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華語文學”的還原與超克

目前我們關于“新南方寫作”的討論成了一個熱點話題，但還有一些認識上的模糊，迫切需要進一步的辯證、總結與澄清。

我們的辯證首先要做的，就是要厘清“新南方寫作”的基本前提——語言問題。楊慶祥在談到其引發“新南方”討論一文的寫作緣起時，曾經指出：“大約是在2018年前后，我開始思考‘新南方寫作’這個概念。觸發我思考的第一個機緣是當時我閱讀到了一些海外作家的作品，主要是黃錦樹”，“也是由此出發，我斷定黃錦樹這類的寫作，是中國現代文學光譜中重要的一脈，它不應該孤懸于中國現代文學史（漢語史）之外，其實在某種意義上也不需要用‘華文文學’這一概念對之進行界定，他本身就內在于中國現代漢語寫作之中”，因此“覺得他構成了一個提示，即在現代漢語寫作的內部，存在著多元的可能性和多樣的版圖，而這種可能性和版圖，需要進行重新命名”。顯然這“重新命名”所要處理的，是它們與作為國別文學的“中國現代文學”和具有跨國性、世界性的“海外華文文學”“現代漢語寫作”之間的復雜關系，其中的關鍵，顯然就是文學的國別/語言問題。

我們思考文學的國別/語言問題，往往都會追溯到歌德關于世界文學的概念。但歌德的世界文學設想更多是對“民族文學”的超克。世界范圍內現代民族國家（nation-state）意義上的國別和語言，尚未構成其超克的重點。這樣的焦慮與超克，更多地體現在后來的世界文學倡導者如勃蘭兌斯、泰戈爾和奧爾巴赫等人那里。特別是在法國學者卡薩諾瓦這里，對于民族國家和民族語言的雙重超克，已經成了其所構建的“文學世界共和國”的核心問題。但是她的“文學世界共和國”，也是“一個有中心的世界，它將會構建它的首都、外省、邊疆，在其中，語言將成為權力工具……斗爭將在敵對的語言之間展開”，她的巴黎便是其文學首都，而法語或法語語系，便是其中的權力工具。在這樣的意義上，我們自然會反觀和聯想到以中國文學為主體的華語文學。

我們對以中國文學為主體的世界華語文學，曾經有過許多命名，每一種新的命名，似乎都是對前者局限的彌補與超克，近些年來影響最大的，就是“華語語系文學”（Sinophone Literature）的說法。在最早提出“華語語系文學”的史書美那里，“華語語系”指的是“中國之外的華語語言文化和群體，以及中國地域之內的那些少數民族群體”，“這有點類似于法國官方立場的‘法語語系’的概念，其之所以存在，很大程度上是法蘭西帝國擴張、其文化和語言在非洲和加勒比群島殖民的結果”。

史書美的誤區顯而易見：一方面，她將華語文學的源頭與主體即中國國內的漢語寫作排除在其所謂的“華語語系”之外；另一方面，其將生造的“華語語系”概念極不適當地比勘于具有殖民/后殖民色彩的“法語語系”等。王德威教授雖然后來勉力糾偏，其所針對的，也只是前者，第二個方面所包含的本質性錯誤并未被去除，而在世界文學場域中，這一錯誤卻極易引起混淆，會使人誤以為其中包含著某種殖民/后殖民色彩。所以我一直認為，由史書美所肇始的“華語語系文學”的說法并不準確，流風所及，已經造成了很大的學術混亂，某種意義上，“華語語系文學”的概念，實際上就是一場“學術添亂”。也許正因如此，才出現了王德威新近所感嘆的“華語語系研究流行已近20年，如今疲態畢露”。

但是這場“疲態畢露”的“學術添亂”，倒是在學術界擴大了“華語文學”這一概念的影響。在此意義上，對于名稱混亂的中文/華語/華文/漢語文學寫作，不妨統一使用“華語文學”這一概念，一方面“還原”其本義，不必畫蛇添足或故步自封地加上什么“語系”和“海外”等字眼；另一方面亦可超克從“臺港澳暨海外華文文學”到所謂“華語語系文學”等至今仍有爭議的諸多概念的局限。因此我們這里討論的“新南方寫作”，實際上就是一種跨區域、跨國別和以“華語”為基礎的“華語文學”。

二、南方的發明與變構

作為一種華語文學，“新南方寫作”有其特定的地理范圍，對此，其倡導者楊慶祥便很明確地說過：“我將新南方寫作的地理范圍界定為中國的廣東、廣西、海南、福建、香港、澳門、臺灣等地區以及馬來西亞、新加坡、泰國等東南亞國家”——“當然其前提是使用現代漢語進行寫作和思考”。這一命名以語言為“前提”，以名為“新南方”的地理空間為基礎，重新“發明”了世界文學空間中的一種相當特殊的華語文學。

首先，“新南方寫作”是對中國邊地文學的重新發明。在整個中國的文學文化格局中，“新南方寫作”所著重突出的廣東、廣西、海南和福建等地，均屬中國南部邊地，按照作家林森的說法，就是“在文學上尚沒有貢獻出鮮明形象”的“更南一點的‘南方’”。而“新南方寫作”卻為這樣的南方“復魅與賦型”，南方的形象越來越鮮明。

其次，是它對港澳臺文學的重新發明。在國別意義上，港澳臺文學無疑應該歸屬于中國現當代文學，但長期以來，它們不僅很難有機地融入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者的學術視野，也一直未能有機融入中國現當代文學的歷史敘述和歷史編纂中。“新南方寫作”以語言和區域為基礎，將其并入“新南方”整體，不僅“發明”了其與中國現當代文學之間，同時也“發明”了其與海外的華語文學之間的內在聯系，無疑是一次非常成功和有機的整合。

最后，則是對新加坡和馬來西亞“新馬華文學”的重新發明。在整個世界的華語文學中，“新馬華文學”一直處于非常尷尬的境地。一方面，在其國內，正如黎紫書所說的：“在一個中文被擠到主流以外的國度。華文文學土壤只占斷崖之地，先天不足，后天也被國家蔑視，缺乏社會支援”，“像我這樣一個邊陲作者，前后左右難得支援，在華文文學世界猶如一株長在斷崖邊上的野草花”，“我們缺故事，缺發表園地，缺出版的機會，甚至也嚴重缺乏讀者”，顯然處于邊緣；另一方面，在世界文學空間中，它也如黃錦樹所說的，同樣處于一個“沒有位置的位置”，“身處中文文學‘世界體系’的邊緣”。

“沒有位置的位置”！無論是在馬來西亞國內，還是在整個世界，馬華文學的處境庶幾如此。在此意義上，“新南方文學”將“新馬華文學”與中國文學整合在一起，顯然是以“中國化”的方式提升了其在華語文學中的“位置”，擴大了它在中國的影響力，也使其進入了一個更高更大的平臺，這幾年來中國的“新馬華文學”熱，正是一個很好的證明。另外，由于在中國周邊，尚無類似的由邊地而跨國的在語言、文學與文化上具有一定整體性的世界性區域，因此，“新南方文學”的建構，不僅是“新馬華文學”的“中國化”，同時也是中國文學特別是南方邊地文學的“世界化”實踐，“新南方文學”中很多作家世界意識的覺醒和世界性追求，正屬于此。所以說，“新南方文學”是世界文學空間中華語文學的一次成功變構，我們的華語文學，似乎是“憑空”但卻又有可靠基礎地“發明”與“變構”出一種具有一定的同一性和整體性的新的文學——“新南方文學”。

三、作為差異的“新南方文學”

但我們在指認“新南方文學”所“發明”與“變構”出新的同一性的同時，卻要警惕同質化的危險，保持差異性。所謂的差異性，就是要以多樣性和異質性來防止和解構同質化。“新南方文學”命名的出發點，本來就有對差異性的追求。對于這一點，楊慶祥當時就說過：“新南方應該指那些在地緣上更具有不確定和異質性的地理區域，他們與北方或者其他區域之間存在著某種張力的關系——而不僅僅是‘對峙’。在這個意義上，我將傳統意義上的江南，也就是行政區劃中的江浙滬一帶不放入新南方這一范疇，因為高度的資本化和快速的城市化，‘江南’這一美學范疇正在逐漸被卷入資本和權力的一元論敘事”。雖然我對江南未被納入“新南方”一直持保留意見，但因篇幅原因，并不準備在此討論。實際的情況是，基本上都以此為統一口徑，“新南方文學”中的作家和批評家都將“傳統意義上的江南”剔除出“新南方”版圖，非常自覺地與“江南”劃清界限、保持差異。

這種差異意識，也表現在“新南方文學”陣營中的作家和批評家那里。他們清醒地知道，即使在“新南方”的內部，同樣也存在很多差異，比如曾攀就說過，“新南方”其實“是一種包容了多元化的內在趨同”，楊慶祥也說其中“本來就有豐富多元的文化遺存和文化族群，比如嶺南文化、潮汕文化、客家文化、閩南文化、馬來文化等”。作家朱山坡還很明確地指出：“文學是尋找差異性的”，“新南方文學”內部的“廣東的作家、廣西的作家、海南的作家，都在尋找和呈現個性化的、有新鮮內容和新鮮氣息的‘南方’”。——這些說法能夠注意到“新南方”內部的諸多差異，自然有意義。但我以為尤其重要的，卻是“新南方文學”中的個體差異。

實際上我一直認為，只有地方性寫作中的個體差異性，才能確保和呈現如前所述的地方多樣性，文學中的每一個地方，只有在頗多差異性的個體書寫中，才能得到真正有效的深刻表達。比如，林白的長篇小說《北流》就是以其相當獨特的個體生命經驗與語言經驗書寫了獨屬于她自己的南方——林白的“新南方”。在談到《北流》的創作時，林白便曾向我們介紹過其家鄉作為“粵語中的小方言”北流話中的“禾”字喚醒了她的生命/語言記憶，復活她自己的“南方”，使她“重新看見南方”——“當我確認我要回到‘禾’的寫作，所有的植物隆隆而來”，“無盡的植物在記憶里復活了……一切死而復生”。

即使是在新加坡和馬來西亞，作為“新南方寫作”的“新馬華文學”中的作家與詩人，他們對于新馬生活與文化的書寫，亦有著相當明顯的個體差異。像新加坡詩人游以飄，由于自幼生長于馬來西亞，特別注重表達個體記憶中的族群歷史與文化；而詩人舒然，她的新移民身份則又使她更多地具有離散意識，表征著新加坡的新移民文化。這幾年在中國很有影響的作家黃錦樹，說他“多年前離鄉后開始寫作，小說中即經常下著雨，膠林；常有歸人，回不了家的人。參照的還是我童年迄青少年間的膠林生活經驗”，其作品的個體性，相當鮮明；而黎紫書在闡述她自己與黃錦樹、李永平等作家的差異性時指出：“比起這些久負盛名卻都于年輕時去國旅臺小說家，我的在地經驗有很大的差異……這種經驗的差異，正如‘人不能兩次踏進同一條河流’一樣，即使怡保以后還可能會有另一個以中文寫小說的人，但只要出生差了個幾年，在急劇變化的時代潮流中，他/她的感受、體會和記憶也勢必和我的不同”。

很顯然，“新南方文學”從最初命名到具體的寫作實踐，差異性都很內在地包含其中，最為重要和根本的，還是每一位作家的個體差異性。“新南方文學”只有建立在個體差異性的基礎上，并且進行充分的挖掘與發揮，才能展示出它的廣袤多樣、澎湃活力，作為華語文學的南方變構，“新南方文學”的倡導和努力，也才會收到可靠的預期，并且在世界文學的空間與場域中越來越多、越來越強勁地展現出自己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