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的文學世界始終貫穿著對“青春”的叩問與重構(gòu)。從1953年《青春萬歲》中那群高呼“所有的日子都來吧”的中學生，到2024年《高雅的鏈繩》里九旬老人趙千秋戴著鏈繩眼鏡與時間博弈的暮年身影，“青春”始終如一根金色的絲線，穿透歲月的迷霧，將生命的熾熱與蒼涼編織成一張永恒的網(wǎng)。七十載光陰流轉(zhuǎn)，王蒙筆下的青春從未褪色為記憶的標本，而是化作一縷倔強的光，在衰老的褶皺里跳躍，在時間的廢墟上重生。如果說《青春萬歲》是王蒙以少年意氣對理想主義的宣誓，那么《高雅的鏈繩》則以其晚年筆觸，將青春的內(nèi)核重新拆解為對生命的執(zhí)著、對記憶的辯證，以及對時間永恒的叛逆。這種跨越七十年的呼應(yīng)，既是作家對自身創(chuàng)作脈絡(luò)的回溯，也是對中國社會精神變遷的隱喻式書寫。趙千秋的“青春萬歲”不再依托于宏大的歷史敘事，而是藏匿于日常生活的褶皺里，成為一場關(guān)于存在、記憶與時間的哲學實驗。

叛逆的延續(xù)：從“青春吶喊”到“暮年沉淀”

《青春萬歲》誕生于新中國初建的激情年代，其青春書寫帶有鮮明的俄蘇文學烙印。如孫郁所言，王蒙早期創(chuàng)作深受法捷耶夫《青年近衛(wèi)軍》影響，將青春視為“新精神世界之美”的載體。小說中的鄭波、楊薔云等人物對集體理想的信仰，呼應(yīng)了蘇聯(lián)文學中“革命與先鋒”的同構(gòu)性。然而，這種理想主義在《高雅的鏈繩》中發(fā)生了微妙轉(zhuǎn)化。趙千秋的“青春”不再需要宏大的歷史舞臺，而是通過日常生活的瑣碎細節(jié)完成對衰老的戲謔式反抗。

他以“老而不死是為雄”自詡，以“塔瑪霞”（維吾爾語“開心取樂”）的姿態(tài)消解衰老的沉重。這種反叛不再是青年時期的熱烈追求，而是轉(zhuǎn)化為一種微觀抵抗：丟失眼鏡的荒誕循環(huán)、與古麗花兒討論羊肉包子“不可剁餡”的執(zhí)著、收到曲未闌信件時的淚笑交織，無不透露出“暮年的青春”特質(zhì)。尤其當趙千秋在高鐵站臺誤以為眼鏡丟失而慌亂，最終發(fā)現(xiàn)眼鏡始終戴在臉上時，王蒙以黑色幽默的筆觸撕開了時間的假面。這何嘗不是對青春的隱喻？青春從未真正消逝，它只是被皺紋與白發(fā)遮蔽，像一顆被塵埃掩埋的珍珠，等待某個瞬間的擦拭。眼鏡鏈繩的糾纏與松脫，恰似記憶的斷與續(xù)，每一次解開的動作都暗藏對時光暴力的嘲弄。

這種敘事策略與王蒙對俄蘇文學的借鑒一脈相承。正如巴別爾《騎兵軍》以荒誕消解戰(zhàn)爭的殘酷，王蒙亦通過日常的荒誕性，將青春的躁動沉淀為對生命本身的莊嚴肯定。孫郁曾評價王蒙晚年敘事“在拓展中轉(zhuǎn)識成智”，而趙千秋的“塔瑪霞”正是這一智性的具象化：他以幽默抵抗衰老，以碎片拼貼完整，以“微觀歷史”對抗宏大敘事。

在《高雅的鏈繩》中，趙千秋的生活充滿了這樣的細節(jié)。他會在清晨醒來，發(fā)現(xiàn)自己又丟失了眼鏡，然后在親人的幫助下，開始一場“尋鏡之旅”。他會一邊回憶著昨天的點點滴滴，一邊在沙發(fā)、茶幾、書架之間尋找眼鏡的蹤跡。有時，他會突然想起某個細節(jié)，比如昨晚在沙發(fā)上讀《環(huán)球時報》時，眼鏡是不是就放在大腿上？于是，他又回到沙發(fā)上，仔細尋找。然而，眼鏡似乎總是在他最不經(jīng)意的地方出現(xiàn)，比如在茶幾的角落，或者被一本書壓著。每當這時，他都會感嘆一聲：“眼鏡啊，你真是個調(diào)皮的孩子。”

這些看似瑣碎的細節(jié)，卻構(gòu)成了趙千秋生活的全部。他的青春不再是一種外在的張揚，而是一種內(nèi)心的堅守。他用這些微小的細節(jié)，與時間展開了一場無聲的博弈。他專注于眼前的每一刻。他會在古麗花兒的新疆包子店，與店主討論羊肉包子的制作工藝；他會與曲未闌在微信上交流人生的感悟；他會在西湖邊，與曲未闌一起唱起蘇聯(lián)老歌。這些瞬間，雖然平凡，卻充滿了青春的活力。

記憶的辯證：青春作為重構(gòu)的現(xiàn)場

王蒙在《與青年談文學》中強調(diào)：“文學是民族的精神花朵，是對生命意義的探索。”這一理念在《高雅的鏈繩》中具象為記憶的雙重性。趙千秋的“失鏡”不僅是視力衰退的生理隱喻，更暗示記憶的不可靠——他記不清曲未闌是否真到過和田，數(shù)星星的精確數(shù)字顯得荒誕，甚至對“艾羅補腦汁”的懷疑也透露出對往事的質(zhì)疑。然而正是這種不可靠性，讓記憶成為青春重構(gòu)的現(xiàn)場。

小說中，趙千秋與曲未闌的微信對話堪稱晚年版的“青春萬歲”宣言。當未闌寫下“活一輩子，要對得起痛苦，更要對得起幸福”，千秋回應(yīng)“老就是最足實的青春記憶之積累”，王蒙在此完成了對青春定義的顛覆：青春不再是年齡的專利，而是記憶的韌性。這與《青春萬歲》中“眼淚、歡笑、深思，全是第一次”的純粹不同，暮年的青春因疊加了歷史而更具重量。曲未闌親手制作的365顆玉珠鏈繩，恰似將破碎的時間重新串聯(lián)，讓離散的記憶在“高雅”的儀式感中重獲尊嚴。

這種記憶的辯證性，讓人想起愛倫堡《解凍》中冰層下暗涌的春水。趙千秋的“失邏現(xiàn)象”——摘戴眼鏡時的邏輯混亂、對古麗花兒年齡的誤判——實則是主動的“記憶篩選”。他像一位老園丁，修剪記憶的枝蔓，讓青春的根系在遺忘的土壤里重新抽芽。當他在西湖邊與曲未闌共唱蘇聯(lián)老歌《喀秋莎》時，沙啞的嗓音與跑調(diào)的旋律，反而讓青春在破碎中愈發(fā)真實。王蒙在此暗示：記憶的完美性恰是青春的敵人，唯有裂痕，才能讓光透進來。

時間的祛魅：當“萬歲”成為一種哲學

“青春萬歲”在《青春萬歲》中是集體的吶喊，在《高雅的鏈繩》中則化為個體的生存哲學。王蒙借趙千秋之口道出：“與其為老邁而尷尬，不如為老而不死感恩。”這種“感恩”并非妥協(xié)，而是以存在本身對抗時間的虛無。

眼鏡與鏈繩的象征體系，進一步強化了這一哲學命題。眼鏡象征著知識的渴望與理性的追求，鏈繩則隱喻記憶的韌性與情感的羈絆。每一次眼鏡的丟失與找回，都是一次對時間的消解：當趙千秋在站臺慌亂尋找根本不存在的“丟失”時，青春早已以鏈繩的形式穩(wěn)穩(wěn)附著于生命之上。這種“永無丟失”的荒誕結(jié)局，宣告了時間的失效——正如《青春萬歲》中楊薔云在日記里寫下的“永遠年輕”，趙千秋的“鮐背重逢猶未老”同樣是一種宣言，如孫郁所說：青春的本質(zhì)不在于生理的鮮活，而在于精神始終保持著“突奔的夢”。

王蒙在此完成了對時間的祛魅。通過趙千秋的形象，他揭示了一個真理：青春不是線性時間的附庸，而是環(huán)形時間的自足。當古麗花兒的新疆包子店與吳良材眼鏡店因鏈繩而聯(lián)結(jié)，當趙千秋與曲未闌在西湖邊共唱蘇聯(lián)老歌時，歷史、民族與個體的時間軸線被重新編織，形成一張充滿張力的網(wǎng)。這張網(wǎng)的經(jīng)緯線上，始終閃耀著“青春萬歲”的金線——它是歷經(jīng)滄桑后對生命本身的莊嚴肯定。

趙千秋的時間觀，是一種環(huán)形的時間觀。他不再將時間看作是一種線性的流逝，而是一種循環(huán)的體驗。他的青春，不再是一種外在的表現(xiàn)，而是一種內(nèi)在的力量。這種力量，讓他在暮年依然能夠感受到生命的美好。

文本的肌理：象征主義與存在主義的交響

《高雅的鏈繩》的文學性不僅體現(xiàn)在敘事策略中，更扎根于其豐盈的象征體系。眼鏡鏈繩作為核心意象，既是物理的聯(lián)結(jié)，也是精神的隱喻。鏈繩的365顆玉珠，對應(yīng)著曲未闌信中“數(shù)星星數(shù)到三百六十五顆”的執(zhí)念，暗合年輪之數(shù)，將時間的循環(huán)性具象化為可觸摸的實體。而眼鏡的反復丟失與找回，則是對“存在與虛無”的哲學叩問——當趙千秋慌亂尋找“不存在”的眼鏡時，實則在追問青春是否真的消逝于時間之河。

王蒙的筆觸中，存在主義的影子若隱若現(xiàn)。趙千秋的“塔瑪霞”精神，與加繆筆下西西弗斯的荒誕反抗遙相呼應(yīng)：衰老是不可逆轉(zhuǎn)的命運，但以幽默的姿態(tài)接納并消解它，便是對生命最深刻的肯定。

《高雅的鏈繩》是王蒙對青春主題的終極詮釋。他剝離了青春的年齡屬性，將其升華為一種超越時空的精神姿態(tài)。趙千秋的暮年敘事，既是個人生命的回溯，也是一代人精神史的縮影。這根“高雅的鏈繩”，既串聯(lián)起個體的記憶碎片，也編織出民族的精神圖譜。它提醒我們：青春依舊萬歲，因為它是對生命最深情的長詩，是對存在最莊嚴的宣誓。

青春萬歲——它永遠在時間的褶皺里，等待一次溫柔的擦拭。

（作者系《芳草》雜志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