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世逝》[德]燕妮·埃彭貝克 著 李佳川 譯 云南人民出版社2024年出版

2018年和2024年，德國當代作家燕妮·埃彭貝克分別以《時世逝》和《凱羅斯》兩度入圍布克國際文學獎長名單，并在2024年成為首位獲得該獎項的德國作家。埃彭貝克的小說《時世逝》發表于歐洲難民危機愈演愈烈的2015年，被評論界譽為“當下之書”“當季之書”和“時局之書”。小說取材于2012—2014年發生在柏林的難民抗議活動。因反對德國難民政策，100余名主要來自非洲和中東的難民占領了奧拉尼亞廣場，該抗議活動持續了500多天。埃彭貝克本人對當時參與抗議活動的13位難民進行了采訪，這些采訪也成為小說中難民故事的藍本。

恰在小說出版后一周，時任德國總理的默克爾向難民開放邊境，讓數十萬難民進入德國。但難民與普通德國人雖身處同一空間，卻因心靈上的隔膜仿佛身處兩個平行宇宙。正如在小說開頭，本書主人公理查德明明路過難民們的抗議營地，卻完全沒有看見，直至晚間收看新聞，才注意到難民們立著的“我們要被看見”的牌子，不由得驚訝萬分。于是懷著“為什么沒有看到”的追問，他對難民問題產生了興趣。他參加難民集會，探訪抗議地點，帶著問題清單找難民們聊天，但雙方關系很快超越了采訪者與受訪者的邊界：理查德開始教難民德語，邀請難民來自己家中彈奏鋼琴，陪同難民會見警察、律師以處理他們的居留問題，提供零活，為一位難民的家人在加納購買了一塊土地，甚至收留多位難民在家中寄宿。在交流的過程中，理查德不僅得以了解難民們的處境和過往，也終于可以回憶和表達一直避免觸及的舊日傷痛。

為什么一開始理查德兩次經過抗議營地，卻沒“看見”難民？這兩次相遇之所以被錯過，其根源在于民族集體性的創傷記憶所造成的視野遮蔽。例如，小說中明確提到理查德第一次經過時在想“熱舒夫”。熱舒夫是一個波蘭小城，每戶人家的地下室都有一處入口，上邊打仗的時候，小城的居民就會躲到地下，“在法西斯時期，猶太人曾躲在那里避難，直到納粹想出了往地下灌煙的主意”。而理查德的父親曾作為士兵被派去了挪威和蘇聯的前線，“可能也是制造這戰亂的一分子”。而理查德作為戰爭幸存者和制造戰亂一方的后代，陷入了歷史停滯的心理狀態：他的認知與情感被過去的創傷記憶所主導，導致其無法充分關注或參與當下的歷史進程，因此路過卻“沒有看到”就成為一種必然的結果。

那主人公為何能夠主動撕破與難民之間的隔膜、與之產生情感鏈接并提供幫助？表面上看，是出于理查德個人的人生經驗，而更深的層次看，這些個人記憶根植于第二次世界大戰、東西德合并等歷史和文化記憶中的重大事件，這些創傷記憶成為德國社會身份認同的重要組成部分，塑造了社會成員的價值觀和行為模式。

第一個讓理查德與難民的經歷產生共鳴的因素來自他從母親處承襲的創傷傳遞記憶。由于受二戰波及，理查德全家被迫從西里西亞逃亡德國，當時還是個嬰兒的理查德差點與家人失散，多虧最后一刻，一位俄國士兵將他遞進了火車車廂，理查德才得以重回母親懷抱。因此，他能夠與難民的經歷產生共鳴，理解戰亂和恐懼，也能理解跨越了語言、國籍、身份立場的團結。

第二個讓理查德與難民產生共情的關鍵點在于柏林墻的倒塌以及由此引發的身份斷裂體驗。兩德統一后，理查德居住的那條被切斷了29年的街道得以通行，但他卻并未由此“走向自由之路”，相反，他再也認不得市區的路，“時常認不出自己在哪個路口”。作為前東德人的理查德體驗到的不僅是方向感的喪失，更是身份的斷裂：“他在1990年，在一天時間里，變成了另一個國家的公民，只有窗外的風景依舊。”

因為類似的生命體驗，理查德對難民產生自然的理解和共情，這種情感共鳴所帶來的新視野加劇了理查德的斷裂感和陌生感。視野更新后，理查德不再將難民問題作為遙遠的宏大敘事，而是將難民作為平等個體、敘事的主人翁看待，小說中的難民有了各自鮮活的面孔與鮮明的個性：哪怕難民申請被拒也要堅持如實講述自己經歷的阿波羅，信仰上帝、想彈鋼琴的奧薩羅伯……

然而理查德在與難民的交往中逐漸發現，雖然雙方有過類似的情感體驗、都對當下居住的空間有陌生感，但他們的視角與面對的困境卻迥然不同。在理查德看來，自己一生屢次經歷社會巨變，深受時間的折磨，現在“只擁有時間”，生命仿佛停滯，又仿佛在不停輪回。而這種永久性與確定性卻是難民求而不得的，他們的生活中充斥著臨時性與變動性。因為避難申請不被接受，他們沒有永久性的住所，被迫在歐洲長期保持這種臨時性的寄居狀態。理查德發現：“歐洲于難民的不可居住性，軀體于靈魂的不可居住性，兩者突然間關聯了起來——而每個人的靈魂都被賦予這具軀體作為終身的居所。”比起僅允許暫時寄居、對他們劃定邊界的現實中的陌生國家，虛擬而無限的網絡空間更讓難民們有家的感覺。

由此可見，比起理查德，難民們更是被困在時間中的人，被嵌在出發與抵達、逃離與受困之間的縫隙中。“根本不該還留在柏林”的他們現在只是臨時居住在這里，得到的唯一資助是德語課。他們從“去，去了，去過了”（即德語動詞“去”的三種時態——現在時、過去時及完成時）開始學，這三種時態一如難民們的處境：已經出發，一路輾轉，尚未抵達終點，也自然無法返回，永遠只能做陌生人。埃彭貝克選取“去，去了，去過了”為小說的書名，直觀揭示了難民們的困境。本書中文譯者李佳川則巧妙借助中文語音中的變形，選取“時”及其近音字“世”和“逝”，既切合作者對歷史和命運反思的主題，又突出了時間維度下臨時性與永久性的張力。

在評價這部小說時，許多人強調其政治教育色彩，認為它試圖為讀者樹立一個同情難民困境的典范。但本書的意義不止于此。布克獎評委會認為埃彭貝克“以文學的形式介入歐洲關于種族、移民、民族主義和身份認同的議題，有力地回應了當下日益深重的危機”。埃彭貝克直面難民問題，但并不想給出這一宏大問題的解決方案，而是專注講好小人物的個人故事，不僅展現出難民的困境，也揭示了經歷過二戰和東西德統一的德國人群體的精神創傷。更重要的是，在當下時代，不同群體之間的交流與理解是可能的，也是必要且有益的，正如小說最后，理查德在幫助難民、與其交心的過程中也獲得了直面人生遺憾和重大損失的勇氣。

在這個戰火頻燃的世界中，邊界常常演變為對立，人與人之間亦壁壘高筑，宛如一座座孤城。對此，小說為我們提供了另一種生活方式的可能：通過真誠的交流與溝通，打破壁壘，接納他者，并深切體認那些被邊緣化群體的生存困境。它鼓勵讀者以共情的目光，凝視彼此的困頓與掙扎，在理解中尋找聯結的可能。這種共情，不僅是一種文學的理想，更是對人性本質的深刻叩問——在對他者的關懷中，才能真正抵達與自我的和解，并在這動蕩的世界中，尋得一片共同棲息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