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我原創的第一部以反扒民警為主角的劇本。全劇里從始至終只在結尾部分開過一槍，沒有既往那些驚心動魄的槍戰，也沒有多少尺度大、影響廣、烈度強的刑事案件，只在晃動的車廂里，人來人往的車站中，通過警與賊的明暗交鋒，希望能夠勾勒出真實的人生百態，通過案件里一只只“螳螂”“蟬”“黃雀”，探討人生的得與失，探討故事里那些游走在善與惡邊緣的人性掙扎，以及中年人的疲憊與狼狽。

這是一個披著反扒劇的外衣、描繪人生況味的故事。我既想寫鐵路反扒干警破獲失竊案件的情節，想寫瓦解各路盜竊團伙的不易，也想寫各色警匪人物的酸甜苦辣，和他們點點滴滴的人生故事。

寫作開始之前我是不了解反扒工作的。所有對警察抓小偷的印象多來自于影視劇的零星印象。大概在三四年前，我來到沈陽，跟著沈陽市公安局公交（軌道）分局刑警大隊，同反扒民警一起，把自己泡在早晚高峰的跟蹤與抓捕之間，泡在希望和失望的循環里，泡在成功率極小的干癟現實中。

體驗生活的好處是了解到足夠多、足夠精彩的反扒故事，觀察到天然的戲劇張力，也能體察到其中所蘊含的真實人性。

觀察得越多，了解得越多，越感慨良多。不停變換的時代浪潮就像一只巨大的手，把很多身處其中的人推來搡去，將他們的命運反復交織在一起、隨波逐流。公安自然有公安的法律，賊也有賊的道義。在各自的人生軌道里，貓和老鼠都在賣力奔跑，火車站的廣場就像一個循環的跑道，他們在不遺余力地追逐著。跑得快，或許就能抓住自己想要的東西，倘若跑得慢了，目標和自己也許都會被搞丟。

給人物、給故事起名字是每部劇本創作前期要解決的第一件事情。“佛爺”在老北京話里是小偷的外號，現在鮮有人知道。黎小蓮是客家人，客家人的由來本就是背井離鄉，“蓮”就是荷花，漂在水面上。黎小蓮從老家跑到南雄，又跑到荔城，也隱喻了她漂泊不定的命運。

劇的片名叫《黃雀》，是一種很小的鳥。男主角的名字里卻有“鵬”字，說明他的內心曾經驕傲，也有遠大的理想。隨著年齡一天天長大，人到中年，大鵬的理想沒有實現，生活讓他格外狼狽。也許大多數人年輕時都是理想主義者，每個人心中其實都有一只“大鵬”，但到最后發現，自己其實只是一只小小的“黃雀”。

火車站其實是一個縮影。再也沒有能比這里更適合展現萍水相逢的地方了。或匆匆別離，或擦肩而過，或相見于此，或點頭之交，或生死博弈，通常又只是一面之緣，車站如人生，如旅途，如匆匆過客。

最初構思這部劇，是在四年前。當時我剛剛寫完《對手》，這兩個劇本在故事和人物關系上都不一樣，兩者的創作方法也不一樣。當時我希望嘗試一種和《對手》不一樣的人物關系，也想探討一些更豐富的世界觀。

站在不同人的立場上，每個人都會有自己截然不同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

創作每一部作品，最難的是尋找敘事的各個角度。包括但不限于局部的創新、人物關系的構造、主線和支線的搭建，以及情節和橋段的脫俗，如此等等。具體到《黃雀》的劇本，因為人物眾多，每一個人物都希望能夠活靈活現，每個人物都應該有自己完整的小傳，他們所有的行為都應該有自己的前因后果，有自己的立場和邏輯，以及獨特的性格。這些都花費了很多功夫。

就像織毛衣一樣，這次的針腳需要織得更加嚴密。以往的很多作品里，搭建主要的三角人物關系是創作的入門鑰匙，但在《黃雀》的劇本里，我們仿佛站在一個大門里面，它里面還有無數的小門等待著開啟，這部劇的許多工作都需要落實在細節處。麻雀雖小，五臟俱全，這一次，劇本創作階段面對的是很多只麻雀。

我們希望既呈現犯罪者從僥幸試探到徹底沉淪的心理變化過程，又通過反扒警察抽絲剝繭的偵破過程展現破案智慧。怎么能做到先以情節打底鋪陳，同時保持多線交叉的快節奏、高密度敘事，再見縫插針地探討每個人物背后的內心隱秘，創作的分寸感也是比較難拿捏的。

每個編劇的創作習慣都不一樣。我個人習慣先構建人物關系，然后再將每一個人物進行拆分，包括核心人物、主要人物和輔助人物，以及次要人物。在人物小傳的階段，通常都會花費比較多的時間，當人物角色的性格和人物之間產生有機關聯以后，很多情節事件也就會隨之自然而然出現。

我不太會寫大綱，基本上是分集思維，只有在想得比較細致的時候，才習慣動筆。我個人認為電視劇最重要的是分場與分集，當一個劇本的分集和分場足夠豐富與詳細時，寫劇本的階段就會相對比較輕松。當然最花精力的都是在前面。如果體驗生活的時間足夠長，很多人物都會自己跳出來。這也是一種奇妙的體驗。

眾多人物在這個故事里都有較完整的前傳。相隔多年，當他們再次出現的時候，很多人都變了。每個人都在人生的旅途里行色匆匆，奮力趕路。每個人會面對怎樣的未來，其實并沒有人知道。除了猶如黃雀般的命運之神。她就像一尊慈悲的剪影，不無憐惜地望著那些在火車站的塵土間摸爬滾打、將身子伏低、向生活討口飯吃的蕓蕓眾生。

無論社會怎樣變遷，描摹生活的書寫者都應該有一顆悲憫之心。

（作者系中國作家協會會員、電視劇《黃雀》編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