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小說家阿袁同情兩種類型的女性，其一是長相普通卻內心豐富的中年女性，其二便是小說集《可能的生活》中的三個女性。她們可以用一個詞語來梳理——孤獨。作為作家的阿袁，在日常生活中捕捉到了這種中年女性的孤獨，她幾乎扮演了一個樹洞的角色，耐心地聽她們講述這些孤獨的顏色分類，并記錄下這些片斷。

小說是生活的一種投射，是小說家借助于小說里的人物言說他們的發現。閱讀阿袁便知道，她就活在她的小說里。她在日常生活中閱讀的小說篇目，她對小說人物的理解，她愛吃的菜肴，她去過的商場，她購過的化妝品名稱、價格，等等。阿袁在小說里和她要寫的人物一起活著。閱讀《可能的生活》時，我常猜測，她筆下的哪個人物就是她自己，比如《鏡花》里的中文系的年輕教師朱朱。《鏡花》寫了三個女性的困境，分別是“我”、蘇邶燕和鄢麗。三個人物，聲音最大的是蘇邶燕，她的舅舅孟教授是大學的中層領導，正好負責“我”的教授職稱的晉升。“我”呢，盡管文學修養很高，但還沒有晉升副教授，所以在大學里不得不討好孟教授，同意了蘇邶燕來旁聽她的文學課。而鄢麗是小說中聲音最小的那個。蘇邶燕是一個文學愛好者，喜歡組織文學沙龍，“我”被邀請到她的沙龍里，講一講小說。正是在這樣的機緣里，“我”認識了鄢麗。蘇邶燕的困境在于，她必須演好一個幸福的女性。因為丈夫升職在即，兩個人之間的齟齬會影響丈夫的仕途，所以，蘇邶燕必須幸福。而鄢麗的困境在于，她孤獨又膽怯。她在多次試探中，選定了“我”作為她的朋友。阿袁用“蚌一樣的女人”來描述鄢麗的柔軟。在表現鄢麗的內向與做人的緊張時，阿袁這樣寫她：“這是一個對自己和對世界都感到不安的女人。”而這樣的鄢麗竟然向“我”講述了她的隱私，她和一個有婦之夫有了感情。直到有一天，“我”去電影院看到了獨自坐在前排的鄢麗，第二天，鄢麗卻說她與情人一起看了電影。“我”一下子明白了，原來，這個情人從頭到尾，根本不存在，這不過是一個孤獨的中年女人為了對抗孤獨而編造的故事。

如果說孤獨分為十二個級別，那么鄢麗的孤獨和蘇邶燕的孤獨其實差不了多少，一個在虛假的世界中扮演著自己并不喜歡的角色，一個虛構出自己的婚外感情來自我安慰。兩個人的孤獨等級都在中位數，大概六到八級。而阿袁在《煙花》中塑造的“周邶風”則接近于滿級的孤獨，周邶風的孤獨已經不僅僅是個體的荒蕪，而是達到了病態和絕望的地步。《煙花》中，周邶風依然在大學里教文學課。之所以用“依然”，是阿袁故意為之，她懶得更換小說人物的身份。周邶風上課因為愛拉家常被學生驅逐，成為學校里的爭議人物，但她為人非常熱情，很會討好別人。周邶風討好虞老師的方式是給她做好吃的，送她各種各樣的禮物。直到有一天，住到了虞老師家里的沙發上。

阿袁在小說中這樣描述周邶風的孤獨：“我明白過來了，所謂找藥膏看日出，都是借口。原來她睡不著，想讓我陪她度過這黎明前的黑暗時光。說不定她早醒了，或者壓根沒睡，一直側耳聽著我們房間里的聲音，所以我一出來，她就跟著從書房出來了，然后就用各種借口拖延我。我至今還記得她聲音里的藕斷絲連。那藕斷絲連，在半夜，有一種孤苦無依的軟弱。也就是因為那孤苦無依的軟弱，嚇到了我——怕被她一直糾纏下去，沒完沒了。”周邶風的孤獨在這天晚上達到了極點，她作為一個有家庭的中年女性，竟然因為這極度的孤獨，害怕獨自在家睡覺。她跑到要好的朋友家中，借著醉酒睡在人家的書房里。這樣的孤獨，是一種積極的抑郁癥狀，是想要找人將自己從深淵里打撈出來。《浮花》里的朱箔也是一個孤獨的中年女性，因為愛人的工作原因，她來到了法國。她和一位比她小九歲的男人何寅在一起，原因竟然是何寅對她說了一個比喻句。阿袁引用了米蘭昆德拉的那句話——比喻是危險的。小說戛然而止，阿袁狠心地把一個孤獨的中年女人留在了巴黎。

阿袁小說中那些關于食物的細節，那些窗外的樹以及書店里的擺設，都是她日常生活的經歷。而《可能的生活》中鄢麗和周邶風的孤獨，只有阿袁徹底理解了，才會如此細膩地描述出來，在被生活擠壓之后，她們活得越來越扁平，越來越失去自我，阿袁打撈出了她們的孤獨，也讓她們獲得了救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