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初的中國，時局動蕩，云譎波詭，新舊力量沖突、中外思想碰撞異常劇烈而復雜，中國正在內憂外患中迎來政治、社會與文化的現代轉型。一個時代的變遷，需要新的信念、新的思維、新的方法的驅動。此時，美國實用主義哲學的先驅者、進步主義教育運動的開創者約翰·杜威的訪華，無疑是20世紀初中國思想界、教育界甚至是政界的一大盛事。

一位哲學家的中國之旅

杜威于1919年5月1日抵達中國。幾天后，五四運動爆發。這場最初抗議巴黎和會外交失敗的民族運動，迅速演變為思想文化革命。杜威夫婦原計劃當年夏天回國，卻被中國人民追求獨立民主的斗爭深深吸引。杜威敏銳地意識到這場運動中所蘊含的革命力量，他以極大的熱情關注著中國的社會變革，一再推遲歸期。杜威在《中國人的國家情感》中向西方宣告：五四運動是中國人的國家情感存在與力量的突出證明。他不僅以觀察者身份見證歷史，更主動參與中國政治重建與思想轉型。

1919年至1921年間，杜威足跡遍及中國11個省份，發表二百余場演講，內容涵蓋社會哲學、教育哲學、倫理學和西方思想史。這些演講通過《晨報》《新潮》等報刊傳播，風靡一時。在江蘇教育會宣講“平民主義的教育”時，“聽者之眾，幾于無席可容”；杭州演講吸引兩千余人，北京尚志學校聽眾雖揮汗如雨，無一離坐。賀麟評價：現代西方哲學中對舊中國思想界影響最大者首推杜威。

彼時中國歷經政治革命挫敗，亟待思想突圍。杜威學說能在派系林立的中國獲得胡適、蔡元培等自由派，梁啟超等保守派，孫中山、陳獨秀等革命派共同認可，原因有三：其一，其倡導的“民主”“科學”契合五四知識分子以科學精神“整理國故，再造文明”的訴求；其二，相較同期來華的羅素——后者長于數理邏輯卻對改革方案閃爍其詞——杜威基于實地考察提出切實建議；其三，其思想與中國傳統深度共鳴，蔡元培稱孔子的理想與杜威學說頗多相同，實用主義“經世致用”理念更與儒家傳統不謀而合。杜威因此被稱作“西方的孔子”，其學說成為東西文明互鑒的橋梁。

空談之弊與科學之刃

杜威親歷五四運動，雖未在演講中直接提及，卻構成其思想探討的背景。他不斷追問：什么是真正的愛國？未來的中國要建立什么樣的國家、什么樣的政府、什么樣的社會？什么才是個體與國家的良性關系？作為長者和師者，他如此評價學生運動的利弊：利在更為深切明了政治、教育、商業的情況，培養了公共利益和團結互助的精神；弊端在于愛國心切，往往感情用事，難以專心讀書，在教育方面遭受損失。對此，他的建議是：愛國心也要有智理作用。因為情緒是靠不住的，還要用理性的觀念去利導他，糾正他，才能真正造福國家。要是率意妄行，不但無益，恐怕有害！他建議青年人不要消極排外，而應該去做積極的事業，即推廣教育，改良體育，發達實業，提倡國貨，或增進平民的生產和消費力。其目的在于增進國家和社會公共秩序的穩定。因此，必須胸懷更遠大的目標，有目的、有方法、有決心。

杜威剖析中國近代革命教訓，認為辛亥革命因缺乏思想與道德準備淪為形式化政治變革，故主張政治革命需以思想革命為先導，且須與民眾生活聯結。其“理智革命”方案包括三方面：其一，拒斥空談，知行合一。作為實用主義哲學的代表人物，他提出一盎司經驗勝過一噸理論，強調行動驗證真理。其二，科學思維，具體施策。主張以實證方法取代籠統空想，杜威呼吁中國人“不要靠天，靠旁人，靠機會，而要用科學的智識來指揮一切，向導一切”。其三，團結行動，培育共和。他指出中國傳統社會重家族主義而缺公共精神，認為“政治的根本問題，是怎樣組成一個國家，能代表最普遍的最大多數人的公共利益”。對于中國而言，如何建立真正的共和國？杜威的回答是：欲養成共和國之精神，有兩大要素：“第一要素為愛自由”，“第二要素為共同動作”。這些思想切中時弊：實用主義為浮躁思想界注入務實精神，以科學方法論矯正空談積習，公共性構建直指傳統政治缺陷。杜威的啟蒙推動了中國思想、教育及政治理念的革新，其倡導的理性精神、科學態度與集體行動邏輯，為現代化轉型提供了重要思想資源。在改良與革命交織的20世紀初，他提示了一條通過思想奠基、科學指引與公共精神培育實現社會變革的路徑，對于推動中國的現代化轉型發揮了重要作用。

實用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的多元碰撞

中國共產黨的先驅者們對杜威學說報以密切關注。1919年7月，周恩來擔任《天津學生聯合會報》主編期間，就在“創刊號”上把杜威的實驗主義稱為世界上的最新思潮；1920年10月，杜威在蔡元培等人陪同下到長沙演講，毛澤東被特邀為此次演講的記錄員；1921年4月，陳獨秀在廣州以廣東省教育委員會委員長的名義親自主持杜威的演講會。李大釗、瞿秋白、惲代英等人也都在信件、日記中提及過杜威的學說。1919年9月，毛澤東起草的《問題研究會章程》列出需要研究的問題71類，其中包括杜威教育學說如何實施問題。1920年3月，毛澤東到黎錦熙處，專門討論了近代哲學派別（柏格森、羅素和杜威）問題。6月7日，在致黎錦熙信中，又寫道，“我近來功課，英文，哲學，報，只這三科。哲學從‘現代三大哲學家’起，漸次進于各家”。這些行動表明，早期共產黨人對馬克思主義的接受，是建立在對包括實用主義在內的西方思想廣泛了解和吸收其合理成分基礎上的理性選擇。杜威的演講既推動思想解放，又以科學理性喚醒民主意識，客觀上為馬克思主義傳播鋪墊了思想土壤。

杜威思想與馬克思主義存在諸多殊途同歸之處。1919年“問題與主義之爭”中，代表馬克思主義的李大釗與代表實用主義的胡適之間發生的辯論看似對立，實則內核相通。胡適反對空談抽象“主義”，主張以具體問題為研究起點，強調一切主義只應作參考；李大釗則提出主義需兼顧理想與實用，學理應為解決實際問題服務。杜威本人同樣認為，解決具體問題需與整體觀念結合，如航海需羅盤亦需地圖。兩者雖方法論不同——馬克思主義側重階級分析與社會革命，實用主義強調經驗驗證與漸進改良——但都追求改造現實世界，以人的自由發展為終極目標，且同受黑格爾哲學影響。杜威批判資本主義壓迫，指出工人消極抵抗源于生計所迫，與馬克思的階級分析不謀而合；其反強權的人道主義精神，亦與馬克思主義價值立場一致。

然而，兩者之間存在的差異最終決定了歷史選擇的不同。哲學上，杜威持經驗一元論，馬克思則以實踐為根基；行動路徑上，杜威主張個體經驗改良，馬克思倡導階級革命和制度革命；傳播范圍上，杜威的影響限于知識精英，馬克思主義深入勞工大眾。在20世紀初救亡圖存的緊迫語境下，中國急需能凝聚底層、指明方向的戰斗性思想。當溫和改良無法應對民族危機時，馬克思主義以其徹底的革命性與組織動員力，最終成為歷史的選擇。

杜威的預言與中國現代化回響

百年的時光轉瞬即逝。塵埃落定之時，我們回顧杜威與五四運動的這次歷史相遇，會發現他在中華傳統與世界文明相遇之時敏銳而深刻地看到了中國文化的特質。杜威認為：“現在文化的新問題不是往前走去環繞地球的問題，而是東西文化怎樣互相接近怎樣互相影響的問題。”杜威認為，中國就是東西文化的交點。中華文明在歷史上一直多元性與普遍性共存，對于異質性因素采取包容態度，兼收并蓄、合而統之。就此，他提出了文明匯通的希冀與期待。

其一，立足現實，走中國本位的發展道路。20世紀初，杜威即主張中國現代化不可復制西方或日本，而應立足自身，“不單去輸入模仿，要去創造”，既補救文化危機，又補益西方缺陷。他認為中國若自主追求經濟目標，必能設計出優于西方的方案。今日中國道路的成功，印證了這一預見——在汲取文明源頭思想資源的基礎上，通過觀念與制度創新，提供了發展中國家實現現代化的全新范式。

其二，辯證看待西方民主自由。杜威剖析西方自由與民主的本質，指出自由過度導致經濟不平等：契約自由若缺乏能力平等基礎，反成不自由的枷鎖。他警示中國須批判性看待西方傳統，而非全盤接受。當西方霸權鼎盛時，杜威已在其文明中看到隱憂，卻在中國發現實現社會理想的可能性。

其三，重估傳統價值，實現傳統文化的現代轉化。新文化運動激進反傳統之際，杜威提醒：中華文明千年積淀的人本觀念與系統思想，經科學方法整理后，可為現代社會科學所用。他反對全盤否定傳統，強調站得住的文明必有可靠根基，若徹底斷裂文化根脈，民族將喪失立身之本。

其四，推動文明對話。杜威對東西文化進行了對比：東方重家庭倫理與切實經驗，西方尚個人權利與抽象智理。但他強調比較非為論高下，而在取長補短。中國作為“東西文化的交點”，歷史上以包容姿態統合多元文明，此特質正可回應“文明如何相互影響”的世紀之問。在零和博弈思維盛行的世界，杜威對文明匯通的期待，既矯正沖突思維，也為中國提供啟示——兼容并蓄的智慧，恰是構建新文明形態的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