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分子的百年文學形象建構和所有的意識形態一樣，都必須遵循社會存在的真實性原則。因此，要看到20世紀以來知識分子與時代相向而行，在“士不可以不弘毅”的優秀傳統精神的熏陶與浸潤下，擁抱西方啟蒙時期以來知識分子認可的自由民主精神，擔負起現代以來中國知識分子的為國為民之道，身體力行于學術救國重任，并在這一過程中演繹出20世紀以來中國知識分子的獨特風雅與美學力量。

生于民國而輝耀于共和國時期的作家宗璞，無論從自身家庭傳承、成長經歷還是其一生堅持的創作面向來看，都無疑是20世紀以來中國知識分子在文學內外的人格示范、思想引領與精神鑄造的典范。學者何英的近作《宗璞論》直面作為文學史、知識分子精神史、百年中國思想史的重要文學與思想現象的宗璞創作，準確評判宗璞的個體成長史在20世紀中國的重要精神價值，切中肯綮地辨析了宗璞的創作在與時代相向而行的動態演進中對知識分子正面形象建構的歷史意義與文學價值。何英梳理出一條從《紅豆》時期開始，到《三生石》《弦上的夢》，再到《野葫蘆引》創作時期的知識分子心理發展軌跡與民族成長圖景。這無疑得益于作者獨特的學術眼光與對人生世事常情，以及百年民族國家命運的深入理解與尊重。

史家眼光是宗璞一生創作的最主要著力點。閱讀《宗璞論》，最驚奇的感受在于作者也頻頻以史家眼光，觀照宗璞對于知識分子百年心靈史的動情書寫。晚清民初以來的歷史鼎革雖然終結了帝制，但中華民族并未就此煥發出應有的生機，現代中國時期的知識分子歷經多災多難的歲月，知識分子的生命處境于此間誠然艱窘異常。何英以史家眼光發現一代代知識分子一方面“憂國憂民，站在國家大局立場”不偏倚的中立態度。另一方面，中國知識分子經世致用的現實態度與傳統，又使他們總傾向于“選擇有助于解決當下社會和國家所面臨問題的工具理性”。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生于國家積貧積弱與多災多難的時代，1930年代的中國歷史進入至暗時刻，中華民族災難空前加重。知識分子如何在風雨中前行與成長、分化與蛻變，是宗璞跨越數十年的知識分子觀察的重大收獲。至于宗璞的史家意識來源，何英則敏銳地指出宗璞“是一個既與時代保持距離，又能充分援引過去的當代人。她的寫作是她懷著責任的緊迫性，以作品抵達歷史深處回應當下的明證”。此類洞見不再一一贅述。

何英在關于宗璞的《野葫蘆引》四記的分析中，對當下學術界關于四記的史詩性評價給予質疑，她認為，四記連同宗璞自《紅豆》以來的所有創作，最大特征在于心靈史而非史詩性寫作。《宗璞論》系統、辯證地呈現了宗璞創作的心靈史特征，深度還原了宗璞在國家民族的血淚災難背景下的知識分子精神與心靈運行圖景，發現宗璞的“寫作追索了二十世紀中國知識分子的精神歷程，完整地描繪出了知識分子在歷史變遷中的心靈長卷”。

“由于宗璞對抗戰時期明侖大學知識分子保全文明火種、為國培育人才的精神的正面謳歌態度，知識分子的整體形象得以正大正氣地呈現”，凡此所論在縝密分析中兼顧國家民族命運，又精準地呈現出宗璞創作的本質與核心創造，辯證地呈現出了宗璞既兼顧史詩性又著重突出心靈創造的寫作實際，從多個層面創造性地闡釋并厘清了宗璞的創作來源問題，并對宗璞的成長史作出了比較中肯清晰又別具慧眼的梳理。《野葫蘆引》四記所述人物、故事及精神構成主體源于宗璞自幼時以來的成長經歷，雖然一般的童年決定論遠不能涵蓋宗璞的創作，但從時間跨度上看，宗璞一生大部分時間生活在大學校園，與各種知識分子的交往及大學校園人事環境是宗璞創作的最大資源，這些認知奠定了宗璞筆下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形象的主要特征。

由此，何英對《西征記》關于滇西戰場描寫的相對不足作出了客觀分析，她認為，這是宗璞的個人經驗所無法抵達的創作空間，故而主觀描寫與新聞見證式敘描太多，導致作為全書總基調的知識分子心靈史與精神史的呈現相對弱化。同時，何英基于宗璞創作《野葫蘆引》之際的身體、年齡狀態，以晚期風格作為切入點之一予以貼合實際的創造性闡釋，等等。這些論證均源于何英對宗璞個人心靈史之于創作的決定性影響以及個人心靈史的豐富性、多樣性作出辯證考察后的推論。

《宗璞論》最見功力處在于對宗璞小說整體上展開的敘事學分析，既有對西方小說敘事理論代表人物如韋恩·布斯、熱奈特、西摩·查特曼、戴維·洛奇、米克·巴爾等理論的貼切引用，也對中國傳統敘事學的現代轉化有比較清晰通透的梳理和論證，更對宗璞與西方文學的交互式影響作出了具有一定深度的考察和辨析。于是，歷史意識、時空體、晚期風格、宏富微遠結構等融通中西的關鍵詞頻頻出現在作者筆端，對宗璞創作問題的深度解碼與有溫度的闡釋，再現了宗璞一生創作的技、藝、情，誠為知人知世知學的善思之作。

（作者系南京大學中國新文學研究中心兼職教授，甘肅省文藝評論家協會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