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我來說，寫一個人的傳記，往往是一些小疑問、小好奇引發的。

如寫文徵明，是因少年時代我在苦寒之地長大，那是個工業城市，沒什么古跡，偶然見過一套蘇杭園林的明信片，小巧的花窗、青綠的竹林、雅麗的梅花讓我念念不忘，覺得那就是古典中國最完美的樣子。后來寫《中國藝術收藏史》，讀史料時見文徵明畫過拙政園，便起了心思寫他，意在探究一個文士如何在蘇州這座城市與園林、書畫共處。寫文徵明時，對他受趙孟頫影響甚大而頗為諱言趙氏有些不解，又去研究趙孟頫的生平，對他的婚姻、仕宦生涯有了若干疑問，為了解謎，接著開始寫趙孟頫的傳記。就這樣，寫一個人的時候往往有小的疑問、驚訝讓我關注到另一件事，另一個人，刺激我陸續又寫了蘇東坡、王羲之、白居易諸人的傳記。

與寫上述諸人之出自個人的內在興趣不同，之所以寫李清照，首先是受到“外緣”的刺激。幾年前，做編輯的朋友曹雪萍第一個勸說我可以寫寫李清照之類女性，當時我略加思索就拒絕了，覺得明代之前有相對可靠的資料可以寫傳記的女性，恐怕只有武則天、李清照二人。武則天的史料足夠多，可是并非文化人物，不在我的這個文人傳記系列計劃之內，而李清照的史料相比蘇東坡、白居易而言少得可憐，只能勉強寫一本粗線條的“簡傳”，似乎意思不大。

前年，清華大學出版社的編輯孫元元女士又勸我寫李清照，還安慰我說就算寫短點也無妨。連續兩位女性編輯這樣說，讓我有些動搖，覺得不妨挑戰一下在史料極少的情況下寫本傳記，而且是女性人物的傳記。那時，我還沒下決心寫，先找了幾本李清照的文集、年譜之類翻看。也隨手掃了幾眼時下人寫的李清照傳，大部分看一兩頁就覺得膩味，不外用四字成語、七字詞句連篇累牘夸張李清照的美麗、哀怨、才情，更接近想象性的小說，在我看來，不是傳記。至于評傳，則有陳祖美女史的《李清照新傳》等，作者頻頻出場議論、分析當事人的舉措、詩藝，彰顯的是著書者的“后見之明”而非傳主的所見所聞，也非我的趨向。

李清照留存的可信詩詞文加起來也就幾十篇，一兩天就能讀完。這一讀，讓我真有了點小發現，有了動筆的興趣。因之前寫過《孤星之旅：蘇東坡傳》，我對蘇東坡、黃庭堅的詩文比較熟悉，發現李清照從蘇、黃那里“偷”過一些詩句、典故，如李清照的詞《漁家傲》中的“學詩謾有驚人句”明顯是化用黃庭堅《避暑李氏園二首》其二的“題詩未有驚人句”，南宋人張琰記載李清照“亦能詩，上趙相救其父云‘何況人間父子情’，識者哀之”。這句“何況人間父子情”直接出自黃庭堅的詩《憶邢惇夫》，可證李清照格外熟悉黃氏的詩文，故而能隨手拈來。

對李清照如何受蘇、黃影響，之前雖有陳祖美、張珊珊、朱瑞昌等人的數篇文章論及，我覺得還有未盡之處，尤其是對李清照如何受到他們的影響的具體文化語境還缺乏細致的考察，于是就開始研究蘇軾、黃庭堅、秦觀等人與李格非的關系，研究李清照在汴京期間的政治、文化氛圍，又發現了更多前人忽略的東西，如擅長詩詞的女道士曹希蘊對蘇軾、李清照等人頗有影響，而《才女之累：李清照及其接受史》等論及宋代才女的著作一般僅提及魏玩、朱淑真等人，忽略了曹希蘊，我認為曹希蘊在宋哲宗至宋徽宗時的名氣很可能超過魏玩等人，她應是李清照少女時代聽過乃至見過的“神人”之一。

幾處新發現打開了我的思路：李清照在少女時代，處于汴京這個文化中心，她受到一系列男性文化榜樣、女性文化榜樣的影響，及至長大，她又試圖以自己的創作超越上述人物。這種既把蘇、黃、曹、魏視為榜樣，又當作對手的雙重心態，是我特別感興趣的，于是，就開始動筆寫作。

為了找到“現場”的感覺，其間我又去濟南、章丘、淄博、青州、萊州等李清照、趙明誠待過的地方游走一圈。千百年來各地城池變遷無常，城中的空間、地貌已非李清照活著時候的所見，只能在博物館的孤立展品或個別孤立的佛塔之類古跡邊略略感知古人生活的氛圍。唯一印象深的是去濟南長清的靈巖寺，這是趙明誠多次去拓碑的地方，山間頗為清靜，夕陽西下，在松林、佛塔之間漫步，恍然有些了悟。只是，這屬于趙明誠那一部分的體驗，李清照是否同游并無證據，似乎難以放入李清照傳中，姑且就當寫作過程中的“旁證”供自己體悟吧。

在旅途中，我隨手翻閱趙明誠的《金石錄》，一天注意到書中附錄的李清照《〈金石錄〉后序》的寫作日期，這篇文字寫于紹興二年八月一日，整整一個月后，她再嫁的張汝舟被判決科考弄虛作假，編管他鄉，李清照得以與之離婚。

這一個月的“時間差”讓我大感興奮，意識到這篇文字的“創作語境”別有洞天。宋代文士論及財產損失，多是泛泛而談，用類似“迭遭喪亂，損失殆盡”之類的語句輕輕揭過，而李清照這篇文章非常奇怪，除了詳細記述自己與趙明誠夫唱婦隨的生活場景，還非常細致地回憶趙明誠眾多藏品的規模、幾次散失和被偷盜的經歷、可以證明財產去向的關聯人物的姓氏等。剎那間，我恍然大悟，覺得這篇文章寫作的時間是李清照決心與張汝舟離婚，但還未上告之時，此時李清照或許已經借機離開張家，住在弟弟等親友家中。她寫這文章的目的絕非針對《金石錄》這本書，而是故意寫給張汝舟和一眾親友的“趙明誠財產去向說明書”，寫畢就讓仆從帶給張汝舟一閱，他去外面打聽一下就知道自己的絕大多數財產都已在戰亂中被焚毀、被偷盜，在哪些人手中也能打探清楚，留在自己手中的寥寥無幾，不值得張汝舟糾纏不休，大家好合好散，按照“和離”的制度和平離婚就好。可惜，這篇文字沒能說服貪婪的張汝舟，逼得她隨后幾天不得不去官府控告張汝舟其他的犯罪行為。

這些在寫作、旅行中涌現的點點火花，讓我有了信心，寫完了《塵埃與靈光：李清照傳》這本傳記，至少它將與前人之作有重大不同，足以自成一說。接下來，就是如何寫了，我不喜歡在書中像寫論文那樣分析、論證這些自己的發現，而是要轉變視角，把作者的這些“研究”變成對傳主行為的“敘述”，從李清照的視角來組織文字，當成她自己的主動思考、主動行為呈現出來。

在寫作中，我時不時要假裝代入李清照的身份思考、審視那個時代和“自我”，漸漸地，我體味到她是既作為世俗身份的女兒、妻子生活在世界之中，又作為一個“作家”超脫其外。比如，宣和三年（1121年）八月十日她在丈夫趙明誠擔任知州的萊州官署寫過一首詩《感懷》：

寒窗敗幾無書史，

公路生平竟至此。

青州從事孔方君，

終日紛紛喜生事。

作詩謝絕聊閉門，

虛室生香有佳思。

靜中吾乃見真吾，

烏有先生子虛子。

“青州從事孔方君”一句頗為巧妙，一語雙關，既指其夫身為青州人到萊州當知州，又指他作為官員終日忙于酒宴應酬、處理錢糧等事務。而她自己只能“靜中吾乃見真吾，烏有先生子虛子”，這讓我想起了蘇軾的《章質夫送酒六壺，書至而酒不達，戲作小詩問之》中的“豈意青州六從事，化為烏有一先生”一句。“烏有先生子虛子”似指向寫《子虛賦》的漢代文士司馬相如，可也能指向寫過許多名賦的蘇東坡。李清照在冥想中所見的，除了那個“真吾”，應該還有司馬相如、蘇東坡、黃庭堅那樣的第一流文人。或者說，李清照是以靜坐冥想、作詩作詞的方式建構一個“文學烏托邦”，在那里，她的“真吾”與自己向往的文學榜樣、文學對手共存其中，論道論文。

寫完這本書，我意識到自己很大程度上是在探究這個文學烏托邦如何萌芽、形成，又隨著傳記主角的老去、死亡而消失。在靖康之變后，她見證了一個中原王朝的快速傾覆，目睹包括丈夫在內的許多生命紛紛化為塵埃消散，而那個“文學烏托邦”在亂離中仍然發出微弱的光暈，溫暖著年華老去、日益沉默的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