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香奈兒：潮流教主傳奇一生》之后，香港芭蕾舞團再次將舞臺焦點對準傳奇女性，聯手編舞家奧喬亞，用舞蹈形式向墨西哥畫家芙烈達（常譯作弗里達）致敬。

上周末，港芭新作《芙烈達》開啟亞洲首演，演繹這位傳奇畫家痛苦又絢爛的一生。

詩人翟永明1996年曾在組詩《剪刀手的對話——獻給弗里達·卡洛》中寫下這樣的詩句：“在黑暗中我的腿腳伸出/與卡洛跳舞/女人們：來，去/蠟燭般燒毀自己的本性。”芙烈達一生之熱烈，無論是以詩歌還是舞蹈的形式似乎都難以充分復現，但這絲毫不影響人們欲同她共舞的渴望，詩人用文字想象與她共舞，舞者在舞臺的燦爛中與她共舞。

形式的悖論 精神的形肖

舞劇《芙烈達》的布景以芙烈達的經典畫作為靈感，在紛繁的色彩、經典的頭骨意象、絢麗的花朵圖案等元素的加持下，舞臺詩意地幻化為一組畫框，演員的舞步如畫筆一般在畫布中騰挪，描繪芙烈達的一生。

《芙烈達》早在2016年便初具雛形，是從45分鐘的獨幕劇《破碎的翅膀》拓展而來。變化的不僅僅是時長與舞步，更重要的是創作者對芙烈達的認知。破碎的身體、苦難的人生并不能限制她抵達精神高空，在飛翔的過程中，她獲得愛，并用愛鑄就生命的筋骨。該劇的場刊上有一句芙烈達之語：“愛自己，愛生命，然后愛任何想愛的人。”

該劇的主線劇情十分清晰：芙烈達在18歲時遭遇了一場嚴重車禍，全身多處粉碎性骨折，險些致命；在療傷恢復期間開始接觸繪畫；中年與愛人迭戈相遇，與其結婚又遭到背叛，這些都成為標記她人生數次轉折的時間錨點。以那場車禍的發生為分界點，舞臺的風格色調忽然變幻，顏色豐富濃烈起來。主創將芙烈達悲慘的現實境遇和卓然的藝術成就編織起來，但并沒有過度渲染命運的不幸對藝術心靈的囚困，她與身體傷痛糾纏的一生，也是靠驚人的韌性在逆境中奮勇生長的一生。

1953年，芙烈達在墨西哥舉辦個人展覽，當時有媒體評價她說：“以畫筆和顏料繪制出充滿痛苦磨難的自傳。”既然痛苦與磨難無法遺忘，無法忽視，那就與之共舞。但舞蹈這個藝術形式和芙烈達的組合有著天然的悖論：她6歲患有小兒麻痹癥，后又因車禍嚴重影響了行動能力，而舞蹈是完全依賴肢體的藝術。化解這個悖論，不只是藝術上的別出心裁——比如舞劇中設計了不流暢的舞步制造頓挫感，表現芙烈達的殘缺，更重要的是完成在精神上對她的形肖和致敬，用貌似最不恰當的藝術形式與她剛毅勇猛的人生態度達成和諧。

以意象為隱喻 以畫像為分身

相較于2002年由朱莉·泰莫執導的同名傳記電影，這版舞劇的情節并不算豐滿，但其獨特之處在于，圍繞芙烈達和她的藝術，在舞臺上創造了一系列意象視覺化的表達：鳥、鹿、猴等角色形象，在不同的舞蹈段落中是芙烈達不同心境的隱喻，如舞者以手臂動作模仿鳥兒振翅——芙烈達雖然身有殘疾，但是藝術精神卻能自由翱翔。1946年，芙烈達繪制了一幅《小鹿》，她將自己的頭部安放在鹿身之上，奔跑于林中，鹿身上中箭流血。在向朋友們解釋這幅畫時，她以詩作加以說明：“孤獨游蕩的小鹿/其心哀哀/其傷累累。”舞劇展現了芙烈達的這一精神游歷過程，她的詩與畫最終幫助她在森林里找到放晴的天空與生命的意義。

芙烈達一生創作的140多幅繪畫中，有55幅都是自畫像。畫自己，其實也是認識自己。濃郁的一字眉，夸張的花朵頭飾，堅定憂郁的眼神，幾乎是芙烈達最為人熟知的神情，關于芙烈達的電影、紀錄片，都不約而同地選用她的這個形象作為海報。港芭也將自畫像這一元素注入舞蹈之中，多位男性舞蹈演員身穿大裙擺長裙扮演芙烈達的自畫像，他們是從她內心矛盾中分裂出來的鏡像和化身。

芙烈達最喜歡的詩人是惠特曼，在生命的后程她曾將《草葉集》當作枕邊書。惠特曼曾說過：“我是自相矛盾的嗎？那很好，我就是自相矛盾的。”1950年，芙烈達曾自豪地回應過這句詩：“我很樂于當個自相矛盾的人。”多個“自我”在臺上并置，舞臺上的每一個分身都可以是她，也都可以不是。她以卓越的藝術天賦和強大的心智來統攝內心的復雜，不同的光譜匯聚出獨屬于她的傳奇。

向自我求助 從自然汲養

舞劇《芙烈達》并不是“一個名女人和她身后的男人”這種爛俗的大女主故事模式，也沒有演成公主和王子童話般的琴瑟和鳴，而是嘗試展現深植于女性內心的反抗精神，完成芙烈達的自我救贖。

臨近結尾時有這樣一幕：芙烈達被臺上的多個自我圍裹，在被丈夫迭戈拖走時，她伸手向這些自我求助，用上自己在若干人生危難時刻積攢的力量。長久的病痛使芙烈達經常獨處，擁有充分自觀自醒的機會。舞劇中有大量獨舞，不同于她和迭戈雙人舞時的低沉憂郁，這些獨舞的配樂使用敲擊樂器來強化節奏感，盡管沒有非常明確的情節指向，卻展現出她旺盛的生命力——她熱烈地爭取她自己。

芙烈達分別創作于1938年的《戴著死神面具的女孩（她在獨自玩耍）》與1943年的《死亡思考》中，都出現了骷髏的圖案，成為她繪畫藝術的重要意象之一，這也是墨西哥亡靈文化對她的塑造。鮮花與骷髏，組成芙烈達人生和藝術哲學的符號表達。生與死同在，明媚與萎殘共存，象征花與骷髏的舞者并立于舞臺后方，成為芙烈達深沉體悟的背景式呈現。

舞劇與芙烈達畫作的對應，還包括用植物根系的強勁生長來表現她的堅毅精神。偉大的藝術作品，尤其是女性作品往往呈現出某種共通性：無論是草間彌生還是喬治婭·歐姬芙，都喜歡用花朵、植物來呈現強勁的生命力。芙烈達也在墨西哥的自然中捕捉到這樣的力量，并將此運用到畫作中。最終，舞劇在繁盛的花景中謝幕。筆者聯想到在《天賦如此：女性藝術與我們》一書的原版序言中，翟永明曾如此寫道：“女性藝術，是散落在藝術歷史長卷上的破碎之花。由于時代、環境和人為的影響，她們艱難的、曠日持久的、可貴的呈現，也堪稱堅韌之花。”

（供圖/香港芭蕾舞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