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昏前，淅淅瀝瀝的冷雨再次侵襲了小城”，落向臟污的小路、垃圾箱，順著陰溝，“涌入人眼無法洞穿的黑暗深處”，向下，再向下，直至“歸于虛無”。漸漸陰沉的天幕之下，某間陋室，一個中年男子正注視著起了水霧的鏡子，那里面也有一雙藏在鏡片后微微發紅的眼睛。當一直等待的那個時刻來臨，他要起身登上已搭好的“舞臺”——“臺下已經有觀眾等不及了”——讓他安心的是，手邊鉛灰色的帆布包里藏有自己需要的一切，不被世人所察覺的、閃著致命銀光的道具。他將攜帶它們，連同自己不為人知的痛苦，沿著狹小昏暗的巷子，走近那年輕女子的身邊……一切按預定程序完成，他來到街邊的小飯館，要了一碗素面，“新鮮面條噴起來的熱氣凝結在鏡片上。他取下鏡片，看到上面還沾著一滴耀眼的紅色”。

90后作家馬億的長篇小說《隱身者》，開頭便精心營造出充滿戲劇性與懸疑感的氛圍：暗夜冷雨，小城陋巷，冷血又自戀的兇犯，身份曖昧不明的受害者，以及，細節令人發指的罪行……以上種種，似乎也是推理小說或犯罪電影的典型配置。而第二章筆鋒一轉，講述起青港中學的“高考神話”與周邊“陪讀村”的由來。作者似乎從一開始就留下了提示，這樁虛構的兇案不是發生于架空環境，其根須仍連接著我們所熟悉的那個“現實”。閱讀經驗豐富者不難就此判斷，這部小說試圖在符合文學期刊審美慣習的敘事中，引入類型小說的元素。跨越類型邊界、組合異質元素的嘗試，在當代青年寫作中并不鮮見。馬億2019年回答《中華文學選刊》青年作家問卷時，曾列出三位影響過他的作家，蘇童、王小波之外，便有松本清張。故而，能從他的新作中看到社會派推理的問題意識——借動機的挖掘、罪與罰的詰問，揭示背后的社會和時代問題——毫不令人意外，值得關注的反倒是，他對“類型”自身的限度是否有所省察，能否讓前述三位作家分別給予他的啟迪（文字秀美、結構精巧之美，思辨的樂趣，閱讀的快感以及對社會現實的處理）保持緊張、辯論的關系，借力翻新自我。

“這是個真正的案子”，《隱身者》中主持偵破雨夜兇案的刑警關朗一來到案發現場，便像鯊魚聞到了血腥味。隨著調查的深入，更多疑點浮出水面：受害者小雨在按摩院打工，真實姓名無從得知，因為指紋在戶籍系統里找不到記錄；當線索指向曾與小雨當街沖突的擺攤老夫婦，老漢謝正德突然跳樓身亡，蹊蹺的是，爭執起因是一只狗——夫婦二人把它當成了早逝之獨子的替身。憑借多年辦案形成的直覺，關朗從兩位死者的“黑戶”與“失獨”身份中，嗅到一絲不同尋常。然而小說后續部分，并沒有讓我們目睹期待中警匪斗智、破解謎團的過程，敘事者更像是借案件的調查與案情的轉折，逐一走近并審視周遭相關聯的每個人，讓讀者得以窺見日常生活背后的暗面，聽到命運主調隱藏的低音。在結構上，亦打破圍繞偵探或罪犯的線型或同心圓形態，多種視角輪換推進，編織成一張大網——兇手陳春生，他的妻子楊桂榮、女兒陳雨涵，前同事謝正德夫婦，受害者小雨，被一條條平行或交錯的線索聯結起來，那些刻骨的仇恨、傷痛的記憶、不堪的隱秘相互糾結處，罪惡的施行者與悲劇的承受者，兩種身份相互反轉。

“眼睛”是小說中反復出現的意象。陳春生夫婦違反計生政策，遭同事舉報，被開除教職。多年后妻子楊桂榮重遇當年的舉報者謝正德，熄滅的仇恨之火重燃，她為了報復，花錢請小馬去毒殺對方視同親子的小狗。小馬做這檔生意已有三四年，第一次殺狗的經歷卻始終是他不敢觸碰的夢魘：當那只被套住脖子的流浪狗黑黑的眼睛一眨一眨看著他，他不知不覺松了手，因為“他似乎認出了那兩只眼睛”；在同伙催逼下動手后，他魂不守舍，當晚那雙眼睛又出現在夢里，他終于認出，原來跟自己的兒時伙伴大黃狗一模一樣。夢醒之后，他滿臉是淚，呆坐良久，最終還是沒法說服自己抗拒金錢的誘惑。自此之后，他每次打狗時牢牢記住同伙那句話：“別老是盯著狗的眼睛看?！?/p>

德國哲學家馬丁·布伯的名著《我與你》提出，有兩種看待世界的模式，“我—你”與“我—它”。前者將我們遇見的人與物都看成“你”。當四目對視，不管面前是愛人、親人還是陌生人，甚至只是一只狗，雙方都建立了一種“我—你”關系，在彼此對視與相互回應中，世界被賦予意義、現在變得充實。而后者把世間萬物包括他人，都看成及物動詞后面的“它”，“我”感覺、欲求、使用的對象，這不僅貶低了人之價值，也導致誤解、仇恨與傷害。我相信，馬億寫到打狗人小馬與“眼睛”相遇這段看似無關緊要的情節，正是在用自己的方式表達相近的意思——小說正文之前引用了羅爾斯《正義論》第一原則：“每個人對于平等的基本自由的最廣泛的總體體系都擁有一種平等權利，這種自由是與對于所有人而言的相似的自由體系相容的。”正義，便是“我”與“你”相互視為平等、自由的主體。

《隱身者》中的兇犯陳春生，把自己在陪讀村與按摩女小雨的相遇，視為“愛”，撫慰身心、跨越邊界的“愛”。小雨作為“不該出生的人”，因沒有身份，過著下水道老鼠般的生活。當他罹患癌癥、來日無多，他決定帶小雨一起離開，以了結這一切——在這個他自認為由“愛”轉化而來的“可怕念頭”中，小雨只是一個“它”，從未成為“你”。就像冷雨之夜那幕黑暗戲劇的舞臺上，他唯一的觀眾便是“我”。

按照推理小說的預設，“兇手怎么會成為兇手”“因何選擇這種手法作案”被揭破之時，“惡”便被儀式性地驅除、隔離起來，不再威脅世界的正常運轉。但很多時候，文學的力量偏偏源自逆向的探尋：審視被隔離封存的未知事物，丈量其與我們每個人的距離，尋找洞穿黑暗的破口。《惡的科學——論共情與殘酷行為的起源》一書作者西蒙·巴倫-科恩認為，“我—你”關系即“共情”，使我們理解別人的想法或感受，并用恰當的方式回應；而這個世界上種種不可理喻的殘酷行為，與其歸因為“惡”，不如解釋為“共情腐蝕”。該書從神經科學的視角，包含大腦的磁共振成像，解析共情回路異常帶來的后果。人類行為的復雜性多大程度上能夠被神經科學所解釋，或許尚可存疑，但其啟發之處在于，我們可以把“共情腐蝕”視為一條連續的光譜，陳春生式的惡行是最極端的狀態，日常生活中各種形式的冷漠、敵意、報復，則位于不同的位置。在這條光譜上，自然也可找到謝正德、楊桂榮、小馬的影子，甚至備受欺凌侮辱、被人當狗來對待的小雨，也曾在街頭踢了謝正德家的愛犬，一個比她更弱小的生靈。那共情能力失靈的一刻，她應該沒有從狗的雙眼中認出另一個自己。

借助推理小說給予的啟迪，《隱身者》得以發掘“現實”表層下的暗面和低音；敘事的力量，又讓作品溢出了社會派推理的預設。但這并不是否定其通過人物遭遇揭示社會問題的努力。《惡的科學》中寫道：“如果你所處的文化告訴你，毆打仆人、馬匹或者燒死有女巫嫌疑的人都是可以接受的，那么它也會腐蝕你的共情?！鄙踔列≌f中的青港中學，乃至現實中無數的黑港中學白港中學們培育的成績至上、競爭為先的風氣，也在無形中抑制孩子們共情能力的生長。小說里的琳琳就曾感受到，“每個人都躲在課桌上堆起來的復習資料后面，形成一個一個的孤島”。在此意義上，她投向同學陳雨涵的充滿善意的目光，正是一座孤島向另一座孤島呼救的火光信號，雖然微弱，但借由敘事之鏡的反射與凝聚，也可洞穿黑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