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中國女性詩歌的發生，可以溯源到先秦的《詩經》時代，距今已有三千余年的歷史。這中間涌現了無數有才華的女詩人，但是在古代文學史上除去蔡文姬、李清照、朱淑真這樣寥若晨星的幾位女詩人外，她們的名字絕大多數被淹沒了。比如宋代一位女詩人，不知她的名字，丈夫叫郭暉，只能稱她為郭暉妻。一次她收到外出丈夫的一封信，拆開以后，發現丈夫誤把一張白紙裝進了信封，甚是可氣，她由此觸發詩情，寫出一首詩《答外》：“碧紗窗下啟緘封，尺紙從頭徹尾空，應是仙郎懷別恨，憶人盡在不言中。”這首詩構思巧妙，借用丈夫誤封白紙這個失誤，表達了對丈夫的款款深情。這樣一位有才華的女詩人，可惜連名字都沒留存下來，中國古代像這樣的女詩人，被埋沒的不知有多少。

其實不只在古代，五四時期許多教授和文學史家在課堂上講新詩時也很少講到女詩人，即使講到女詩人也只不過寥寥可數的幾個人，這不能不讓人為中國女性詩人和女性詩歌長期以來在文學史中缺席的情況感到窘困。

這種情況直到進入歷史的新時期，才有了根本的改變。舒婷的出現，像一只報春的燕子，迎來了女性詩歌的春天，女性文學與女性詩歌的研究出現了新的局面。中國女性文學研究，1995年是個新起點。以前對女作家、女詩人的研究，都是以個案方式進行的。1995年在北京懷柔召開第四屆世界婦女代表大會，這是一個契機。為了迎接與配合這屆世婦會，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與首都師范大學在北京舉辦了“中國女性文學研討會”，在這次會后成立了女性文學專門的研究機構——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女性文學委員會。1996年《詩探索》編輯部舉辦了“女性詩歌研討會”，隨之開辟了女性詩歌研究專欄，自此開始了對女性詩歌的系統性、整體性的研究。新世紀之初，首都師范大學中國詩歌研究中心成立，十分重視女性詩歌研究。2012年中國詩歌研究中心承擔的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國詩歌通史》十一卷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在這部詩歌通史中，女性詩歌的研究有相當的比重，不過仍是分散在各卷里。也就是在這之后，孫曉婭萌生了為中國女性詩歌寫史的想法，并申請了與女性詩歌研究相關的科研項目。從2015年開始到現在，整整十年，孫曉婭完成了自己的學術目標，實現了自己的學術理想。今天，《中國女性詩歌史》的橫空出世，徹底結束了女性詩人、女性詩歌在文學史上長期被忽視、被漠視的局面，首次為中國女性詩歌構建了獨立的完整的學術譜系，中國女性詩歌從此有了自己的專門史。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中國女性詩歌史》具有首創之功、拓荒之功，這是第一點。

其次，從中國文學史的建設與發展來說，以女性文學的視角撬動固有的詩歌史觀，為先秦至今的中國女性詩歌撰寫一部通史，將女性詩歌的流變和優秀女詩人的創作實績系統地貫通下來，對歷代女詩人的人生軌跡與創作經歷進行認真的考察，對她們風華獨具的作品進行精心的解讀，從而為中國詩歌史乃至中國文學史的研究提供新的視野，開拓新的領域，也正是這部《中國女性詩歌史》所獨具的學術史價值所在。

再次，《中國女性詩歌史》從性別入手，把中國女性詩歌與中國女性思想史的研究結合起來，把女性經驗從男性話語中心中剝離出來，在一個完全獨立、平等的位置上，建構女性自己的話語體系，從而揭示女性詩人和女性詩歌在文學史上被遮蔽的內在原因，對于在人類發展歷史進程中發現和揭示女性行為的一般規律，建構有中國特色的女性學，有重要意義。

第四，《中國女性詩歌史》對于一般讀者來說，可以以詩歌為切入點，考察歷代女詩人的精神變遷與文化心態，洞徹女性詩人的詩性思維方式和她們的藝術表達方式，從而從歷代優秀女性詩歌中獲得健康的人格、閃光的智慧、新鮮的體驗和蓬勃向上的生命力，在與審美對象的契合中，得到一種心靈的自由感。

最后談談作者。《中國女性詩歌史》三卷，主要執筆者為孫曉婭，古代卷的合作者為趙雪沛，因此《中國女性詩歌史》可算是個人寫史。個人寫史的好處是可以保持自己對文學史的獨特見解，可以顯示自己的獨特文風，使文學史有一種個性化色彩。但是它的難度也就更大，作者要面對浩如煙海的原始資料，包括詩人文本的原始出處，也包括歷代學者形形色色的研究成果，資料收集本身就是一個不堪重負的任務，更何況對資料的爬梳剔抉、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然后在這個基礎上提煉觀點、完成全書，這中間的艱難可以想見。孫曉婭為完成這部女性詩歌史用了十年的時間，真正應了“十年磨一劍”的說法。認定目標便堅定地走下去，衣帶漸寬終不悔，這種治學精神，令人欽佩。

（作者系首都師范大學中國詩歌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