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晉人文極盛，“三張、二陸、兩潘、一左”之說廣為流傳。其中潘岳與陸機總被文學史放在一起，故有“潘陸”并稱。二人文風異趣，評家稱“潘江陸海”，不為無由。恰如蕭子顯《南齊書·文學傳論》所言：“潘、陸齊名，機、岳之文永異。”

在文學的世界，陸機與潘岳之名往往形影不離，詩文也常相提并論；現實歷史中，二人的關系卻十分微妙，若有“爭鋒”之意，近乎“王不見王”。裴啟《語林》記載：

士衡在座，安仁來，陸便起去。潘曰：“清風至，塵飛揚。”陸應聲答曰：“眾鳥集，鳳皇翔。”（晁載之《續談助》引）

陸機來自吳國，潘岳出身滎陽，彼時南人、北人之間，此種針鋒相對的故事本就頻繁上演。陸機屢次在此類故事中，作為南人代表，對抗北人，其弟陸云與出身潁川大族的荀隱，也曾在文壇盟主張華的宴會上，碰撞出“云間陸士龍”與“日下荀鳴鶴”的機鋒（《世說新語·排調》）。潘岳來，陸機走，固然可視為南、北爭衡的表現，也可當作二人現實關系的折射。

“王”或許可以選擇“不見王”，但潘、陸同在洛陽，用命朝堂，總有無法回避彼此的時刻。明里暗里，二人至少有過四次“交鋒”。

身為東南士人的代表，陸機入洛后，“權過人主”的賈謐一度向他伸出橄欖枝。晉惠帝元康六年（296年），陸機“入為尚書郎”之際，賈謐曾“贈詩一篇”，其詩正是潘岳代作，即蕭統《文選》所收《為賈謐作贈陸機》；陸機則作《答賈長淵》相報，亦被《文選》收錄。潘岳為代筆能手，據說當時的清談名家樂廣“善于清言而不長于手筆”，曾請潘岳代作讓表。欲作代筆，須先得其“意”，故樂廣自述己志，而潘岳“直取錯綜，便成名筆”（《世說新語·文學》）。以此推之，潘岳代賈謐作贈詩，要傳達的自是賈謐的心意，至于究竟如何措辭，則由潘岳掌控。質言之，此次贈答明面上是賈謐與陸機互相酬唱，倒也不妨看作潘、陸二人的詩語交鋒。

陸機曾為太子洗馬，賈謐亦在“東宮積年”。正因此，潘岳代賈謐追憶過往“繾綣東朝”，與陸機“情同友僚”，贈詩的目的顯然是為鞏固關系。站在中朝的立場，孫吳政權不具合法性，故而潘岳直斥“南吳”乃“僭號稱王”，平吳克勝，則“偽孫銜璧”。如此觸目的字眼，作為陸遜之孫、陸抗之子的陸機，定然無法忽視，但又不得不承認眼前的既成事實。是以答詩刻意繞開“僭”“偽”之說，先將魏、晉嬗替歸結為“天厭霸德”，“天命”既已轉移到晉，所以“陳留（曹奐）歸蕃，我皇（司馬炎）登禪”，蜀漢與孫吳也隨之來歸，即“庸、岷稽顙，三江改獻”是也。世人盡知，司馬昭滅蜀在前、司馬炎即位在后，也就是說，應是“庸岷稽顙”在前、“我皇登禪”在后。陸機有意錯亂時間順序，一定程度淡化了“三江改獻”的屈辱。

潘岳代賈謐所作贈詩，將陸機比為來自“海隅”“南岡”的“長離”（靈鳥）“朱鸞”，分明還是在身份上作文章。此后，潘岳雖用大段筆墨稱美陸機“播名上京”后的仕宦經歷，但值得玩味的是，此番認可其實帶有微妙的限定，即詩中“在南稱甘，度北則橙”一語。這句古諺世所共知，原意是說南方的“橘”移植到北方會變成“枳”。站在陸機的角度，即使潘岳最終以“崇子鋒穎，不頹不崩”這等贊語，釋放了友善信號，但古老的諺語仿佛提醒他：北人對南人始終無法放下輕蔑之心。鑒于此，陸機答詩才會說：“惟漢有木，曾不踰境；惟南有金，萬邦作詠。”從地域、物產角度正面回擊。他自視應為“萬邦作詠”的“南金”，而非如對方所稱“甘”“橙”之類“曾不踰境”的物什。陸機并未因由“南”入“北”而自掉身價，反倒在“度北”之后，“南金”的份量甚至會引發北方文壇的“三張減價”。（這組贈答詩，朱曉海先生已有相當精湛的論述，見氏撰《潘岳論》，載《燕京學報》新十五期，第156-157頁。）

元康六年，潘岳出任著作郎，至八年（298年），因妻喪離職。也就在此年，陸機出補著作郎，宿命般地接替了潘岳的職位。這恰好與“安仁來，陸便起去”的逸聞相呼應，不同的是潘岳走、陸機便來。潘岳為亡妻作的《哀永逝文》應撰于此時；接任著作郎的陸機，得以進入秘閣，讀到曹操《遺令》，于是寫下《吊魏武帝文》。這一年的潘、陸，只是擦身而過，未曾正面對壘，卻近乎同時寫出關于“死亡”的動人篇章，可以說這是一次真正意義上的“文學交鋒”。

“死亡”是潘岳最擅長的文學主題。《文選》“賦”“詩”二類均有“哀傷”之目，潘岳的手筆赫然在列；此外，與“死亡”相關的《選》“文”之中，潘文居“哀”“誄”之最。就在充斥著“吊祭悲哀”（蕭統《文選序》）的應用文類中，安仁的《哀永逝文》與士衡的《吊魏武帝文》一并獲得昭明太子青眼。

潘、陸二文異趣，從哀、吊對象即可察知：《哀永逝文》寫新喪之妻，《吊魏武帝文》則因早作塵土的曹操而作。傷至親十分平常，吊古人稍顯難得，是以陸機在序中特意假設有客發問：

臨喪殯而后悲，睹陳根而絕哭。今乃傷心百年之際，興哀無情之地，意者無乃知哀之可有，而未識情之可無乎？

通常而言，“喪殯”之時才會教人“悲”“哭”。感知死亡需要在場，書寫死亡亦當如之。在《哀永逝文》中，作者幾乎再現了從出殯到下葬的全過程，正因在場，情感才足夠真切。曹操早在建安二十五年（220年）就已薨逝，處于“百年之際”“無情之地”的后人，本不應哀傷。陸機之所以“傷懷”，原因在于：即使像魏武帝這樣有“回天倒日之力”“濟世夷難之智”，“格乎上下”“光于四表”的大人物，最終也不過“藏于區區之木”“翳乎蕞爾之土”，難逃一死。

大人物不但會死，且死前的情狀也不免難堪。陸機讀到的魏武《遺令》，除卻“經國之略”“隆家之訓”，還有“愛子托人”“分香賣履”之類瑣屑家務，而曹操希望將自己的衣裘“別為一藏”，死后竟遭瓜分。世人眼中的大人物，到頭來竟這般“系情累于外物，留曲念于閨房”，眷戀塵世，無法忘情。

較之魏武帝，潘岳的妻子只是一個小人物，小到唯有通過潘氏留下的詩文，才能窺見其身影與芳名（《離合詩》）。在她身后，“悲”“號”“哀”“哭”不僅貫穿于喪葬過程中，也在潘岳的文學世界永恒回響。如果說陸機要探討的是死亡之“理”，即人終有一死，大人物亦莫能外；那么潘岳要抒寫的無疑是死亡之“情”，哪怕是小人物的死，也會令至親長懷哀思。小人物有其“大”，大人物有其“小”，這或可成為“機、岳之文永異”，二者卻又齊名的絕佳佐證。

文學之外，陸機、潘岳在史學上也有交手。當時朝廷欲修國史，就《晉書》該如何限斷，即本朝的“歷史起點”問題兩次展開討論。起初，荀勖、王瓉分別提出“正始”和“嘉平”兩種起年方式；晉惠帝時，此一話題再引熱議，賈謐又提出“泰始為斷”之說（《晉書·賈謐傳》）。唐修《晉書·潘岳傳》直言不諱地說：“（賈）謐《晉書》斷限，亦岳之辭也”，意即所謂“泰始”起年說為潘岳出謀劃策。

其時，陸機也參與了《晉書》限斷的討論。王隱《晉書》即見此事，《初學記》也留存片言，其文曰：

三祖實終為臣，故書為臣之事，不可不如傳，此實錄之謂也；而名同帝王，故自帝王之籍，不可以不稱紀，則追王之義。

另據干寶《晉紀》載：“賈謐請束皙為著作佐郎，難陸機《晉書》限斷。”陸機對《晉書》限斷的全部意見，現今已無法獲知，不過既然賈謐派出當時的著名學者束皙與之辯難，便可知他與臺前的束皙、幕后的潘岳看法相左。按照陸機所說，身為西晉“三祖”的司馬懿、司馬師、司馬昭尚未篡位，“實終為臣”，史家理應為其作“傳”；而以后世追尊的角度論之，他們已然等同帝王，其傳又可稱“紀”。“紀”“傳”名、實的兩難，既凸顯了“三祖”身份的曖昧，也折射出《晉書》限斷的尷尬。正始元年（240年），司馬懿發動“高平陵之變”，成為唯一的輔政大臣，隨后改元“嘉平”，標志著司馬氏已獨攬大權。所以無論起年自“正始”還是“嘉平”，都好似預先將仍是臣子的帝王野心昭告天下；“泰始”起年，則從司馬炎正式登基算起，才不至于扯下歷史的遮羞布。潘岳與陸機，一個依附典午，一個出身“勝國”，天然的立場使二人根本殊途。

潘岳身為賈氏黨羽，唐修《晉書》本傳羅列其人數條“罪狀”，最嚴重的一條指控當屬：“構愍懷（司馬遹）之文，岳之辭也。”元康九年（299年），賈后設計廢除太子司馬遹，先詐稱惠帝身體抱恙，呼太子入朝，而后將其灌醉，誘使他抄寫咒罵帝后的禱神文。這份構陷文書即由潘岳草擬，其辭云：“陛下宜自了；不自了，吾當入了之。中宮又宜速自了；不了，吾當手了之……”（《晉書·愍懷太子傳》）措辭不但與潘岳個人文風大相徑庭，也殊非正常狀態下司馬遹可能的表達，荒唐錯亂，倒是頗合醉酒的情態，足見代筆之妥帖。

永康元年（300年），賈氏一黨被誅，潘岳、石崇等人也“白首同所歸”（潘岳《金谷集作詩》）。此前慘遭賈后毒害的司馬遹，得以恢復“太子”身份，獲得“愍懷”的謚號。當時有兩位作手，代表官方為太子撰寫“誄頌”，其中一位便是陸機。在愍懷太子遭誣被害與死后復位的政治風云中，潘岳與陸機又一次宿命般地相銜：前者的手筆導致太子之“死”，太子之“死”竟又成為后者執筆的動因。陸機以誄文為愍懷洗冤，直斥賈后“如何晨牝，穢我朝聽”，此時已隨賈氏同入鬼錄的潘岳，倘若地下有知，會否再次執筆與之爭勝？畢竟舉世皆知，安仁“巧于敘悲”（《文心雕龍·誄碑》），最擅哀、誄。

史稱陸機有“豫誅賈謐”之功，不過幾年光景，卻在成都王司馬穎麾下不幸枉死。《南史》記載謝靈運問謝晦“潘、陸與賈充優劣”，此番設問乍看古怪。如果說賈充代表著權力，潘與陸只是權力操控的兩支筆，筆與筆之間才分辨孰優孰劣。不過“趨利”的安仁也好，“邀競”的士衡也罷，二人屢次“交鋒”的背后，總有一只權力的大手。

此前，吳國西陵守將步闡投降晉朝，陸機之父陸抗出兵討伐，晉朝與陸氏對陣的將領為楊肇，亦即潘岳岳父。這場戰役的勝敗，對陸、楊、潘三族的未來影響深重。牽動陸機、潘岳命運的齒輪，或許在西陵交戰之際就已開始轉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