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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商加利馬爾出版社近日推出了七星文庫版的左拉《三城記》（Les trois vil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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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0日上市的這一版《三城記》厚近2000頁，由83歲的著名左學家雅克·努瓦雷（Jacques Noiray）教授注釋并導讀，不僅收錄《盧爾德》《羅馬》和《巴黎》三部小說的全文，還首次公開了多份從未面世的手稿札記，以及左拉在盧爾德和羅馬考察期間寫下的旅行日記。

我們知道，從1869年起，埃米爾·左拉便以巴爾扎克式的宏大氣魄，開始創作“第二帝國時代一個家族的自然史和社會史”，這就是后來以家族兩支系命名的魯貢-馬卡爾家族系列小說，從1871年的《魯貢家的發跡》到1893年的《帕斯卡爾醫生》，最終完成了20卷。1891年9月，51歲的左拉正處于創作巔峰期，名利雙收，卻試圖突破自然主義的桎梏，轉向一種“更廣闊、更復雜的真實描繪”，以把握當代的現實。他在盧爾德迎來了期待已久的新靈感。眼前的景象令他震撼，他當即構思了一部關于朝圣與奇跡之城的作品框架。那些既渴望超自然救贖又深陷貧病的人潮將長久縈繞在他心頭。一年后，三部曲的構想誕生了，主人公皮埃爾·弗羅芒的信仰之旅將從基督教復興的希望最終走向對科學真理的皈依。首部《盧爾德》1894年付梓后即被列為禁書。《羅馬》和《巴黎》于1896年1898年相繼問世。

同為七星文庫編委的斯特凡納·拉蒂（Stéphane Ratti）教授3月21日為《費加羅報》撰文指出，相對于大名鼎鼎的魯貢-馬卡爾家族系列，《三城記》呈現出一個截然不同的左拉世界。新的三部曲標志著左拉“自然史和社會史的終結，也是自然主義的終結。左拉本人最終出于厭倦而將其拋棄，甚至可以說他徹底否定了自我。早在1891年，于斯曼就將自然主義貶為‘鼠婦主義’，阿納托爾·法朗士同年面對某記者‘自然主義是否病了’的提問時也說，以他之見，它已經死了。世易時移了，這一點左拉也心知肚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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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東文藝出版社在1993年首次出版了畢修勺翻譯的這三本小說。關于《盧爾德》的介紹是：“彼得教士為了治好女友瑪麗的痼疾，陪她去法國南部的魯爾特朝拜圣跡洞。結果發現所謂的圣母顯靈治病純系一場騙局；所謂圣城、圣母巖洞等圣地都是商人牟取暴利、教士壟斷欺騙教徒的發跡場所。大批善男信女僅是那些心懷叵測之徒的愚弄對象。小說對商人的貪婪、宗教的虛偽、人性的扭曲作了無情的揭露。”

《羅馬》的內容是這樣的：“青年教士彼得在幫助老神父收容和照料瀕于死亡的流浪兒時，對社會下層的失業、疾病、死亡等觸目驚心的丑惡有了深刻了解，并產生了改革宗教以拯救苦難眾生的愿望。然而現實無情：他撰寫的《新羅馬》被教庭列為禁書；他趕到羅馬拜見教皇，迎接他的卻是一個神秘、虛偽、冷漠的世界；他接觸了一個個心懷叵測而又虛偽的高級神職人員，目睹了貴族小姐扭曲了的愛情誕生的婚姻悲劇，看到了為爭奪教會權力而實行的謀殺……當撲朔迷離的‘未知’逐漸明晰時，彼得才知道自己始終被幾乎全羅馬上層人物都參與了的大陰謀控制著，始終被他們玩弄于掌股之上。小說徹底揭穿了教會的虛妄，并暗示只有摒棄宗教、提倡科學才能解救社會。作者成熟的藝術手法使作品透出巨大的感染力，又帶有幾分怪誕、畸形的成分和色彩。”

到了最后一部《巴黎》，“全書以通過募捐與賑災穿梭于上流社會和下層社會的神父彼得的活動為中心線索，將資產階級荒淫奢糜的生活和勞苦大眾饑寒交迫的處境進行了鮮明的對比。在社會行為方面，本書突出描寫了以杜維拉為代表的統治階級和薩爾華為代表的無產者所進行的血與火的斗爭；在思想意識領域，本書則著重揭示了以彼得為代表的神道主義者和以威廉為代表的人道主義者所進行的靈與肉的沖突。本書氣勢恢弘、筆觸細膩，人物形象眾多而豐滿，全方位地展現了19世紀后期巴黎社會的全景圖畫，是繼巴爾扎克批判現實主義小說之后的發展與創新”。

法國《圖書周刊》今年3月23日發表的評論說，“在閱讀這三部鮮為人知的小說時，引人注目的是它們的驚人的現代性和極具當代意義的主題”。文學轉向預示著左拉的人生選擇。自1895年起，他便堅定地站在德雷富斯上尉一邊，這一立場將主導他的余生。或許正是這份執著，導致他在1902年9月29日離奇地死于一氧化碳中毒——有人把他家壁爐的煙囪堵死了。

傳記家亨利·特魯瓦亞（Henri Troyat）記載了當時巴黎的傳言：左拉是自殺的；左拉是被妻子毒死的；左拉是被法軍總參謀部二處暗殺的！ 而作家的兒子認為，政治謀殺的推斷要比官方的事故性一氧化碳中毒的結論更有說服力。但如果披露左拉死于謀殺，德雷富斯案所引起的狂熱必將在法國復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