“百科全書派”是法國啟蒙主義思想家們的別稱，“百科全書”既是他們出版的著作名稱，也表達了啟蒙主義者對知識和理性的信心。當批評家將之用于長篇小說的批評，往往體現了啟蒙主義以來人文知識分子的雄心壯志，他們關注文學表現社會現實的廣度和深度，認為長篇小說應展現特定歷史時期社會現實的全貌。面對19世紀和20世紀的現實主義長篇小說，人們確實能夠認同長篇小說是一種百科全書式的體裁，最優秀的長篇小說能夠作為某個時代的社會學讀本長存。比較而言，卡爾維諾關注的是百科全書式小說的認識能力，他眼中的“當代小說作為一部百科全書，作為一種知識方法，尤其是作為一個聯系不同事件、人物和世間萬象的網絡”[8]，這一說法突出了當代小說藝術實踐獨特的認知方式，而和寫作主體的個人精神成長關系不大，更具后現代主義詩學特點。20世紀后期以來，長篇小說作為社會生活百科全書的地位已岌岌可危，制作精良的國內外電視劇正在取代長篇小說而成為當代人類社會的記錄者。在這一背景下，《你在高原》《應物兄》《北流》的百科全書式寫作顯得尤為重要，它們代表了當代百科全書式長篇小說的三種傾向，即人文主義、后現代和地方性百科全書式小說。

《你在高原》是一部人文主義意義上的百科全書式長篇小說，小說意欲成為半島歷史與現實的百科全書，歷史與現實中的深層問題都可以從作為知識主體的知識分子的思考中找到答案。張煒為寫作這部小說自修了考古學、植物學、地質學等學科，收集了大量民間文化資料，做了極其充分的準備。小說的主人公寧伽是地質工作者，他的足跡遍布半島的大地山川，其本身是百科全書式的知識分子。《你在高原》將千年之前士人的命運疑云、百年來家族的遭遇及心結、半生漂泊蒙冤受難的老一代知識人、新一代知識分子的道德危機及他們遭遇到的底層人民的故事，都凝結在半島的人文與自然知識中，寧伽的身份因此緊密聯系著半島的歷史與現實，他既是其中的親歷者，也是記錄者、闡釋者與質疑者。在小說中，真正的知識人與自然、人民互相映照緊密結合，知識人的命運透過思想與知識的照射總是深沉地預報或袒露著歷史的真相。不僅小說的人物和故事牢牢扎根于半島，而且小說的形式也是如此，甚至可以說更深切地表達出某種道德立場。小說包含的從雅到俗的眾多話語體裁體現了作者希望從自然、人文各個方面為半島立傳的雄心，它們之間的調性改變意味深長，從真摯的抒情、傾訴到民間傳說、諷刺性摹擬，話語體裁有著清晰的邊界，這不僅意味著說話人的口吻變化，也體現著他們的知識與道德水平的分野。知識的真偽與道德的高低都真實可觸，而小說眾多話語里最重要的是知識人的嚴肅思考、獨白與對話。在《你在高原》中，知識人的追尋與思索都有著清晰的社會背景與思想線索。通過好友們持之以恒的思考、對話，以及對歷史資料的搜尋、辨析，那些最勇敢的知識分子終將能找到所有問題的答案，或者說面對世界的真相。《你在高原》圍繞一個個尋求真理的知識分子，展示了屬于人文主義的真理觀和百科全書式寫作。

比較而言，《應物兄》實踐了審美文學觀所追求的語言與表象的游戲觀，體現了后現代的百科全書式寫作。《應物兄》頗能代表1980年代末先鋒派曾秉持的審美理想，一部完全建立在其他文本中的小說，它自然成為小說的小說、知識的知識、自反性的小說大全。這種百科全書不是巴爾扎克“人間喜劇”式的包羅社會萬象，不是托馬斯·曼《魔山》式高度隱喻的人類生存與社會思想論爭，也不是博爾赫斯《小徑分叉的花園》《阿萊夫》式的具體而微和抽象無垠，而是覆蓋在當代社會政學商的眾多話語中的知識與現實的話語纏繞，這種混雜有著懸置意義表達偶然的后現代主義詩學特點。同時，用作者的話來說，“小說敘事與真實的生活以及生活所置身其中的文化結構及歷史結構之間，形成了一種若明若暗的同構關系”[9]，《應物兄》在知識話語的拼貼上與當下知識商品化的社會生活無疑形成了話語對照甚至同構關系。

不同于張煒小說的知識人與現實的緊張對峙態勢，李洱的《應物兄》的知識人及知識與現實功利是糾纏在一起的，它們互相生發、相映成趣。從審美實踐來說，李洱的小說解決了困擾先鋒派很久的語言空轉問題，曾經的言與意脫節問題，在小說里經過包括儒學、現象學等中外哲學理論在內的社科、人文、科學知識的淬煉得以消除，言意之間變得多義繁復而纏綿，從主人公的名字、腹語術、師生教誨、外遇出軌、飲食聊天、開會宴請、繪畫書法、太和仁德、詩歌賞析、經典解讀等到黃河九曲、植物動物、滄海桑田，每一處都既言之鑿鑿又意在言外。很明顯，小說并不依賴于人物形象和情節發展，而是話語本身的滑動游離，原則上小說可以無限展開下去。比如，應物兄和文德斯在醫院住院部電梯口等電梯時，聽到了人群中兩個熟人的對話，他看向了其他地方：

此時，正有兩只野貓弓著腰從水泥路上蹣跚而上，一只是黑貓，一只是白貓。走到雨中的時候，它們掉了個頭，又拐了回去，再次向地下室走去。在冰冷的停尸房和蒙蒙春雨之間，它們選擇了停尸房。哦不，它們很快又走進了雨中，并且開始了互相追逐。原來它們選擇的是情欲。柔美嗓音的人還在談醒酒問題。只要對濟州人的語言切口稍有了解，你就會知道他們所說的醒酒其實跟酒沒什么關系。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山水之間也。山水在哪？在洗浴中心。所謂的醒酒，其實是到洗浴中心鬼混：浴鹽、精油、蜂蜜、桑拿、按摩、推油。[10]

這段很普通的敘述是應物兄瞬間的所見所聞，頗能體現李洱小說話語雜糅的特點。敘述者由視覺轉向聽覺，平淡準確的呈現和刺激有懸念的評說雜糅在一起，形成了富有節奏感的敘述語言。這種從現實白描、評價闡釋、方言語義到社會現象點評的自由轉換，使得小說每一刻的日常觀察都包含了豐沛意義。而現實觀察與評點的嫻熟轉換，用李洱的話來說就是文學對現實的分析，對各類知識的引用及闡釋顯然在呈現與評說的轉換，或者說在小說對現實的分析中起到了關鍵作用。

從知識寫作的角度來看，《應物兄》對儒家經典《論語》大量字斟句酌式的引用、闡釋與申發尤其引人注目，《應物兄》甚至可以說是《論語》的一部當代仿本。小說將《論語》的原文、注釋、白話文翻譯、研究文本等播撒在小說文本的各個地方，同時具體到任何一章，又隨時實地引申闡發出其他各式各樣的文本，從哲學著作、研究論文、典籍史料、八卦野史到網絡視頻解說詞應有盡有。《應物兄》對各類知識一視同仁，既嚴肅又油滑，作者完全以小說家的眼光來逐個妥善安置，而且極其注重對各個知識點的琢磨嵌合，以發揮其多重功效。比如：

喬先生的煙斗上鐫刻著王維的兩句詩：桃紅復含宿雨，柳綠更帶朝煙。其中的那個“煙”字，既是朝霧之稱，也是煙絲之喻。這首詩同時還是愛情的象征：因為喬先生的現任夫人巫桃，不僅芳名為桃，而且娘家就在桃花峪。[11]

這幾句從煙斗、王維詩句、修辭分析再回到導師的情感八卦、導師曾經下放過的“五七”干校所在地即副省長秘書鄧林未來將主政的縣，簡短的呈現后是大量的分析和評論，而所有的分析、批評又指向導師的感情生活，敘述在文學知識、批評和人物情節之間往復回環，惟妙惟肖地展現了后現代社會中知識的靈活聯接、雜糅以及冗余。《應物兄》不僅非常重視對各類知識的靈活使用，還進行了摹仿性的知識生產，小說精心虛構了不少知識，比如濟州蟈蟈及其羽化再生、套五寶，小說中的知識因此真假摻雜、效用廣泛，從揶揄、暗諷到辛辣批判趣味橫生。這一方面是因為后現代小說本身并不在意知識的真偽，人文主義的價值不再是知識生產的標準。另一方面，知識的碎片化、商業化早已成為后現代社會景觀之一，作為一種話語實踐，知識的生產、詮釋已被看作權力與資本的重要運作方式。《應物兄》的知識增殖及虛構與社會現實中知識的商品化、權力化顯然達到了某種共振效果。在利奧塔看來，喪失了宏大敘事的后現代知識具有技術與功能導向，這使得后現代知識不能達成某種整體上的共識，而只能是局部的共識。顯然，當代文學家已經發現，人類知識的花樣拼貼轉化可以發揮強大的敘事功能，而各類知識的語境和問題在這個過程中，像標本制作中的動物肌肉脂肪及內臟一樣被除掉，只留下了知識的無數標本被仔細粘連到一起。

昆德拉曾說自己“是個享樂主義者，被錯置于一個極端政治化的世界”[12]，他以小說的方式與嚴肅的政治化社會開著各種逾規玩笑，同時他堅信歐洲小說有著超越歷史的獨特而復雜的認識功能，這使得他的小說總是在游戲式的玩笑中揭示出人的存在的悖謬性。《午夜之子》《盲刺客》《2666》等當代西方小說也采用了后現代話語體裁拼貼，但當代人類社會那些難以回避的地域、種族、宗教、階層、性別問題仍時時活躍在知識話語轉換的刀鋒之上。而《應物兄》更像是一位話語享樂主義者的百科全書寫作，作者從實用主義出發對各種知識話語進行了挑選、分類、消毒、拼貼，這種話語游戲方式當然是后現代寫作，揭示了官場文化與當代社會的知識商品化碎片化，卻疏于提出當代社會或人的新問題。如果當代小說家是“以給想象中的著作寫評論的方式寫小說”[13]，那么當代小說當然有責任提出有價值的新問題。《應物兄》的后現代百科全書式書寫，還明顯流露出作者知識的某些意識形態短板，比如對高校體制和舊知識體制的認同、厭女癥等。

《北流》描繪的是魯迅在《未有天才之前》所想象的文化土壤，是堪比意大利文藝復興的當代中國地方文化圖冊。《北流》以《植物志》開端，宛如一條時間的河流，展開了一個地方性的空間。“無盡的植物從時間中涌來”“在時間中喃喃有聲”[14]，“我”與無數南方植物在北流時空中相遇，而北流的時空漫無邊界，與北京、地中海到南美洲乃至星球上任何地方緊密相連。小說正文可以看作是對《植物志》的擴寫，廣西北流的方言、人、事、物產、故事與李躍豆的返鄉及旅行日志糾纏在一起，小說中的詩歌與散文看似體裁有異，其實在手法上頗為一致，在時空的編織上遵循著轉喻的詩學原則：親友、食物、植物、建筑、家具、土地等所有的記憶紛紛涌現，它們依照空間敘事的相關性像根莖般延展，遠近的地方性空間錯落展開，生命的各種狀態在時間的蛛網式支流中相安無事。

《北流》正文從文學青年李躍豆年長時的一次回鄉之旅開始，躍豆的記憶奔走于往昔與現在、自己與他人、故鄉與外地之間，生命以驚人的流動性、逃逸穿越在世界的多元時空中，每一個卑微生命都迸發出與主流社會秩序相左的巨大能量，雖然她們追求的愛情、宗教、科學、財富等目標各不相同。小說的各卷呈現出散射的非中心結構，敘述人似乎按照火車的運行節奏，在注與疏所提示的縣城或異地間交錯停靠，而散章、后章、時箋、異辭等則如臨時停靠的小站隨意點綴。不同于地域文學對歷史沿革的偏好，《北流》中的植物、土地、方言、人物都轉喻著永恒的北流，它們的關聯是通感手法也是時空的轉換。敘述者常從植物中聽到過往，“這里的雞蛋花樹、鳳凰木、榕樹、木棉樹、羊蹄甲……它們發出了聲調有別的、來自時間深處的方言，聲音此起彼伏連成一片”[15]。小說的植物、方言、時空與人的自由生命力之間形成了綿綿不絕的轉喻關系。“所謂時間的支流，就是陳地理窗口的苦楝樹杈。他就時常攀上這杈時間的支流。”[16]“在夢中她憬然有悟：原來，那就是往時的入口，穿過這只米缸，方可去到昔時。”[17]時空的交叉、穿越就來自自己身邊無數親友的生命啟示，耽于詩性想象的文學青年李躍豆以往卻沒有發現，只有當她重新發現無限開放的北流，親友們的人生所呈現的異常豐富的多元時空才赫然出現在她的眼前。對于知識分子寫作來說，無論是焦慮的啟蒙主體還是沉默的反諷主體，都會在文學女青年李躍豆的敘述中趨于平靜，因為世界的秘密在于我們并不是生活在唯一的世界中，詩性想象與生命的結合將打開多元的時空，單一時間抑或強大歷史的壓迫感因此消失于無形。

《北流》試圖解讀的那些方言詞條、普通人物，鄭重標識出林白對地方性人文知識的重新發現，它在豐富性、平等性上超過了李躍豆在青少年時代虔誠篤信的總體性人文理想。如果說在此之前的知識分子寫作側重于展示知識分子對總體性人文理想的犧牲與堅守、潰敗與追悼，那么《北流》所展現的則是一個地方性文化中知識分子與底層民眾的生機勃勃。《北流》以方言詞條和寫作翻譯出或者說生產出了一種新的地方文化，這種地方性知識不是對瀕臨死亡的精英文化的繼承，而是活生生根植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中，因此《北流》不僅在南方方言、植物等意義上，更在普通人的生命際遇上成為開放性的人類學田野調查。《北流》重塑了知識分子寫作的文化秩序和版圖，成為一部地方性文化的百科全書。而從小說詩學角度來看，《北流》的地方性百科全書寫作突出了人的生命與植物、語言之間的轉喻式關聯，這種詩性關聯有著斯皮瓦克所說“星球性”的多元性、差異性、具體性特點，它致力于通過他異性的地方性話語建構、重構現有的文化秩序。

20世紀60年代以來的諸如新歷史主義、后殖民主義、女性主義批評等后現代主義批評話語，結合了形式主義批評對空間敘事的關注與意識形態批評的文化批判性，在對當代西方小說的空間解析中往往能開掘出新的文化議題，從敘事藝術角度可以稱為轉喻性小說詩學。[18]作為本世紀初頗具代表性的當代中國長篇小說，《你在高原》《應物兄》與《北流》的百科全書寫作在各自的空間敘事中，體現出從人文主義到后現代、地方性的轉喻詩學特點，它們從不同的知識主體出發，重申了知識分子寫作在當代文學中的思想上及藝術上的重要價值。

本文系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務費專項資金資助項目“新時期以來作家批評史料整理與研究”（項目編號：2023WKFZZX110）階段性成果。

注釋

[1] [美]愛德華·W.薩義德：《知識分子論》，單德興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6年版，第18-19頁。

[2] 錢穆：《中國知識分子》，許紀霖編：《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史論》，新星出版社2005年版，第84頁。

[3][5] [日]溝口雄三：《中國的公與私·公私》，鄭靜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1年版，第5頁、38頁。

[4] 參見[日]溝口雄三：《中國的公與私·公私》，鄭靜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1年版，第5-88頁。

[6] [美]本杰明·史華茲：《尋求富強：嚴復與西方》，葉鳳美譯，江蘇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22頁。

[7][14][15][16][17]林白：《北流》，長江文藝出版社2022年版，第403頁、1、3頁、116頁、195頁、313頁。

[8] [意大利]伊塔洛·卡爾維諾：《新千年文學備忘錄》，黃燦然譯，譯林出版社2009年版，第105頁。

[9] 李洱：《局內人的寫作》，譯林出版社2021年版，第274頁。

[10][11]李洱：《應物兄》，人民文學出版社2018年版，第262-263頁、61頁。

[12] [捷克]米蘭·昆德拉：《序曲/寫給一首變奏》，《雅克和他的主人》，尉遲秀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15年版，第Ⅸ頁。

[13] 李洱：《從〈一千零一夜〉開始》，《當代文壇》2024年第1期。

[18] 參見梅蘭：《轉喻與當代小說詩學》，《文學評論》202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