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作為中國當代鄉村社會的觀察者與書寫者，王方晨的鄉土小說創作無論從量還是質，無論從思想性還是藝術性上考量，都構成了中國當代鄉土文學中一道獨特的風景。李敬澤曾將王方晨稱為“山野間的先鋒”1，胡平認為“王方晨的先鋒性是顯赫的”2，杜昆與賀仲明也以“‘先鋒化’的鄉村敘事”3來概括王方晨近年來的鄉土小說創作。討論王方晨如何將鄉土與先鋒結合起來，非常有意義。而王方晨也非常認同先鋒，并有自己的理解：“文學上所謂‘先鋒’的意義，究其實應該是一種先于人群的智慧的覺醒。”4從王方晨對先鋒的理解中，可以看到其更在意一種思想或智慧意義上的先鋒。那么這種思想或智慧意義上的先鋒在鄉土小說這一傳統的題材中是如何得到體現的？

中國作為一個后發現代性國家，其現代性本是發展不充分的，與西方現代性也有顯著的差異。王方晨即書寫了這種飽含現代性的鄉村社會現實，并對其進行了深入的反思。也就是說他不僅僅繼承五四文學傳統進行封建性國民性反思與批判，而且還有對現代性的深刻反思和批判。

王方晨曾說：“我無鄉，然而這是好的故事。”5其實就指明了其身處的現代性境遇。因為無鄉正是現代性時空分延和脫域機制的產物，而無鄉也體現出王方晨帶著鮮明的知識分子立場。知識社會學的創始人曼海姆認為，知識分子沒有固定社會階層，屬于自由的漂浮者。王方晨以無鄉者自居，就可以見出其知識分子立場。而作為一種思想，“無鄉論”也與德勒茲的游牧論有相通之處。“游牧論集中體現為‘生成’狀態，發揮著掙脫嚴謹固定的符號體系藩籬的逃逸線的功能。”6正因為無鄉，王方晨能夠掙脫鄉村文化與現代文化固定的符號體系藩籬，對其進行深刻的反思。

吉登斯曾對現代性的反思性特征進行過論述，指出知識的反思性運用是現代性動力的主要來源之一：“關于社會生活的系統性知識的生產，本身成為社會系統之再生產的內在組成部分，從而使社會生活從傳統的恒定性束縛中游離出來。”7羅伯特·所羅門曾將知識概括為先天知識與經驗知識，如果小說可以說提供了一種經驗性知識，那么可以說王方晨是通過經驗性知識對現代性進行了反思和批判。王方晨在訪談中曾透露過自己對鄉村現代化的愿景：“現代化不僅是指生產工具和技術的現代化，更重要的是人的現代化和制度的現代化”8。從而看出其思想立場更傾向于吉登斯所謂的“激進現代性”9，即謀求對現代性的反思與改進。吉登斯曾指出：反思性的“新知識（概念、理論、發現）不僅更清楚地描繪了社會世界，而且也改變了它的性質，使其轉向新的方向。”10王方晨的鄉土小說即提供了這種指向。

卡林內斯庫認為：“有兩種彼此沖突卻又相互依存的現代性——一種從社會上講是進步的、理性的、競爭的、技術的；另一種從文化上講是批判與自我批判的,它致力于對前一種現代性的基本價值觀念進行非神秘化。”11前者可以稱為社會現代性或歷史現代性，而后者則可以稱為一種文化現代性或審美現代性，兩者之間具有內在的矛盾和張力。王方晨的鄉土小說就可以看作是后者對前者的反思與批判。這種對現代性進行反思的“激進現代性”立場和審美現代性特征是王方晨小說擁有先鋒性，成為思想上的先鋒的一個重要原因。

王方晨鄉土小說中的現代性反思與批判，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 對鄉村權力現代性特征的揭示

費孝通在《鄉土中國》中認為鄉土社會“在它的權力結構中，雖則有著不民主的橫暴權力，也有著民主的同意權力，但在這兩者之外還有教化權力。”12費孝通用“長老統治”一詞來概括鄉村中的教化權力，并認為其在鄉土社會中占據重要的地位，集中體現為紳權。王方晨鄉土小說多為描寫被卷入現代化浪潮中的鄉村。在這種現代化過程中，鄉村權力也具有了現代性的諸多特征，與傳統鄉土社會的權力結構不再相同。

他的《村長的原則》集中書寫現代經濟理性如何構成價值的拆解和損毀。小說中，村長用交換和經濟原則替代了傳統道德倫理，也以此作為自己的行事準則，提出讓劉福采的媳婦崔小花跟牛素彪睡覺的方法來償還劉福采的債務。鮑曼認為：“非人化開始于官僚機構行為所針對的對象因為拉開了距離而可以并在實際上被簡化為一套定量措施之時。”13村長用一種定量化措施來對待崔小花，就造成了對象的非人化。而作為受害者的崔小花對原則的認同是基于這種原則被權力加持。鮑曼認為：“一旦官僚體系執行的任務的人類對象被有效地非人化，并因此被廢止了作為道德需求的潛在對象，他們就會被帶著道德冷漠的眼光來看待”14這種權力的道德冷漠，是一種現代性的冷漠，以工具理性處事帶來的冷漠。小說揭露出其非人道的一面，體現了作者的現代性反思與批判。

在長篇小說《老大》中，王方晨書寫了莊鐮伯創辦作坊后，在總結考核時的嚴厲和吹毛求庛。對此莊鐮伯在內心里是憎惡的，但卻不得不順應這一現代性的要求。總結考核是一種依靠定量措施實現形式合理化的行為，而非指向價值合理化。而他這樣做的目的是維護自己的權威：“這樣能夠引起雇工們的敬畏之情。如果一個人總表現出隨意和謙和的話，他的威力，就會在某一天喪失殆盡。”15從中可以看出，現代權威是建立在一種基于定量措施的形式合理化之上的，而不是建立在價值理性和德性之上。

《鄉村火焰》也是王方晨書寫鄉村權力的短篇小說代表作。村長家柴垛著火，無辜的王貴鋒被派出所抓走后，他的媳婦耿玉珍找村長理論。原本胸有成竹的她，卻在王光樂給派出所打手機時被擊潰了。小說中寫道：“耿玉珍早就不由得搖晃起來，她感到身上無力，哪怕再停留一會兒，也會軟癱在地上的。”16“她為自己剛才的表現感到惱怒，但確實發覺自己突然軟弱起來，王光樂不過是在她面前打了一陣手機就讓她狼狽逃開了。”17耿玉珍感覺到軟弱，是因為手機聯接起一個權力網絡，這種權力網絡已超過了她可以“論理”的范疇，是一種抽象體系，而不是一個具體的人。這種抽象體系就來自于吉登斯所謂的脫域機制，是一種現代性的產物。正是這種代表著權力秩序的抽象體系，讓耿玉珍感到了自己作為個體的無力。

《黑妮兒飄飄》則書寫了金大筐對這一權力秩序的逃離。一場大水淹沒了金佛寺村通向塔鎮的路，讓村莊陷入混亂之中。當村長金士魁的手機沒電，與塔鎮的聯系中斷，大喇叭也因斷電不能使用之后，他就逐漸喪失了權威。這在一定程度上說可以說明權力的不在地性。吉登斯認為，時空分延和脫域機制是現代性動力的一個主要來源：“它們使社會行動得以從地域化情境中‘提取出來’，并跨越廣闊的時間—空間距離去重新組織社會關系。”18這種不在地性，就是脫域機制作用的結果。這與中國傳統鄉村自治的權力在地性并不相同。費孝通認為，教化權力是中國傳統鄉土社會中最重要的權力，而“教化權力擴大到成人之間的關系必須得假定個穩定的文化。”19這種文化就是注重德性的儒家文化。而現代鄉土社會中的文化則不像前現代那樣穩定，而愈加復雜；鄉村權力也是現代權力體系的一部分。

鮑曼指出：“一旦經過行動者的同意而將責任轉移到上級命令的權利當中，行動者就被投入了一種代理狀態——一種把自己看做是給別人執行意愿的狀況。代理狀態與自主狀態正好相反。” 20金士魁等人依靠手機與大喇叭完成權力的授權與行使，而一旦這種技術出現問題，代理行動者的問題便會暴露出來。金士魁逐漸喪失了其權威，甚至充當鎮上酒店的“皮條客”；王聚寶也用暴力來執行他所說的“公務”，拿著鐵锨攆少年金克玉。而當王聚寶遭到金大筐的還擊和挑戰，只好求助于金士魁通過技術手段與上級聯系。“王聚寶聲嘶力竭起來，‘打手機！給塔鎮打手機！’”21而當他想到村長手機沒電時，他崩潰了：“哆嗦著，猝然蹲了下去，用手捂住了臉。”22

鮑曼認為：“在權威的官僚體系內，道德的語言有了新的詞匯。忠誠、義務、紀律這類概念，全都朝向上級，上級是道德關懷的最高目標，是最高的道德權威。”23作為一個反叛者，金大筐對這種現代權力體系的逃離希求于借助例外狀態，即大水再次淹掉金佛寺村來實現。但對這種例外狀態的渴求，也成為一種自戕。最后金大筐被派出所帶走，這種自戕式逃離最終失敗。這不僅僅是個體的失敗，同時也是一種古典烏托邦式田園生活的失敗，也是對現代性的反抗的失敗。

王方晨通過鄉村生活的書寫，對鄉村權力秩序及其結果的呈現，表達對現代性的反思，具有了深刻的意義。因為韋伯認為“日常生活的廣闊領域已經被官僚機構的原則殖民化”24因此，這些小說不僅僅有關鄉村，也形而上地展現了現代人的生存困境。

二、 現代鄉村權力場域的建構

作為現代性動力的時空分延和脫域機制，使得鄉村變得非地域化，鄉土社會也成為一個更大的社會權力場域的一部分。布爾迪厄認為場域是一種開放性的網絡結構關系，而這正是轉型期中國鄉村社會的特征：鄉村已經不再可能是一個封閉的，自足的烏托邦世界。權力場就是行動者爭奪經濟和社會資本的空間場所，現代社會中的行動者必然要在其中占據一個位置。圍繞權力，王方晨塑造了各種類型的行動者，建構了一個系統的鄉村權力場域。這個鄉村權力場中的行動者大致可以分為以下幾個譜系：

1、權力掌控者譜系。如王方晨小說中出現的諸多村長形象，有些甚至沒有名字，只以村長這一權力符號現身；有些則得到了更加深刻的心理建構，如莊鐮伯、韓佃義等。

2、權力依附者譜系。如《生命是一只香油瓶》中的刀繡蘭和麻彩桂，二人為獲得這個依附者的位置而大打出手，良知喪盡，最后讓活著的巴碧芬成為村子死去兒子的妻子。小說以強烈的反諷色彩來塑造這樣的人物，進行深刻的國民性批判，體現出強烈的啟蒙意味。

3、權力追逐者譜系。如《老大》中的袁廣田，作為燒死莊鐮伯的幫兇，從芒妺那里攫取莊鐮伯的經濟資本，通過各種手段成為了副鎮長，最終成為權力的擁有者。

4、反叛者和逃離者譜系。《黑妮兒飄飄》中的金大筐，就屬于這個譜系。但他的失敗，證明了現代權力場域的開放性和無邊性。逃離者中也有謀求人格獨立的知識分子，如佟志承。他不惜辭去縣長職務，來謀求這種人格獨立，但最后又不得不回到瀚童任職，無法逃離這個場域。

5、老實人譜系。這類行動者在王方晨的鄉土小說中為數眾多，王方晨深入地呈現了他們的習性，揭示了其復雜的內在心理結構。《撲滿》中馬金橋就屬于這一譜系。他的老實不僅體現在對鄉村權力的順從中，還體現在他對兒子的懼怕中。這種懼怕主要是因為他沒有能力和資本幫助兒子實現當通訊員的愿望。但他卻照著村長的樣子做了一個稻草人，來表示自己的反抗；《咱家的月宮》中的鳳普也在背后罵村長是驢，在村長面前卻馬上否定，說自己是糞筐。根據布爾迪厄的場域理論，主體和場域是相互塑造的。進入場域的行動者，必然攜帶著資本和習性。正因為沒有資本，他們才不得已將老實與順從作為進入權力場的道德資本；而這種老實也成為一種由場域所塑造的習性。這種習性并非天生，而更具姿態或者表演意味。正是由于權力場域的存在，這類行動者并沒有在更講究個性的現代社會消失。

6、被侮辱和被損害者譜系。王方晨鄉土小說中這個譜系人數眾多，是因為農民相較其他階層而言，更缺少經濟、社會和文化資本，在一個更大的權力場域中更容易成為被侮辱和被損害者。這個人物譜系也與老實人譜系多有重合。如《八月之光》中的老成，是一個鄉村老實人，女兒被塔鎮上的人包養用來給包養者生孩子。女兒出事之后，一貫老實的他卻爆發出巨大的力量。傷害他們的人來自塔鎮，擁有權力場中重要的資本——經濟資本。在王方晨筆下，不管是傷害方還是被傷害的一方，都突破了地域性限制，身份變得更加廣泛。在《公敵》中，就是藍娣這個外來者被佟家莊的瀚童集團所傷害。而佟家莊也處在一個更大的權力場域之中。作者借邵觀無之口側面來展示這種復雜的勾連：“只要不是一個人，就是安全的。韓爺，你不是一個人。我也不是一個人。我們都是一大幫人。整個江湖就是很多人，所以在我看來，江湖勾連屈曲，倒也有驚無險。”25邵觀無還對接任的佟志承說：“我和韓爺的命，就都在你手上！……什么也都在你手上哩！”26從中可以看出瀚童集團所在場域的復雜性。佟志承所說的“在我們這個時代，每個人都是受難者”27更將其進一步擴展為每個人。這是因為現代化的脫域過程，將每個個體都置于一個抽象體系之下，每個個體都要來承擔時代發展所帶來的變化。時代大潮的巨變將落到每一個人身上，在傳統無法提供應對策略之時，人們也無法再逃離到一個集體之中，去逃避時代的問題，都要以自己的一己之力來應對。王方晨對這些被侮辱和被損害者的廣泛與深入書寫，反映了他對現代性巨大力量的認識和對鄉土世界邊界的突破。

亞里斯多德認為人是政治的動物，而政治主要涉及權力的分配和使用。王方晨的鄉土小說，就以權力為中心，構建了一個復雜、多元、現代的鄉村權力場，這個場中包括了各種資本的角逐與爭奪，多種習性的形塑；也突破了單純的地理空間，而脫域為一種非地域性的空間場域。正因為對這個場域的書寫和揭示，王方晨的鄉土小說，具有了一種別樣的現代性色彩，也同樣蘊含了對現代性的深刻反思與批判。

三、 現代性反面烏托邦的書寫

作為人類對美好世界的想象，烏托邦有著悠久的歷史和不同的類型：從西方的理想國到東方的桃花源、大同世界等等。進入現代社會，烏托邦則更多與時間相關。作為一種無限發展和進步的線性時間觀，現代性時間觀催生出了現代人更豐富的烏托邦想象。卡林奈斯庫指出：“一方面，未來是走出‘歷史夢魘’的唯一途徑，在烏托邦主義者眼中，‘歷史夢魘’使得對現時本質上是腐敗的和不可忍受的；但另一方面，未來——變化與差異之父——被禁止達到完美，完美就其定義來說只能無限地重復自己，它否定了作為整個西方文明基礎的不可逆時間概念。”28王方晨的《公敵》就書寫了這樣一個烏托邦。韓佃義帶領佟家莊從一個受欺負的村莊一躍成為超過并掏空塔鎮的鄉村經濟帝國，顛倒了城鄉二元機制中城鎮的統治地位，成為一種權力的烏托邦；佟家莊的瀚童集團在市場經濟大潮中成為一個弄潮兒和成功者，使佟家莊擺脫了前現代的農業文明，而成為一個現代化的鄉村，建構了一個經濟烏托邦；韓佃義把《論語》當作村莊的紅寶書和集團的象征，使佟家莊成為了一個道德烏托邦。佟家莊似乎是集權力、道德、經濟發展于一體的鄉村烏托邦。

有評論者將小說中出現的問題歸結為封建主義的余毒。如韓佃義對權力的爭奪與權術的玩弄，又將《論語》當作村莊的紅寶書；聶海文將自己的歷史知識用來給佟黑子提供“皇帝”待遇等。但這里不光有封建性的因素，韓佃義的思想是前現代和現代性思想的混合物。

在佟家莊人都固守著小農經濟的時候，韓佃義就以手中強權將農機廠引入佟家莊，以工業強村，而且信賴市場經濟，發展出了瀚童集團這樣龐大的鄉鎮企業。這是韓佃義思想中的現代性成分。而他的“每個人都是每個人的敵人”29的思想與霍布斯主義也有諸多相似之處。如同韓佃義的敵人哲學一樣，霍布斯描述了一種殘酷的自然叢林狀態：“無限制的暴力、沒完沒了的敵意、時時刻刻的恐怖和恫嚇，這就是霍布斯描述的殘酷的臨戰般的自然狀態。”30韓佃義就是靠這種絕對權力將佟家莊打造成為一個利維坦式的鄉村帝國，而他也有霍布斯式的獨裁君主的影子。聶海文將自己的歷史知識用來給佟黑子提供“皇帝”待遇等，也不僅僅是一種封建主義因素。隨著改革開放之后瀚童集團成為佟家莊生產甚至生活主體，諸多現代性的因素也滲透到佟家莊之中。所謂的皇帝待遇，既有封建主義因素，同時也是現代科層制度與霍布斯主義結合所產生的絕對權力的一個縮影。

這種權力的絕對化，以及的科層制所代表的現代管理制度，不僅使其對象變得非人化——如將藍娣剝光粘上鳥毛關在籠子里供人玩弄——也造成了其權力擁有者對人的概念的模糊化。佟黑子在與哥哥佟志承的聊天中坦承了其喪失自我與靈魂的狀態：“哥，你摸摸我的臉，嗯 ，你覺得這像人肉嗎？這是人肉嗎？這是什么？我是什么？我是人生的？是咱爹咱娘生的嗎？”31而這種自我迷失可從其隨后的話語中找到部分原因，他說自己是金身，卻唯獨不是人：“人多啊，多得讓人心慌啊，人又怎么能值錢？人就是個屁。放了，臭一會兒，沒了。”32從中可以看出其對人的價值的否定，而對人的價值的否定也使其否定了自身的價值。這也成為佟黑子最后自殺的一個原因。

而韓佃義將《論語》作為佟家莊的紅寶書，也并不意味著韓佃義對《論語》思想的完全認同，更多是將其作為一種象征，服務其鄉村帝國的內部認同和外部競爭。正如蔡翔所說：“對民間或傳統的借用，正是現代性知識傳播的典型方式。現代政治是通過共同的價值、歷史和象征性行為表達的集體認同，因而無一例外具有自己的特殊的大眾神話與文化傳統。”33

瀚童集團發展起來后， 不僅企業管理者道德墮落，生活奢靡，其所屬的仙花娛園也成為權貴獵艷藏嬌的場所。對“小白樓”中女孩的人身管制，對逃走女孩的嚴厲懲罰，都是違背道德倫理的。韓佃義以飽含現代色彩的區隔的治理方式，將仙花娛園放置在塔鎮，與佟家莊和村民的生活區隔開來，以減輕道德沖突。村民對這個特殊場所有了解，但為了不妨礙集團追求利潤最大化的目的，不予道德干涉。同時，這也可以理解為佟家莊對塔鎮的報復。韓佃義將這種非道德的娛樂產業設置在塔鎮，使塔鎮墮落來實現報復。而村民們因為這種空間上的區隔，而將這種行為非道德化，甚至將之英雄化。因此，雖然瀚童集團將《論語》紅寶書作為集團的象征，但佟家莊并非一個道德烏托邦。

作為佟家莊紅寶書的《論語》對于韓佃義和佟黑子的問題無法療救，也證明其在復雜的現代社會中的無力。李澤厚認為儒家倫理為代表的中國傳統道德理性是一種實用理性。這種實用理性可以適應以工具理性為主導的現代性制度，卻無法有效填補其價值缺失的弊病。而儒家思想中對權力秩序尊崇的一面，又極易成為現代權力體系的幫手。李澤厚在《中國現代思想史》中指出中國現代歷史中啟蒙主義的缺場，即使新文化運動掀起啟蒙的大潮，但隨后又被救亡壓倒。這種啟蒙主義的缺場，造成了中國現代性的與西方的不同之處。佟家莊的集體主義制度就成為封建主義與現代性制度牢籠的結合體，雖然其制造了經濟發展的高效率，但卻大大降低了人的價值，使其成為一個反面的烏托邦。

佟家莊之所以能夠成為一個烏托邦式的鄉村帝國，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瀚童集團所帶來的經濟發展；也因為這種經濟發展，這個烏托邦具有十足的現代性色彩。但經濟的高速發展，并沒有解決價值問題，反而隱藏了這些問題。正如丹尼爾·貝爾指出：“經濟增長已經成為發展中工業化社會的世俗宗教：個人動機的源泉，政治團結的基礎，動員社會以實現一個共同目標的依據。”34波德里亞也認為，消費社會里存在著一個神話，這個神話即是：“增長即是豐盛，豐盛即是民主，民主即是幸福”35。因為這種世俗宗教意味和神話性，瀚童集團才能獲得上至政府下至村民的認同，即使其領導者行為有違德性和法理，依然能夠較好地生存。而在這種神話的光環下，村民們得到的只是虛假的幸福。小說結尾佟安福的瘋，就是最好的證明。

王方晨以犀利與深刻的筆觸，讓一個集權力、經濟、道德于一體的現代烏托邦式的鄉村帝國顯出形來，呈現出其罪惡、虛假和悖謬之處，暴露出其惡托邦的一面；結尾的狂歡化敘事，又消解了它的意義。這使《公敵》具有強烈的反烏托邦色彩。

四、現代性語境下心理與欲望的深層書寫

王方晨的鄉土小說，受先鋒小說的影響，對鄉村的書寫從“尋根”的文化敘事轉向個人化敘事；即使寫作鄉村歷史，希望找到歷史規律，也已不再是一種宏大敘事，而是趨向于一種個人化和心靈化的歷史。也正是因為這種個人化和心靈化的歷史書寫，王方晨才為我們呈現了諸多獨特的人物形象，構造了復雜的情感與欲望結構。其作品對本體性不安、深層欲望、死亡情結等的書寫，都帶來了更具現代性的生命經驗，尤其對死亡情結或死之欲的書寫，更具異質性。在其短篇小說代表作《祭奠清水》中，不僅清水、小五在水中自溺而死，村長王寶山也抵擋不住水底的誘惑。敘事主人公不僅多次看見王寶山在池塘邊徘徊不決，最后自己也進入池塘，并“滿心期望水里伸出一只手，冷不丁扯住俺的雙腿”36。這來自水底的誘惑，其實就是死亡的誘惑。死亡在小說中并不是冰冷的，而具有一種圣潔、美好的喻意。這種心理可以聯系到弗洛伊德的死本能，但與巴塔耶的神圣欲望有更多相似之處。

法國思想家喬治·巴塔耶在尼采和黑格爾的影響下，對欲望進行了深入的發掘。他認為，人的欲望是多維的，不僅有生存和占有的欲望，而且有死亡、耗盡等欲望。他將人的欲望分為三層，第一層是動物性的欲望；第二層是人性的欲望，是對動物性欲望的拒斥與升華，是經理性調節的世俗的欲望。第三層則可以稱之為神圣的欲望。神圣的欲望又是對第二層次中人的欲望的否定，包含了死亡、耗盡與色情的欲望；其中，死亡、耗盡欲望類似于弗洛伊德“本我”中的死亡本能。但與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學說相比，巴塔耶對理性與被人性化的“占有的欲望”持批判的態度，是一種對以占有為特征的市民現代性進行批判的學說。王方晨的小說中，這一欲望在莊鐮伯身上體現得最為鮮明和深入。

小說中，莊鐮伯對土地有一種特別的情結。他傲視塔鎮等諸多城鎮，也“很少去金鄉縣城……他覺得自己無愧于土地。”37在城鎮與鄉土的對比中，他以貶斥前者而圣化后者，來實現對城鄉二元秩序中城鎮的統治性地位的顛覆。這種顛覆是他對曾經被城鎮歧視留下陰影的補償。但在這種顛覆和補償之外，他對土地的熱愛甚至圣化還可以進一步探尋到更深的內在心理原因。

他有種對土地圣化的欲望。小說寫他想到土地時“他開始激動。被寬厚的土地，那渾樸浩蕩的氣息包圍著，如君王置身于祥云之端，俯臨眾生一般。”38這種對土地（自然）的圣化，同時也與他的權力意志結合了起來。

莊鐮伯在與自己的對話中問“這一切努力最末是為了那些雇工嗎？為了和他一樣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兄弟姐妺、父老鄉親嗎？”39他對這些目的進行了否定：“要說為了別人，那才叫可恥呢！”40他確定了是為自己，但又將對這些東西的占有欲進行否定。而在這種否定中，他又提到了終極目的，那么他的終極目的究竟是什么？小說寫道：“似乎這不是他的目的，他的終極目的。他想毀掉作坊，也毀掉自己”41可以看出，莊鐮伯的終極目的就是要毀掉自己。“他預感到，他最終會毀掉自己的。”42這種毀掉自己的欲望與預感，不能僅僅用對以往犯下罪過的愧疚來解釋，還有更加復雜的心理原因。

巴塔耶受黑格爾的影響，以否定之否定之線來描述“性”和“死”的兩條思想之線。在關于“死”的思想之線中，通過對自然世界的否定，而抵達了世俗世界，通過對世俗世界的否定，而抵達了神圣世界；而這種神圣世界又是對自然世界的一種返回。莊鐮伯對土地的偏執的熱愛就與這種欲望有關，而那種毀掉自己的欲望可以認為是一種自我消盡的神圣欲望。作者寫到過他對頗具現代性的，具有形式合理性的考核制度的厭惡，但他卻不得不依靠它獲得權威。他的自我毀滅，其實也是通過對這種權威的否定，進一步否定世俗世界，而讓自己抵達巴塔耶的神圣世界。他也蔑視象征世俗世界的占有欲望。他將作坊毀掉，也可以看出“獻祭”意味，即將工具化的物變得具有神圣性的一種方式。而他的獻祭對象，即是被他圣化的代表自然的大地。

受莊鐮伯影響，芒妹身上也出現了這種消盡的欲望。與袁廣田身上的占有的欲望不同，在故事結尾部分芒妺期望把自己的力量和財富‘耗費’凈盡。芒妺在嫁給袁廣田之時，就準備喪失自己，失掉激情與幸福，又將父親莊鐮伯的財富統統交給了袁廣田。莊鐮伯和芒妺身上這種消盡的欲望是對占有欲望的輕蔑，也是對合理性與合目的性的世俗世界的反動。但這種神圣欲望卻被代表世俗欲望的袁廣田在現實中擊敗。袁廣田用芒妺的錢作為資本，得到更多的經濟資本，又進入權力場，最后當上了塔鎮科技副鎮長。牛宏寶在《現代西方美學》中將現代性進行了三分，分為啟蒙現代性、以占有為特征的市民現代性和以非理性為特征的先鋒現代性。在袁廣田身上，就集中體現了以占有為特征的市民現代性。作者對這一丑陋形象的刻畫，就集中體現了作者的現代性反思與批判。

而作者對莊鐮伯非理性的情感和欲望的深入揭示，呈現了人類復雜的心理結構，給讀者帶來了不同的生命體驗。張艷梅認為：“先鋒小說的敘事實驗在今天看來，決不僅僅是形式上的革命，更重要的是殘雪、余華、格非等人為我們提供了新的生命體驗方式。”43王方晨小說提供的經驗與傳統鄉土小說帶來的經驗不同，更具現代色彩和先鋒性。而其對死亡的深刻書寫，更是一種對生存的詰問。張清華認為存在主題是先鋒小說另一種典范的主題形態：“這就是表現存在者的意義懸置、生存詰問、人性困境及其意識黑暗等復雜精神指向的書寫。”44王方晨就是在這種生存詰問和黑暗意識等復雜精神指向的書寫中，擁有了先鋒性。

五、現代性宏大敘事的解構

利奧塔在《后現代狀況：關于知識的報告》一書中將宏大敘事作為一個考察知識，尤其是現代性知識合法化過程的重要概念。利奧塔認為，“宏大敘事中含有未經批判的形而上學成分，它賦予了敘事一種霸權，這是通過賦予其合法性來實現的，這一霸權夸大了敘事與知識的等同。”45利奧塔將宏大敘事分為政治的解放敘事和哲學的思辨敘事，其中政治的解放敘事總是體現為目的論的敘事，提供一個終極目標，充滿政治激情，構造出一個宏大的烏托邦。這種解放敘事在革命現實主義小說中體現得最為顯著。而在歷史敘事和社會實踐中，宏大敘事也是一個重要的敘事規范。“在這種敘事模式中，敘述人以‘上帝’或‘代言人’的全知視角形式出現，以群體抽象為基礎，強調意識形態。”“在內涵上側重表現總體性、普遍性、宏觀理論和共識。”46宏大敘事也是線性發展歷史觀的產物，即為人們提供明確的過去、未來，以供人們把握現實。王方晨的小說尤其是涉及歷史的長篇小說，卻并未采用宏大敘事的模式，而是對歷史進行個體化、心靈化、碎片化的敘事；既注重塑造典型環境中的典型性格，又通過意識流等方式深入書寫復雜的內在精神與欲望，營造個體具有突變意味的精神史。他以一種復線式的歷史敘事，對話式復調敘事以及寓言象征敘事，完成了一種歷史事件和社會實踐的異質性書寫，呈現了對宏大敘事的懷疑與解構。

1、復線的歷史敘事

美籍印度裔學者杜贊奇《從民族國家拯救歷史》中提出“復線歷史”的概念，認為“過去不僅直線式地向前傳遞，其意義也會消失在時空之中。復線的概念強調歷史敘述結構和語言在傳遞過去的同時，也根據當前的需要利用散失的歷史以揭示現在是如何決定過去的。與此同時，通過考察利用過程本身，復線的歷史使我們能夠恢復利用性的話語之外的歷史性。這樣，我們將在超越或反省線性歷史的目的論的同時拯救歷史。”47

《公敵》對佟家莊發家史的書寫就是這種復線式的書寫。王方晨將現實與歷史勾連，不僅是對歷史的單線紀錄，而且從現實去觀照歷史。許多歷史事實在這種對照和特定場景下敞開了它的意義。如將韓佃義邀請喬光熏參觀佟家莊人以《論語》“仁義”退塔鎮的南關建筑隊，與多年后佟家莊將整個塔鎮掏空對照來寫，就呈現出韓佃義對《論語》的工具化使用。而韓佃義對佟志承上學的鼓勵和他后來對佟志承所說的佟家莊需要一個在外面當官的人的話語相對照，也知道韓佃義所真正關心的并不是教育，不是教育使一個人獲得成長，而是需要外在的政治力量來幫助佟家莊。

通過這樣的復線歷史書寫，恢復了佟家莊發家致富宏大敘事之外事件的歷史性。而它們構成了對佟家莊單線宏大敘事的顛覆和拆解，揭露了一個烏托邦的惡托邦一面。

《公敵》中，有一段關于歷史的敘事，也顯示出了宏大歷史的吊詭與悖論。聶文海因為對佟黑子謊稱自己是歷史老師而進入翰童集團。數年后，他又見到竇校長，竇校長一語點破其中的原因： “歷史是人生的最高境界！”48這里對歷史的德性化，有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歷史能夠為人找到未來。

海德格爾認為，歷史是為未來存在的。“回顧往事，對以往的事情負責，總因為生存還沒有結束，往事是由明天的光線照亮的。”49而杰姆遜更明確地說出歷史對一個階級和階層的價值。杰姆遜認為：“對所有各國家的資產階級來說，如果他們要意識到自己在現時中的歷史任務，要成為一個統治階級、勝利了的階級，要取消舊式的貴族階級并且代之以新的價值體系，那么他們就必須有自己的歷史感”50。擁有這種歷史感，個人才能找到自己的位置，也找到自己的意義。而佟黑子在知道聶海文是歷史老師后，就讓他到翰童集團上班，可以理解為佟黑子和翰童集團需要歷史感，需要明白自己的過去，然后從這過去里看到自己的未來。

這可以看作是一個新興的階層對自己的未來和意義的認知渴求。但聶海文卻沒有為佟黑子，也沒有為翰童集團提供一個歷史的定位，也沒有讓他們找到自己的未來。他所做的，卻是讓他們返回更加落后的歷史。他對照明武帝皇帝的“豹房”來為佟黑子修建“后樓”，而且 “聶海文以后替佟黑子做事，常常有意識比照皇帝的體例。”51佟黑子需要真正的歷史意識，但卻掉進歷史的漩渦之中。而他最后的自殺也就可以理解為被歷史的漩渦所吞沒。這構成了歷史價值的一種悖論。歷史的宏大敘事，總是為人們提供一個明確的過去和未來，但在《公敵》中可以看到歷史也可以將人吸回過去，鑄就歷史的輪回。

2、對話式復調敘事

王方晨的長篇小說《老大》共分為五部，每一部都以一個人的視角展開敘述，或者說每一部里都有一個內聚焦者，讀者可以在這一部里了解他的內心世界。每一部都呈現了莊鐮伯的一部分，而由這種內聚焦，我們也可以知道他們對莊鐮伯的認知。整部小說將這些視角整合起來，也就呈現出一個多面而復雜的人物。這其中包括莊鐮伯自己聲音的呈現。小說第四部分，就是將莊鐮伯作為內聚焦者，讓其內在心理進行自我呈現和自我對話。他的心理活動中“你”的出現，就是巴赫金所謂的復調小說的象征。在小說第四部中，莊鐮伯的記憶不斷閃現，時空交錯造成小說敘事的斷裂，節與節之間也不斷跳躍。景物描寫也因為鐮伯的視角而呈現出強烈的主觀色彩。莊鐮伯在小說中還不斷與自己進行對話，仿佛獨立于創作者，以致于作者也無法輕易地對他的思想進行概括和總結。

主人公的這種內在對話性和小說每一部分之間的對話，體現了作者寫作的對話立場。“這一立場確認主人公的獨立性、內在的自由、未完成性與未定論性。”52這即是巴赫金復調小說的特征。這種復調也是對中心與簡潔的消解，而這兩者正是現代性的特征。

3、寓言與象征敘事

王方晨的諸多小說帶有寓言特色，如《正午的氣息》《雞年月》《牛為什么會哭》等。《正午的氣息》就是一篇由兒童視野所呈現的神奇故事，小說結尾的非現實性使其具有明顯的寓言特征。但王方晨還有許多小說并沒有脫離現實邏輯，卻依然具有較強的寓言與象征意味。吳義勤就認為：“他實際上在以寫實的方式寫寓言。”53王方晨許多書寫歷史和現實的小說充滿了斷裂性特征，而不是對其進行模仿式的再現，也總能找到事件之外的寓義。本雅明認為“隨機而隱秘的寓言意象所反映的歷史本身類似于碎片和廢墟。”54王方晨的許多小說就書寫了這種碎片與廢墟式的歷史，如《一九七零年代的鄉村幼兒》。作者對這一特殊歷史時代的書寫，并沒有關于宏大歷史的敘事，而是書寫了鄉村中普通人物之間無處不在的權力關系。即使九蘭身上也有權力欲，即對家庭的權力欲。小說還書寫了鄉村中的曖昧與情欲，已婚的九蘭對韋明的隱約的情感，韋明對九蘭壓抑的情欲。而小說標題中的幼兒，帶有明確的寓言和象征色彩。幼兒不斷地念他所不明白的口號，寓意著整個民族所陷入的一種孩童般的狂熱。而在這種狂熱的背后，隱藏著成年人的恐懼。小說通過這些細節，書寫了一種微觀的、異質、偶然性的歷史，也是一種寓言化的歷史。

在王方晨長篇小說中，《老大》與《公敵》都呈現出碎片化敘事的特征，而不是以線性時間將故事串聯在一個發展的軌道上。《老大》中的衰敗式結局，與本雅明“歷史只有在衰敗的地位上才有意義”55 相符合。而在小說《公敵》中，作者書寫了現代性與封建主義的結合，帶來了更大的人的困境。雖然佟志承這個人物給小說的灰暗色調帶來了一絲光亮，但小說結尾并沒有交待他是否能夠帶領瀚童集團與佟家莊走出這種困境；而是引入了狂歡化敘事，讓“福老頭成了靈怪啦！”56然后率領著壯觀的隊伍唱著《兩只老虎》的歌謠走在大街上。“他們共同地唱著，好像突然就獲得了一個世界的呼應，一個世界就在新年的氣息中歡樂地溫暖地合唱著了。”57這個結尾以其離奇、荒誕而具有了寓言化的特征，也構成一種狂歡化的效果。在這種狂歡化敘事中，一切界限都被打破，瘋狂與理性，進步與倒退等等都界限模糊，也就打破了對歷史的宏大敘事。王方晨并沒有為歷史指明一個方向，也就說明，作者對建立在宏大敘事之上的烏托邦的不相信，對一個目的明確的未來保持了懷疑，從而具有了解構宏大敘事的意義內涵。

王方晨以獨特的敘述方式和藝術手法，對宏大敘事進行了解構。而現代性的一個重要特征就是宏大敘事，從王方晨這種執著而又多變的敘述方式中，可以看到對宏大敘事的批判，也可以體現出其對現代性的反思。

王方晨的鄉土小說通過對鄉村權力現代性特征的揭示，對鄉村權力場域的建構，對反面烏托邦的書寫，對心理與欲望深層揭露，對宏大敘事的解構而具有了強烈的現代性反思與批判意味。這種從內容與形式兩個方面對現代性的反思與批判，也使王方晨的小說具有了現代主義的品格，而不只是傳統的現實主義寫作。卡林奈斯庫認為有兩種彼此沖突又相互依存的現代性，南帆將他的觀點概括為：“知識分子以文學的現代性反抗歷史的現代性。”58王方晨的鄉土小說就可以看作是以文學現代性對歷史現代性的反思與批判。這種對現代性進行反思的“激進現代性”立場和審美現代性特征是王方晨小說擁有先鋒性，成為思想上的先鋒的的重要原因。因為先鋒的概念和意義正是在現代性的時間中生成的。正是在這種對現代性的反思與批判中，王方晨的鄉土小說生成了其先鋒品格，從而也充分確立了他的文學世界的價值意義。

注釋：

1李敬澤: 《山野間的“先鋒”》，《東海》2000 年第 3 期。

2胡平：《先鋒性、哲學底色和深度——說說王方晨創作的道理》，《光明日報》2016 年 8 月 22 日，第 13 版。

3杜昆、賀仲明：《“先鋒化”的鄉村敘述——論王方晨近年來的鄉土小說創作》，《小說評論》2018年第5期。

4王方晨：《先鋒的意義》，《歲月》2000年第5期。

5212236王方晨：《祭奠清水》，山東文藝出版社 2005 年版，第16頁，87-88頁，88頁，18頁。

63546525455汪民安：《文化研究關鍵詞》，江蘇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450頁，第398頁，109頁，82頁，465頁，466頁。

791018安東尼·吉登斯：《現代性的后果》，田禾譯，譯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48頁，131頁，135頁，46頁。

84353張艷梅《王方晨創作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164頁，第43頁，176頁。

1128馬泰·卡林內斯庫：《現代性的五副面孔》，顧愛彬、李瑞華譯，商務印書館2002年版，第284頁，第74頁。

1219費孝通：《鄉土中國》，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7年版，第64頁，63頁。

13142023齊格蒙·鮑曼：《現代性與大屠殺》，楊渝東、史建華譯，譯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137頁，138頁，213頁，210頁。

15373839404142（王方晨：《老大》，山東文藝出版社2015年版，第235頁，236頁，236頁，236頁，236頁，236頁，236頁。

1617王方晨：《王樹的大叫》，山東文藝出版社2001年版，第83頁，84頁。

24戴維·英格利斯：《文化與日常生活》，張秋月，周雷亞譯，中央編譯出版社2010年版，第52頁。

25262729313248515657王方晨：《公敵》，湖南文藝出版社2014年版，293頁，377頁，268頁，231頁，364-365頁，365頁，138頁，139頁，381頁，382頁。

30汪民安：《什么是當代》，新星出版社2014年版，第5頁。

33蔡翔：《革命/敘述：中國社會主義文學—文化想象：1949—1966》，北京大學出版社2018年版，第63頁。

34丹尼爾·貝爾：《資本主義的文化矛盾》，趙一凡，蒲隆，任曉晉譯，1989年版，第295-296頁。

44張清華：《中國當代先鋒文學思潮論》，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222—223頁。

45包亞明主編：《現代性與都市文化理論》，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8年版，第94頁。

47杜贊奇：《從民族國家拯救歷史》，王憲明，高繼明，李海燕，李點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導論第3-4頁。

49陳嘉映：《海德格爾哲學概論》，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5年版，第121頁。

50杰姆遜：《后現代主義與文化理論》，唐小兵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203頁。

58南帆等著：《符號的角逐》，江蘇文藝出版社2008年版，第1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