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城市的復雜性和多面性難以一言以蔽之，光影交錯感正是城市的靈魂。在城市發育不夠完全時，文學多多少少是能夠把握和描述城市的，傳統的城市文學現實投射手法往往也能夠奏效。城市高度發達以后，情況不同了，任何一種視角或敘事手法都難以全面地描述城市的樣貌，城市文學的人與物變得半真半假、影影綽綽。城市文學從“現實投射”到“光影婆娑”，是現實主義美學到現代主義美學的一種“詩性智慧”的變遷，就像立體主義順利地過渡到表現主義。現代城市的功能性逼迫人重新塑造自我，同時也逼迫文學重新找到一條合適的表達路徑。城市巨大的體量和人口，鋼筋水泥、摩天大樓，城市的功能和形制，把人的自由意志限定在各種有形的和無形的規矩之中。大多數人只能在狹小的空間里討生活，這就是為什么我們看到以城市為生活背景的文學作品里的“人”，很難有頂天立地的樣子。無論怎樣描述都只是城市的一個細節，每個人都只能是城市這頭“大象”縱橫交錯的褶皺里的一粒灰塵。城市人的生活重復且自信，亢奮又困倦，“生活不止眼前的茍且，還有詩和遠方”，這句話說的就是城市里的人。詩和遠方是城市“彼岸”，英雄主義和宏大敘事也是城市文學的“遠方”。

以反傳奇、反故事的日常經驗構建起平實的生活圖譜

賽博格時代的敘事基因突變，使得新的城市文學與生活形成鏡像糾纏。進入20世紀的第二個十年，城市文學在敘事風格上表現出了“極繁主義”的態勢，弱化故事情節、強化人物內心感受的散文式敘事成為主流。日常景物和個人情緒無限放大，以反傳奇、反故事的日常經驗構建起平實的生活圖譜

現代化的癥候之一就是文學越來越像生活，而生活卻越來越像文學，文學與生活陷入了虛實互構的漩渦。賽博格時代的敘事基因突變，使得新的城市文學與生活形成鏡像糾纏。社交媒體的故事生產流水線，短視頻全天候的“現場直播”，不僅讓真實與虛幻錯位，也讓生活和藝術之間的界線模糊了。班宇短篇小說《逍遙游》中真實得令人生疑的青年人的處境，雙雪濤短篇小說《刺殺小說家》中的虛實互嵌如莫比烏斯環游戲，還有陳春成短篇小說《夜晚的潛水艇》中那如夢似幻的出離時刻。當文學成為現實世界的操作界面，普魯斯特的瑪德琳蛋糕變成了網紅烘焙店的流量密碼，卡夫卡的甲蟲意象被解構為賽博格身體改造的隱喻。人們異常清醒地在構建“文學化的經濟學敘事”。

這里強調的“新”城市文學，涉及城市文學的歷史化問題，如果一定要給城市文學劃分一個文學史意義上的時間段，2010年是一個分界線，從這一年開始，中國的經濟總量躍居世界第二，城市化率近50%。高度城市化給人的社會行為以及方方面面都帶來影響，城市文學書寫也發生了深刻的變革。金宇澄長篇小說《繁花》開啟了城市文學新模式，沒有了章回小說的懸念，拋開了西方傳統小說的路數，不再追求完整的故事線索和開合有致的情節。金宇澄的用意很明確：“《繁花》這本書就是要打開家門，邀請外地朋友進來玩。”在這之后的城市文學在敘事風格上表現出“極繁主義”態勢，那種弱化故事情節、強化人物內心感受的散文式敘事成為主流。日常景物和個人情緒無限放大，以反傳奇、反故事的日常經驗構建起平實的生活圖譜。這種“絮叨體”書寫方式，既是對傳統主線（主旨）式敘事的突破，也更符合城市人碎片化的生活體驗。通過對某個事件的深挖、反復渲染，甚至有點神經質式的追問，為現代人提供了一種偷窺的洞眼，實現了心靈按摩的效果，同時也為城市化進程中的精神漂泊提供了一種虛幻的踏實感。

“極繁主義”也是一種現代性表征之一，人們還未來得及從整體上把握高度城市化帶來的豐富性與復雜性，新范式的城市文學幾乎不約而同地從細節入手，并敏銳地捕捉到城市“新模態”。城市的精細化分工是全方位的，人的整體感被分割得破碎不堪。人的身體部位本來是各司其職的，但現代人身體的每一項功能都身兼多職。比如，李洱長篇小說《應物兄》中的應物兄有三部手機，對應著不同類別的聯系人。華為屬于同事和同行，三星屬于家人和密友，蘋果屬于世界各地的友人。通過鈴聲區別是哪一部手機在響，三部手機同時響起時則像“前敵指揮部”。通訊如此發達，人卻仍然孤獨。作為文化名人的應物兄，在寵物狗事件被索要巨額賠償時，用國學知識嚇退了對方的訛詐，顯示出文化的威力來。寵物的鄙視鏈與賠償金額才是都市生活的內在邏輯，人們都遵從這種邏輯，這種近乎荒誕的行為，難道說不是一種城市的真相？

學術殿堂逐漸適應城市的快節奏變化，考據式研究成果轉化為文旅服務產品，青年人將國學經典拆解為流媒體平臺的短視頻，傳統知識分子的闡釋權已被新媒體時代的碎片化傳播消解。都市人的時間、空間、情感、經驗都處于被“格式化”的過程中。“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這種大而化之的時間板塊只屬于農業社會，城市縱橫交錯的格子里既盛放著人的肉身，也盛放著精打細算的時間片斷。時間鏈條一環緊扣一環，一環斷裂，全鏈條盡毀。在東西長篇小說《篡改的命》中，汪長尺看清了時間鏈條的秘密，他的高考分數被人替換，東兜西轉好不容易在城市建筑工地找到一份體力活，作為農民工的他想在城市立足，只能靠下一代。他把兒子交給仇人，他要篡改命運。兒子三歲聽英語單詞，四歲學鋼琴，五歲會拼音，六歲彈《小舞步曲》，七歲就讀名校，八歲踢足球。時間一格一格地精心安排，一把從容的枷鎖套在身上，讓人無比安心。如果說，社會關系的碎片化與每個人一眼看到盡頭的生活，只能用細節堆砌，那么，那些極少有著大起大落的人生的人——都市里的成功者，是不是會有不一樣的敘事節奏呢？在魯敏長篇小說《金色河流》中，穆有衡從普通的工廠技術員成為資本市場的成功者，他在改革開放的浪潮中經歷大開大合的人生，但新的城市敘事方法是去戲劇化的，人物的傳奇性被密實的生活細節所消解。小說中的一句話正好可以作為這新城市敘事的注腳：“好端端一個見山望水的大屋，塞滿了堂皇的破爛”，這其實就是生活的真相，絮叨體敘事模式的文學極端地向生活靠攏。傳奇與宏大放置在城市敘事中反而顯得不夠真實，比如余華的長篇小說《第七天》足夠傳奇，卻被質疑巧合太多；又如某賀歲檔電影的敘事足夠宏大，卻被指責為空洞。新的城市文學就是這樣瑣碎貼心，拿掉任何一個細節它就顯得不真誠。習慣故事化敘事的讀者很難適應這種變化，甚至總會有一種不是讀小說而是在看普通人的生活流水賬的錯覺。

漂泊、閑逛與突圍：都市空間的文學漫游

在全球化和城市化浪潮中，漂泊感成為城市文學中的一股強大的情緒。作家們善于書寫跨國交往、異地戀、遷徙、漂泊不定的人生，人物的傷感與成就感都浸潤其中。在現實空間中，突破“成功”與“受難”二元模式的精神突圍者和都市閑逛者同時存在；在賽博空間中，作家們以更冷峻的筆觸探尋更廣闊的精神實存

全球化、城市化帶來的漂泊感成為城市文學中的一股強大的情緒。作家們善于書寫跨國交往、異地戀、遷徙和漂泊不定的人生，人物的傷感與成就感都浸潤其中。《繁花》用保姆的跨國戀表達了上海深刻的全球化，這是一種高明的敘述策略，金宇澄沒有將這段跨國戀處理為獵奇景觀，而是將其編織進上海市民生活的肌理中。約翰著迷于小芙蓉擦拭八仙桌時手腕翻轉的弧度“像在給紅木把脈”，而她評價約翰喝黃酒的姿勢“像煞捏牢只高腳杯的戇大”。這種帶有俏皮的文化打量，消解了西方凝視中的東方主義審美。石一楓長篇小說《漂洋過海來送你》中爺爺的骨灰盒被錯裝，其中一位骨灰漂洋過海，荒誕喜劇的外殼，包裹著厚重的歷史感與深切的人文關懷。通過那豆一根筋的“尋找”牽出了半個世紀以來的重大事件與人情世故，如抗美援朝與道義、國有資產與工廠改制，國際貿易與跨文化交往等，以小見大，小說的廣闊性被打開。王安憶中篇小說《紅豆生南國》中的離異男人后半輩子一直相親，相親對象的更換相當于對那些知識、家世、相貌樣樣都好的大齡女的檢閱，她們精致而真誠。王秦玲的網絡小說《遙望·異地戀》中的虞詩詩和謝濤聲四年異地戀的艱辛與美好，張蕩蕩的都市言情《京滬愛情列車》以“京滬愛情線”為隱喻的現代人的情感難題，呈現的是交通通訊便捷后的新難題。

賽博空間作為城市人的平行空間，似乎可以打破現實空間的束縛，那里的天地如此廣闊，情緒得以盡情揮灑。在科幻作家的筆下，陳楸帆《人生算法》探討通過算法重塑人際關系；韓松《地鐵》中對北京地下交通系統的科幻描寫，將都市幽暗情緒具象化；鐘求是短篇小說《地上的天空》講述了一對男女跨越生死的精神之戀，冷靜地揭示了都市人情感疏離與精神孤獨。艾偉長篇小說《鏡中》的幾位主人公穿梭于中國、緬甸、美國、日本，他們的愛恨交錯如重重迷霧。作家把個人化的私密情感寫出了廣闊性和魔幻性。

在都市空間中，精神突圍者和都市閑逛者是同時存在的。當代城市文學中的人物形象突破了“成功人士”或“底層苦難”的二元模式，比如路內中篇小說《慈悲》通過苯酚廠工人路小路的視角，展現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中個體的漂泊感；高臨陽中篇小說《生鐵落飲》將主治狂躁癥的“生鐵落飲”中藥名作為題目，既是小說的核心意象，也是人物如飲下狂藥，在執念與現實中癲狂游走的象征。此外，還有阿乙長篇小說《早上九點叫醒我》中對小鎮青年犯罪心理的細致刻畫，黃昱寧短篇小說《八部半》里上海文藝青年的精神分裂，蘇童長篇小說《黃雀記》里保潤、柳生、仙女三人數十年的恩怨糾葛以及爺爺找魂的隱喻，郭沛文懸疑小說《剎那》暴力美學下的城市病理學……凡此種種，構成了都市空間文學漫游的眾生相，隨著城市化進程的推進，城市文學中的人與物也變得亦真亦幻、面目模糊。如何尋找到把握城市文化性格寫作脈絡的方法，成為寫作者們必須思考的課題。

以人間煙火氣繪制城市風情年譜

作家需要集中全身心的注意力，去感知和觸摸人事物，才能發現城市不易覺察的內在脈動。作家需要敏銳地把握物理空間的流動和精神維度的突圍，才能知道城市在長大的過程中經歷了什么。充滿生活氣息的日常細節才是真正的城市新人的面貌，所有人的情感總和構成了城市的精神肌理

城市文學的“貼身描寫”非常考驗作家的筆力，在逼仄的物理空間中，作家需要集中全身心的注意力，去感知和觸摸人事物，才能發現城市不易覺察的內在脈動。作家需要敏銳地把握物理空間的流動和精神維度的突圍，才能知道城市在長大的過程中經歷了什么。其中，敘述角度至關重要。如何挖掘歷史記憶，如何拓展未來想象，城市也應該有自己的傳記和年譜。

葛亮長篇小說《燕食記》通過飲食喚醒記憶，以美食為介質“繪制出一幅嶺南百年風情畫”，又用廣州糕點與上海本幫菜的跨地區淵源，加深了兩個城市的歷史底色。潘向黎短篇小說《荷花姜》里，荷花姜的精心制作與丁吾雍的精致生活，是城市中產階層的生活美學。張忌長篇小說《南貨店》書寫了江南小鎮的商業倫理變遷。張悅然長篇小說《繭》以考古學家李佳棲串聯起家族秘密與北京城市記憶。林棹長篇小說《潮汐圖》的雌性巨蛙的奇幻視角解構澳門殖民城市的權力話語。遲子建長篇小說《煙火漫卷》以哈爾濱鼠疫為背景串起教堂、鐵路、冰雕等意象，展現冰城在災難中的精神重生。何頓長篇小說《幸福街》以家庭奮斗史復原城鎮的地理風俗。前述作家作品，從不同的角度完成了對城市的“文學傳記”。

畢飛宇長篇小說《推拿》里對沙復明、王大夫的書寫，突破了傳統文學對殘疾人的悲情化敘事。在黑暗中尋找尊嚴的王大夫和對美極端執著的沙復明，兩位盲人主人公在黑暗中建構起獨特的人格尊嚴。梁曉聲長篇小說《人世間》是城市變遷的“精神地形圖”，斯繼東短篇小說《禁指》寫古琴的“晦庵”與“禁指”（小指不觸琴弦），將傳統倫理與個人修為寫得克制而又繁復，充分體現了“幻影般婆娑”的現代性美學。蔡東短篇小說《月光下》、格非長篇小說《月落荒寺》、冉冉長篇小說《催眠師甄妮》把城市或輕或重的現代病寫得或靜如止水或驚心動魄。從宏大史詩到微觀日常，空間敘事的深化將城市文學從傳統家族敘事轉向對住房、街道、弄堂等微觀空間的聚焦。

鄉土文學、城市文學的命名本身就是一種空間觀，表示的是在不同空間內發生的故事。隨著社會的進步和時代的發展，人們擁有了長期的和平富足與高度發達的交通信息，如今，無論是鄉下人還是城里人，對摩天大樓、霓虹燈和超級生活功能場所都不再感到陌生。城市外在的新奇感褪去，生活環境的遼闊與宏大也隨之褪去。幾乎所有的故事都在幽閉的場所展開，人們的注意力都在個人的狹小空間，如廚房、陽臺、咖啡館、餐飲包廂、私車駕駛室等，公共活動也是封閉的，如辦公室、會議室、娛樂場所、航空機艙、高鐵車廂等有遮擋的空間里。電子郵件、網絡沖浪、視頻聊天、元宇宙似乎有著無形的“圍欄”，人的精神意志在賽博空間與真實空間之間切換。私密空間中的情感流動哪怕如驚濤駭浪，對于龐大的城市來說也只是杯水微瀾。

與以往的城市文學不同的是，正是這種充滿生活氣息的日常細節才是真正的城市新人的面貌，所有城市人的情感總和構成了城市的精神肌理。人們可能會感嘆，為什么現在的城市文學樣貌竟如此雷同，它們荒誕不經、瑣碎紛繁、斑斑駁駁，其原因可能是城市的聚居屬性在客觀上讓人們的生活失去了廣闊性，精神與心靈在由外觀視角轉向內觀視角的過程中總有錯愕感。城市文學的藝術張力就在分裂、尋找、突圍中漸漸形成了一種新的美學范式。

（作者系湖南省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所長、二級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