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80年代我在北京，跟上海那批做文學批評的同行，來往最多的是吳亮和蔡翔。許子東一早就去了港大訪問，不太能見著。后來在芝加哥大學都參加了李歐梵教授主持的研究項目，才開始熟悉起來。 再后來，同一年（1993）分別在香港的浸大和嶺南應聘教中文，來往就多了。子東兄喜歡開車，在芝大，他剛學會開車不久，就買了一輛二手的白色豐田，并自告奮勇，夜深時分，在密西根湖畔的一個大停車場上，教我學車（另一位學徒是再復的女兒劉劍梅）。聽說再復后來也學會了開車，在科羅拉多的公路上馳騁，子東兄就經常引用阿城的笑言，說在美國開車的危險系數變大了。在中國香港子東兄開的是白色 BMW，嶺南的劉紹銘教授譽之為“白馬王子”，實至名歸呀！

幾位現代文學研究者在香港（左起許子東、黃子平、吳福輝、王曉明、錢理群、陳思和）

有一回，子東兄問道：你們干過的最苦最累的活是什么？（難道不是連讀五本博士論文？）我說：伐木呀！在溫帶闊葉針葉林，筆挺的喬木，喊一聲“順山倒”，一電鋸斜著下去，就很壯觀地順山倒了，這是電影里看得很爽的景象。在熱帶雨林伐木，藤纏樹樹纏藤，歪七扭八的老樹疙瘩，用砍刀斧頭砍半天，樹冠的藤蔓清理不到，牽牽扯扯，這樹很可能“逆山倒”，非常危險。然后還死沉死沉，四到八位農友才能在荊棘叢中高一腳低一腳地抬下山去。

子東兄說他在鄉下犁田耙田插秧當然也很辛苦，但最苦最累的還是軋鋼。穿著普通的勞動布工作服，通紅滾燙的鋼條哧溜溜地竄出來，隨時可能彈在你身上，你需要用一個簡單的鉤子眼明手快地馴服它們。身后有幾臺直徑一米的大風扇呼呼地吹著，你會想起抗聯戰士的經典詩句：火烤胸前暖，風吹背后寒。我對軋鋼工人威武豪邁的童年想象被子東兄徹底摧毀了。“勞動”對于我們這一代人不再是抽象的理論概念，而是切身的血汗體驗。后來我寫《當代文學中的勞動與尊嚴》的時候，每每會想起跟子東兄的這段會話。

子東兄說平原上插秧可以橫平豎直，山鄉梯田多為不規則的幾何形，插好起頭的六行至為關鍵（“開頭路”）。村里有三位會開頭路的能手，插得又快又直，開完頭路就賺到十個工分，可以到田埂上歇著抽煙了。高手開了頭路之后，也不是誰都可以下去跟的，因為第二個如果跟不好，后面的人也沒法插。村里大約有七八個男人有這個資格，通常他們會在田頭謙讓客氣一番，然后才下去跟。即使是支書、民兵隊長，平時很神氣，到了開頭路或跟二路的時侯，都得尊重高手。這才是“工匠精神”或“專業精神”。

80 年代某一年，“上海青年批評家”們旅游到沙頭角“中英街”，見識了電腦店里的王安系統，可以用鍵盤輸入漢字，再打印出來。吳亮從店里出來在街上走，說：“完了，以后的人不會寫字了。”沒想到吳亮后來用手機跟人家在網上（“小眾菜園”）辯論文學、哲學和政治，再后來用鍵盤寫了兩部長篇小說（《朝霞》和《不存在的信札》）。子東兄一直沒學會鍵盤漢字輸入法，幾十年用的是手寫板，用壞了“蒙恬筆”十好幾支。從鳳凰網的“鏘鏘三人行”開始，子東兄介入影視媒體，發表他所謂“越界言論”，口才了得，嶺南大學的劉紹銘教授一見面便以“名嘴”稱呼他。

現代文學中的“男女關系”是子東兄一直關注的論題。他不用“愛情書寫”或“性別話語”這種學術一點或理論一點的時髦概念，直接用“男女關系”一詞。張愛玲的“晚期小說”（《小團圓》等）出版后眾說紛紜，子東兄自然不會放過討論其中的“男女關系”。黃錦樹曾用一句話精辟概括《小團圓》：“女主角何以不惜一切愛上顯然不該愛的人？”子東兄把這句話細細掰成了三個層次的問題：第一，為什么邵之雍是一個“顯然不該愛的人”？第二，九莉何以不惜一切去愛他？第三，究竟什么是《小團圓》及張愛玲其他晚期小說中的“愛”？這是三個不太容易講得清楚的問題，子東兄卻聯系上現代文學史上眾多作品中的男男女女，佐以胡蘭成的《今生今世》和張愛玲給宋琪夫婦的信件，層層鋪敘，條分縷析，真個是精彩紛呈。結論是，說九莉“愛上顯然不該愛的人”，其實并沒有“不惜一切”，而只是不顧“政治立場”和“薄情多情”，前者不顧到底，后者終于失敗。張愛玲年輕時沒談過戀愛，卻寫了好幾篇打動人心的戀愛故事（《傾城之戀》等）。到了晚年，經磨歷劫，文筆古峭，特別注重個別細節、生理反應和心理感受，一方面更加世俗化，另一方面又強調非理性和無意識，明知要受傷受苦受難，依舊睜著眼走進去，崇拜、迷戀、糾結且又義無反顧，自始至終不出“惡聲”，田園美夢中仍然步入“青山上紅棕色的小木屋”。

在“男女關系”之上，子東兄又疊加了另一項二元組：知識分子與大眾，如此構成現代文學中的一個啟蒙矩陣。經典的場面是魯迅的《傷逝》：“默默地相視片時之后，破屋里便漸漸充滿了我的語聲，談家庭專制，談打破舊習慣，談男女平等，談伊孛生，談泰戈爾，談雪萊……。她總是微笑點頭，兩眼里彌漫著稚氣的好奇的光澤。”半年之后，子君說：“我是我自己的，他們誰也沒有干涉我的權利！”

“分明地，堅決地，沉靜地”說出來的話，涓生說這幾句話“震動了”他的靈魂。子東兄說，涓生的反應居然一下子上升到“中國女性有救了”，建構了一個“愛人=教人=救人”的“五四”模式。當然魯迅寫到了經濟壓力下啟蒙的失敗。子東兄緊接著舉了一個反例，一個（過度）成功的啟蒙，那就是茅盾的《創造》，嫻嫻本來一點也不關心政治，在丈夫君實的引導下，讀羅素，讀馬克思，后來主動參加婦女解放運動，反過來卻發現了君實的落后。小說的結尾很有象征性，女人洗完澡從另外一個門走了，叫家里工人傳話：“她先走了一步了，請少爺趕上去罷。……倘使少爺不趕上去，她也不等候了。”子東兄說，這預示了啟蒙者被“超越”以后幾十年的命運。

子東兄近年的一大工程是重讀20世紀一百部中國小說，從梁啟超的《新中國未來記》一直讀到劉慈欣的《三體》。他贈我香港商務印書館出的兩大厚冊毛邊本，我一邊裁紙一邊讀，多有會心微笑或拍案叫絕的時候。因為是從晚清讀起，讀到當代，20世紀兩頭的小說中“官”的形象都非常突出。子東兄發現在五四以來的“知識分子/農民”二元組中，必得添加“官員（干部）”一項，如此啟蒙（反啟蒙）、現代（反現代）的大敘事，方能借此人物線索的三股繩，匯成一個互相激蕩互相沖突的“中國故事”。學而優則仕，經由“科舉”選拔，讀書人向上流動的所謂“仕途”，被乾隆年間常規化的“捐官”攪亂了。子東兄歸納出晚清小說的一個敘事模式，“士（讀書人）看見官欺壓民，很氣憤，卻無能為力”。最重要的是納入了國族興亡的敘事框架，無非是說，如此腐敗下去，國將不國。后起的唯物史觀的階級敘事顛覆了這種框架，“啟蒙（反啟蒙）”“教育（再教育）”的情節模式也就倒過來了。

那年李歐梵教授的項目結項，子東兄駕車從芝加哥到洛杉磯去，繼續跟李先生讀研。那日大雪彌天，子東兄在芝大公寓門口按喇叭，來跟我們道別。他至今還記得我當時說了貌似很有哲理的一句話：慢點開呵，前面也下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