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在世，除了家人外，最親密的人首推師友。唐人柳宗元說得好：“不師如之何？ 吾何以成！ 不友如之何？ 吾何以增！”可見師友實即良師益友，不良無益之人是稱不上師友的。我在30歲之前雖然命途多舛，但也曾有幾位師友，在我的回憶錄《浮生瑣憶》中有所記錄。《浮生瑣憶》完稿于2002年，但其記敘的內容終止于1979年9月15日。那天我離開合肥的安徽大學，到南京大學來讀研。《浮生瑣憶》的最后一節說：“下午三時許，火車駛過南京長江大橋。……我在火車的隆隆聲中口占一絕：‘霏霏江雨散輕絲，帆影依稀客亂思。負笈寧辭千里遠？求師已覺十年遲。’我的生命旅程就這樣平平淡淡地走過了三十年，往事如煙，不堪回首。在未來的人生旅途上又將有什么樣的命運在等著我呢？”但事實說明當時我是多慮了。那天傍晚我住進南大的宿舍，便認識了同門的師兄徐有富與師弟張三夕，他們成為我新的益友。三天以后，我便見到了導師程千帆先生，從此擁有一位舉世難得的經師兼人師。從這個意義上說，考進南大來讀研是我一生中最大的由否轉泰的命運轉機。真該感謝安徽大學外語系七七級7班的同學們，要不是他們百般慫恿，我怎會才讀到本科二年級上學期就貿然提前考研！也該感謝南大外語系的老師，要不是他們在研究生招生考試的科目中設有“第二外語”一門，我怎會被迫把報考志愿從英美語言文學突然改成中國古代文學，從而考入素昧生平的程先生門下！

進入南大以后，我的良師益友日漸增多。1982年我開始在程先生指導下攻讀博士學位，程先生覺得我基礎太差需要“惡補”，便聘請周勛初、郭維森、吳新雷三位先生擔任副導師，與他一起對我進行日常指導。1984年我進行博士論文答辯，程先生邀請蕭滌非、林庚、王起、朱東潤、孫望、金啟華、顧易生等先生為我評閱論文，又請錢仲聯、唐圭璋、徐中玉、舒蕪、霍松林、傅璇琮、管雄等先生擔任答辯委員。這些以前僅從書本上知其姓名的著名學者便都成為我的老師。1985年，我跟隨程先生到成都參加四川大學主辦的宋代文學研討會。1986年，我又跟隨程先生到洛陽參加河南大學主辦的唐代文學研討會。于是我結識了從事唐宋文學研究的許多學界同仁，其中既有誼屬前輩的老師，也有年齡相仿的朋友。再往后我開始獨自參加學術活動，結識的良師益友越來越多。我間或以師友為對象寫些零星篇章，年來積稿漸多，正好人民文學出版社前來約稿，便編成這本《師友記》。

除了上述師友之外，我還有一個人數較多的朋友群，那便是我的學生。程先生曾引述黃季剛先生語云：“學業既成，師弟即是朋友。”此話是從老師的立場來說的。我在南大從教40年，也有不少學業既成的弟子，他們已成為我的朋友。于是我編《師友記》時，里面也收進若干與弟子有關的文字。比如崔南圭是我指導的韓國博士生，他有整整一年在蘇州大學擔任一門韓語課，每周到南大來聽兩到三天的課，搭乘火車奔波于蘇州與南京兩地之間，風霜雨雪，從未間斷。有一次火車晚點，他冒著大雪奔進教室，頭發眉毛都沾滿雪花，我頓時想起宋濂的《送東陽馬生序》，不由得為這位異國學子的好學精神而感動。我平生從不為弟子的博士論文寫序，但崔生的求學及撰寫論文的過程都比較特殊，我有義務向讀者進行介紹，于是破例為其博論《杜詩的音樂世界》撰序，此序也被編進本書。

本書共收文章50篇，分成四輯。第一輯收文17篇，第二輯收文14篇，文中所懷之人皆為已經逝世的師友，因篇數較多而分成兩輯。第一輯所寫者皆為南大老師，第二輯所寫者則為校外的師長，以及英年早逝的友人，例如吳建輝原是我指導的碩士生，但她40出頭便染病不治，我遂視作亡友。當我編這兩輯時，柳宗元的“懷人淚空垂”之句常常閃現心頭。第三輯收文8篇，第四輯收文11篇，文中所及之人或師或友，皆尚健在。兩輯的區別在于第三輯側重記敘文字，第四輯則為序言、書評。這兩輯所及人物中最年長的是張文勛先生，他是程先生生前的好友，是一位年近百歲的矍鑠老者。最年幼的人物則推全書末尾的兩篇序文所及的南大中文系本科生。《凝眸》是中文系學生刊物，2005年我正任系主任，主編該刊的同學向我索序，我當然義不容辭。《學文》是2006年中文系二年級同學課程作業的結集，任課教師向我索序，我作為“學科帶頭人”，同樣義不容辭。兩文所及的學生早已畢業，他們都已成為我的朋友。總覽全書，其中所寫的人物無論是存是亡，是長是少，都令我永世難忘。對我來說，由于生命中有了這些良師益友，世界更值得留戀，人生更值得回憶。

如今是“讀圖時代”，在這本懷人之作中插入若干照片，乃是題中應有之義。出版社與我的意見不謀而合，責編且慨允每文皆可插圖，我便多方搜求師友照片插于書中。將來讀者開卷見圖，或可稍補拙筆之不足。

（莫礪鋒著《師友記》，人民文學出版社即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