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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城郊接合部的咸水塘，隔開了城與鄉兩個界限分明的世界，一邊是塘西村，世代以殯葬業為生，一邊是塘東街道，屬于城市。兩邊同樣叫作“招娣”的兩位母親，因為一口“我祖母”定制卻終未享用的棺材相識，又在同一天同一家醫院分別生下了一個男孩和一對龍鳳胎，由此展開兩家宿命般恩怨糾結的故事。這是作家蘇童寫了11年的長篇小說《好天氣》展開的故事。

作為2025年“收獲首發”的第一場活動，4月19日在朵云書院·戲劇店，蘇童與編輯家程永新、評論家張學昕、青年作家葉子展開了一場關于《好天氣》的對話。談到這篇長篇的開始，蘇童笑道，2014年動筆時，以為自己會走365里路，寫著寫著往36500里奔去，“我在中途停止了，不斷修改我的企圖和野心，壓縮、做減法，我又有了信心，可以把它寫完。”

蘇童的所有重要作品幾乎都會交由上海《收獲》雜志首發，這部新長篇也早早許諾給《收獲》。“蘇童老師是一諾千金的人，我時不時問他，他回答‘當然’，我就放心了。”程永新說。

對于十多年沒出新書，蘇童曾坦言：“現在寫作時，年輕時候的狂妄自大消失了，而變成一種對自己純粹的要求。當作家變成自己的讀者，如果作品不能給文學社會帶來價值，那便不著急。”

《好天氣》最初名為《咸水塘史》，蘇童寫了100多萬字，最后刪到46萬字。“我一開始認為還是《咸水塘史》這個名字更好，更容易留在文學史里。讀完整部小說，才感到‘好天氣’這個名字太好了。”張學昕說，蘇童11年的寫作堪稱長篇小說的“馬拉松”，“他不刷存在感，不怕被遺忘，心無旁騖地營構著這部長篇。”

“《好天氣》很好讀，但我忍不住時不時停下思考，陷入冥想。”程永新說，在這些閱讀的停頓中，他猜測“哪些段落是蘇童寫嗨了，哪些段落他喝了幾口小酒”，“近年來的中國當代文學創作以現實主義為主帶有超現實、幻想元素的如余華的《第七天》，劉亮程的《本巴》《捎話》，《好天氣》的不同之處在于它是從堅實的大地開始飛起來的，關于歷史、傳統、鄉村、生命的描繪和思考博大、龐雜，蘇童就像一個富翁，把他過去的積累傾囊而出。”

《好天氣》分享會在朵云書院·戲劇店舉辦

“在過去的陽光下行走，但影子已經不是那個影子。”張學昕說，在《好天氣》里，蘇童的敘事理念發生了不易察覺的變化，盡管他又回到了自己的童年，回到了那條香椿樹老街附近的咸水塘，但借著一個靈異的視角，用重新發酵的、附著了這個時代的記憶回望1970年代。

蘇童坦言，寫這部長篇，他的初衷是寫一曲郊區的挽歌。“小時候我住在蘇州城門外的一條街，街道、工廠、農田的交錯是我的生活環境。我想用一個聊齋志異式的故事，寫郊區的興旺和消失。我的腦子里有一個坐標，平面上是鄉村與街道，塘東與塘西，兩個‘招娣’，他們的孩子，天空，黑與白，種種對仗與矛盾。我不信鬼魂，但不信的東西往往是最具文學性的，最魅惑的。如果說把語言比作樂器，過去，我寫的是中國的故事，但用的樂器可能是西洋樂器，鋼琴、小號、圓號……而這次，我大量使用了民族樂器，嗩吶、二胡、笛子、簫……”

蘇童講述自己的創作

張學昕說，《好天氣》里充滿了隱喻，蘇童的筆下，數年來“咸水塘”的人們，始終掙扎在“白天氣”“黑天氣”“酸天氣”交織而成的惡劣生存環境中。就連“咸水塘”這一狹小水域的命名都透著莫名詭異之感，一個“咸”字，映射出此地生態的失衡與異樣。當地居民對周遭惡劣環境竟毫無察覺，長期深陷其中卻渾然不覺。于是，人們的眼睛出了問題，“我母親”分辨不出黑白，“我弟弟”開始流淌“綠眼淚”，“綠眼淚是酸天氣分泌的”還是“遺傳”成為一個吊詭的問題。“好天氣”已非簡單的氣象概念，關聯著人們的身心健康乃至生死存亡。

“如果在座有和我差不多年紀從那個地方成長起來的人，比如我的同學們會覺得我寫的是紀實文學。”蘇童笑道。

葉子則發現，《好天氣》的故事線索雖然是“找兒子”，但靈異這條主線卻完全是女性的，在傳統姐弟關系中得不到重視的姐姐——“招娣”們得到了作家深度的關照。“姐姐好像不值得一個正式的名字，總是叫‘招娣’‘帶娣’‘喊娣’之類的，對這種思想的批判，在我以前的小說里也做過努力。這次的設置更加驚悚，蕭木匠的兒子好福是怎么丟的，跟他的姐姐有什么關系？我甚至在小說前半特意營造了一點假象。會不會寫得太狠了？我轉念一想，就狠一點吧，為所有的‘招娣’出一口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