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一

母親去給父親寄信。那是1987年的冬天。母親選了一個晴朗的好日子，穿上只有隆重的場合才會穿著的新棉服。冬天的田野光禿禿的。她臨走前在我脖子上掛上一串鑰匙：“飯在鍋里，媽下午就回來。”我很配合她的出行，從臉上擠出鎮定的表情。母親安排好我，關上門，消失在冬天里樹葉漸漸變得金黃的黃葛樹下。那是一棵不知道什么年代栽下的巨樹，幾乎比我們院子的歷史還要久遠。

母親走過一片枯索的丘陵。幾個在田間燃燒麥草的人把煙霧送上了天空。這是一個遼闊的山灣，在煙霧裊裊上升的時候，母親藏藍色的棉服成了一個小點。她喜歡藍色，而不是大多數農村女人喜歡的大紅大綠。這說明她不是一個墨守成規的女人。好比她和父親的婚姻。母親選擇了一個看上去難以忍受的婚姻。

關于她和父親的婚事，母親和我說起來情節很簡單。母親是那種心思縝密的女人，和外人說話時多找安慰人的話，她幾乎從來不談自己的事。但有些話喜歡和我講，而且不厭其煩地說，比如：

“你爸爸當時是在三個姑娘中選的我。她們都比我的家庭條件好。”

“我第一次去看人的時候，穿的花襯衫是借的。”

“你爸爸穿的軍裝，沒有回來。”她愉悅地回答，丟了一塊柴火到土灶里。

回憶往事的時刻多發生在農閑時做晚飯的空隙，那暖黃的光亮在她臉上跳躍投映，一點點亮起來，又一點點暗下去。

父母的第一次見面，我母親穿著借來的花襯衫，她見的人不是我父親，而是父親的兄長。所謂見，也不是四目相對或者交談寒暄，無非是在約定的時間，在趕集的人群中匆匆走過。在一片藍布衣裳和土豆、粉條、散發著松油香的木柴背簍的簇擁下，我母親按約定時間和地點低著頭快速地走過，她甚至都不知道看她的人在哪里。

半年后，一位穿著一身軍裝的青年，出現在我外公被龍眼樹圍繞的院子里。我外婆給他搬來了一個長板凳，他不坐，他說他站著就很好。這個青年有農村人沒有的白皙膚色，身材也高于常人。一雙英氣逼人的劍眉下，眼睛活潑明亮。我那個沒事總是抽著煙的外婆，呵呵地笑著。

她恭恭敬敬地給他遞上了一支煙。我父親那個時候已經學會了抽煙。幾個好事的舅舅已經漫山遍野去幫他找我母親去了。他在龍眼樹下走來走去，軍綠色的解放鞋邊上沾滿了金黃的花瓣，龍眼花的香氣鉆進了他的五臟六腑，這香氣粘稠、結實，是讓他覺得有安全感的味道。

“一工一農，永遠不窮。”

父母結婚后，和他們約定的一樣，父親仍在重慶工作，母親在長江下游的一個鄉村里種地，贍養老人，撫養孩子。母親知道，重慶是個大城市，坐船需要兩個白天和一個夜晚。父親每年只有一次探親假可以回家。父親回家的唯一的交通工具是船。往下游走，長江的呼吸中有歡快的節拍。我母親在山上挖地，風便從山的缺口送來船的汽笛聲。這汽笛不是每天都有，如果船只是無聲地駛過，則沒有任何聲音；如果船只在深谷里航行，也只能聽到河流的呼呼聲；要剛好有船駛過，且在那山的缺口處鳴笛，母親才能聽到。這個時候她就會停下手中的農活，神情肅穆地聽上一會兒。

這概率極小的事件的發生，在我童年的記憶中卻是常常有的，這大約是因為，我們聽船時間太久了，所累積的圖像。那時，母親肯定沒有想到，她那看上去新奇的婚姻，其間包含的孤獨和磨礪。

二

幾乎一整天，我坐在門檻上，望著我母親回來的路。我很快發現，她的離開才剛剛開始。她要走上20里路，才能通過那個埡口，與那條通向外界的公路相逢。公路上驚天動地地吼叫著的是拖拉機。大約一小時后，她會站在路邊，站在那棵大肚皮槐樹下。這時，一輛滿載著人、雞鴨，還有瓜果蔬菜的拖拉機來了。如此擁擠如此氣味繁雜。母親輕快地跳上車，她的厚棉衣裹著她豐滿的身體。她看上去就是能生養眾多孩子的女人。如果不是與父親分居兩地，我不知道還會有多少弟弟或妹妹。

她是要去給我父親寄一封信。

在我姐姐兩歲時，能吃又強悍的母親在一次春天的插秧中，少見地昏厥在冬水田里。她又懷孕了。回來度探親假的父親剛剛走了一個月。那是我給她發來的第一個生理信號。兩個孩子是沒法一個人帶的，于是在我出生后，父親帶著姐姐去了他的工作地重慶。

母親對孩子的牽掛，變成了雙份。

她還是一個人孤零零在土地上勞作著。她胖了一些，腰不細了，胸還是豐滿的。五歲時的我，仍有晚上要摸著母親乳房睡覺的習慣。山村的夜晚太靜了，冬夜尤其又冷又長。起初，母親打我的手，后來便任由我在她身上取暖。

我還記得那個黃昏。暮色中，一個從未見過的龐然大物緩慢而笨拙地爬上我家的臺階。近看，卻是我母親背著紅薯藤，她把那又密又長的藤蔓用繩子扎得太高，為維持平衡，還將過長的藤蔓在脖子上繞了幾圈。

“媽，爸爸寫信來了！”

那是我第一次幫母親去取信。我上小學了，學校旁邊就是一個取信點。聽我這樣一說，母親快速地放下了紅薯藤，她疲憊的臉上又泛起土灶的火光投射出的跳躍光點。這一年我們家已經安裝了電燈。但她太節儉，電燈在我家成了一個擺設。

母親幾乎不認識字。

她有四個弟弟和妹妹。身為長女的母親，小學沒有上完就輟學了。在我不能親自操刀幫她寫信前，她給父親的信，是讀了私塾的外公寫的。冬天沒有什么農活，母親背著糯米、噴香的松木塊，到外公家去。回來時，背簍空了，一塊兒藍布里小心地包著一疊牛皮紙信封。外公也給她念新近收到的信，父親又換到一個地方修碼頭了，姐姐又長高了。

在我母親還沉浸在信中的情緒若有所思時，外公“啪”地放下了信。

“成了他媽的牛郎織女了！”外公吐了一口煙，忿忿地把信放在桌上。

母親出嫁的時候，想帶幾棵龍眼樹去山里的新家栽種。外公看著母親從地里硬拔出來樹苗，黃綠的小葉片遇見風就蔫了。外公平靜地說道：“龍眼，只能在聽得見江水聲的地方生長。”

他還是讓母親把拔出來的幼苗帶走了。

在收信點掛出來的小黑板上，母親的名字經常出現。牛皮信封上的寄信地址，是父親用繁體的鋼筆字寫的“重慶”。收到信后，母親的回信熱烈而迅速。她告訴父親：

“今年水稻比去年多收了幾壇子。”

“在小弟家買了一頭白毛豬，長得很快。過年的時候可以殺。”

這些信的內容，沒有發生過大的變化。外公幫她寫好后，她每次只需要抄寫固定的段落。那些段落代表什么，她已經爛熟于心。但她不敢輕易更改一個字，她在地里勞作時的足智多謀不見了。此刻，她看上去像木窗外的夜色一樣，寧靜而溫柔，還有一點生怕出錯的畏手畏腳。

有一年，母親的背簍里給外公背去的不是糧食，而是趴在背簍沿上、圓睜著小眼睛東張西望的我。那一年外公念完信說道：“過幾年，就有人幫你寫信了。”

外公對我的信心很快兌現了。母親要去寄的，就是我幫她寫的信。前幾年“外公時代”的母親寫的信，表達情感的方式都是很克制的，最熱絡的三個字也無非是開頭的一句“親愛的”，到我幫她寫信的時候，我終于可以代母親在紙上馳騁著表達她仍然含蓄的情感了。除了親愛的，她有時會輕描淡寫地說：

“再加一句話吧。”

“加一句‘你多保重’。”

“再加一句，‘我和細女兒都很想你’。”

她大約是在臺灣電視劇里學到這些話的。

1992年，我們家就成了村里第一個擁有電視機的家庭。她這樣說，我當然不敢違抗她的命令，因為我是個小孩子，寫一點電視里的話，又有什么不可以。我在紅色細線的信箋上還多寫了幾個：“想你。想你。很想你。”

母親全然沒有發現我已經把她的信寫成了情書。在煤油燈躍動的光斑下，她愉快地收起了信，對折，再折出手指寬的折子，再對折——這也是父親來信時的折法。

三

冬天里的母親寄出的這封信，有不同于以往的意義。如果父親同意，我們將坐船去重慶。老人們說，重慶，那些高房子仰頭一望，帽子就會掉在地上的。

母親只是笑笑，她已經去過好幾次了。她不說她差點在碼頭上就迷了路的事情，她也不說其他。她在塵土飛揚中下了拖拉機，直奔鎮上的郵局而去。綠色郵筒就立在空地上，她恭恭敬敬地把信投了進去。郵局里每一個人都認得她，也都品嘗過她種出的新鮮的花生。

在等待父親回信的日子里，母親已經開始收拾行李。她常常要忙到半夜。白天，她在田間地頭里像臺收割機一樣忙碌。她手起刀落，雪白勻稱的蘿卜要做成蘿卜干，給父親帶去。還有，走之前要殺掉一頭豬，這是喂肥它們最后的日子，她得再加把勁，給父親做些臘肉帶去。最讓我受不了的是晚上，疲倦的我躺在床上，看到母親才開始清點品種繁多的土特產。白日勞作的倦怠，在她身上蕩然無存，她看上去興致勃勃，唯一的糾結是多帶還是少帶。

距離出發還有幾天了，我們發現，母親用來背東西的背簍飽滿而高聳，看上去有些比例失調。物品必須做些縮減。這可難為了母親。她前幾天費盡心思挑選的干果和米，后幾天卻要均勻地再減掉。夜里，她又開始了拿進拿出，不厭其煩。

終于到了我們出發的日子了。我童年的冬天里，總與大霧的天氣相伴。為了趕到船，我們在凌晨四點就要出發。母親背著多得搖搖欲墜的行李，通過不斷給臉上抹冷水保持清醒的我，則走在她前面。

我打著電筒，跌跌撞撞地在前頭走著，山村狗叫的聲音因為隔著大霧，有點沉悶。母親不斷地催促我，快點，快點，不然我們坐不上船了。在走過那個埡口的時候，我往江上望去，長江夢幻般滔滔地流著。過了山埡口，就是大路了。母親走到了我的前面，我空著手，在水汽中追趕著她。

一天后，同樣是早上凌晨三四點，母親又用冷水在我額頭上點了幾下。我知道，她一夜沒睡，我們到重慶了。

船停靠在朝天門四碼頭的躉船上。我第一次見到了重慶。高處的燈像天空的星辰，而那倒映在江中星星點點的銀屑般的光影，隨著下船的人奔跑的咚咚聲搖晃著。我們走下了跳板，母親背著行李，順著碼頭的石梯子不斷地向上攀爬。行李太沉了，她的身體傾斜至60度，她的臉都差點挨著了梯坎。從船上涌下來的人順著石階，像河水上漲時一樣，慢慢地向上移動。

母親緊拉著我的手，躲避著人群中那些輕裝快行的人和找生意的力哥。她另一只手里，緊緊地攥著父親的回信。那里面有父親的地址。還有精確到哪個月的哪天，幾點在什么地方的見面：“朝天門四碼頭下船。在河壩，我開綠色的東風車等你們。”

在最后一步臺階上，母親停了下來。在晨曦中，在碼頭起伏的沙灘上，在流動的人群中她一眼就看到了，在一輛軍綠色的東風車旁站著的正是——我的父親，旁邊還有一位穿桃紅色棒針毛衣，和我母親年齡差不多的女性。

江上凝結著茫茫的白霧，一艘艘離岸的船，此起彼伏地拉響著嘶啞嗚咽的汽笛聲，我看得出來，母親在晨光中停頓了一下。

“我們的船提前到了。”她說。

她的臉上，帶著微笑。只有我知道，她攥著信的手在微微顫栗著，她用力地把它團在手里，團出了一股熱汽——那方1987年的郵戳，已經濡濕了。

【敖斯汀，原名敖玉琴，新聞學專業。曾任記者、主編。重慶文學院第五屆創作員，中國作家協會會員。出版圖書《半城》，長篇小說《無面之神》。作品散見于《散文百家》《藝術與財富》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