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故鄉。作為寫作者，故鄉在情感的記憶里被釀造和孵化，最終在文字中呈現出來，這個過程就是寫作者的還鄉。還鄉，是文學永恒的母題之一。雨果的巴黎，喬伊斯的都柏林，德萊塞和索爾貝婁的芝加哥，帕慕克的伊斯坦布爾，還有我國老舍的北京……那里都是他們的故鄉。沒有他們的故鄉，就沒有他們的文學作品。

但是，對于寫作者，故鄉不必也不能如水漫延，過于龐大。我更注重的故鄉應該是福克納說的那樣一枚郵票大小的地方。如奧茲的特里宜蘭，陳忠實的白鹿原，師陀《果園城記》里的小城，甚至更小如奈保爾的米格爾街、斯坦貝克的罐頭廠街，只是一條小街巷。

這樣的想法，是22年前的冬天，我重返老街之后逐步形成的。這條老街叫西打磨廠，位于北京前門樓子東側，緊靠著以前的護城河和明長城。這是一條明朝就有的老街，明朝建都北京修皇城而聚集來自房山打制石磨石器的石匠而得名。我從小在那里長大，一直到21歲半去北大荒。從北大荒返城，又在那里住了兩年多，一共住了24年。那時候，老街拆遷在即，院門前貼滿拆遷的公告，院墻上刷有白灰書寫“拆”的醒目大字。

那一刻，想起1930年林志鈞為陳宗蕃《燕都叢考》一書所寫的序言，開端說了這樣一段話，他曾經住過的宣武門外“老墻根地曠多坎陷，其接連上下斜街處，則低峻懸絕，考遼金故城者，輒置為遼南京金中都北城墻址”。接著，他歷數上下斜街曾經的名人居處，具體寫了一段下斜街的土地廟：“廟每月逢三之日，則百貨羅列，游人摩肩接踵，與七八兩日之西城護國寺、九十兩日之東城隆福寺，同為都人趁集之地。”這些地方，早就不復存在。即便當初老城墻尚在，但還有多少人知道是遼金古城金中都的城墻舊址呢？所以，林先生發出如此“莼衷悵觸”的感慨。我更是怕拆遷之后，老街變臉，如明末清初詩人吳梅村詩中所嘆：“放衙非復通侯第，廢圃誰知博士齋。”

想到這里，心中不禁暗想，幸虧老街還在，大多老街坊還在，如果再晚來一步，就什么也看不見。還有多少人知道這條明朝老街呢？

老街只有1145米長，卻是從清末到新中國成立初期著名的商業街，以飯店和旅店多而著名。北京八大樓之一福興樓，有名的冷飯莊福壽堂，都在這里。當年北京旅店共有101家，前門一帶有75家，這條老街上就占30家。遠的不說，民國時期，學者鄧云鄉來北京住的興順店，就在老街的西口。1949年5月，詩人邵燕祥從河北正定到北京工作，住老街路北的招待所，是以前的“利順德”二層木樓的老旅店。

更不要說還有那么多叫不上名來的年畫店、刀槍鋪、胡琴作坊、銅鋪、鐵廠、廚房、診所、藥店、醋房、绱鞋鋪、制帽鋪、小人書鋪、糖果廠、豆腐坊、油鹽店、糧店、文具店、染料房、剃頭鋪、鼻煙店，還有京城最早的民信局和銀號，以及玉皇廟、關帝廟、鐵柱宮，專門祭祀鄱陽湖神蕭公堂的幾座老廟，粵東、臨汾、寧浦、江西、應山、潮郡六大會館等，都鱗次櫛比地擠在這條老街上。如果我不去寫寫它們，還有多少人知道、關心它們？

盡管風云跌宕中，這些地方大多變成大雜院、小學校或改作他途。但是，這些舊址不少尚在，有老街坊還在這里住著，我正好可以和他們聊聊，把即將被打散的記憶收集回來。那時候萌生一個小小的野心，希望像路德維希寫《尼羅河傳》一樣，也能為老街作傳。

一晃，22年過去了，陸陸續續寫了幾本書，包括《藍調城南》（2006年）、《八大胡同捌章》（2007年）、《我們的老院》（2016年）、《咫尺天涯：最后的老北京》（2018年）、《燕都百記》（2021年）等。但是，老街傳尚未寫成，一直縈回在夢中。

這么多年來，我不止一次重回老街。有時候約上在老街上一起長大的伙伴，一起回老街走走，看看，聊聊。孩子從國外回來探親，我也愿意帶他們回老街，他們的根是在這里的。盡管老街西半部已經完成了拆遷后的整修改造，老院落所剩無幾，但東半部基本是老樣子，一些老街坊和他們的后代至今尚在。每一次走到這里，就像重返童年時光，見到那些看著我長大的老街坊，格外親切。特別是老院拆遷翻蓋一新，大門緊閉，進不去了，老街坊讓我踩在她家的床上，從后窗翻進，又從后窗翻回她家的床上，她都不讓我擦一擦踩臟的褥子，而是拉著我說話，說著老院老街的往事，說起我小時候爬上房，在她家房頂上瘋跑時她罵我們的情景……這些總讓我感動得想落淚，忍不住一次次重回老街，一次次打攪他們。

盡管我的老家在河北滄縣，盡管我的青春歲月是在北大荒度過的，但前者是我父輩生活的地方，是我填寫履歷表的籍貫，后者我只生活了短短六年。我始終把這條老街當作我的故鄉，那里是我的情感所重所系的地方。

反復回老街，陀螺一樣，只在老街轉，最大的收獲是我發現自己其實并不了解這里。比如，我一直認為老街上除了西口的前門第一賓館是座老洋樓，其他的都是平房四合院。實際上老街一共有六座多層的洋樓，均為清末民初西風東漸影響下蓋起來的。建筑是歷史遺留下看得見的印記，風雨百年之后，與老街傳統四合院并存，在北京城眾多老街上難得一見。

加拿大學者雅各布斯在《美國大城市的死與生》中寫道：“老建筑對于城市是如此的不可或缺，如果沒有了它們，街道和地區的發展就失去活力。”她特別強調：“必須保留一些各個年代混合的舊建筑。保留這些舊建筑的意義絕不是要表現過去的歲月在這些建筑上的衰敗和失敗的痕跡……這些舊建筑是不能隨意取代的，這種價值是由時間形成的。”她還說，這些舊建筑“對一個充滿活力的城市街區而言，只能繼承，并在日后的歲月里持續下去”。真的是難得，老街保留下這六座洋樓，讓一段歷史沒有被湮沒，讓流逝而去的看不見的時光以有形的建筑存在，讓我對老街有了帶有歷史感的新認知。

老街上，鄉村飯店和和平飯店也是奇特的存在。它們名字叫飯店，其實是兩個大院。這樣的名字，只能是當年和平解放以后起的，和以前老院相比，看名字就能看出年代的包漿。這兩個院子，都是拆除了老街原來一片低矮破舊的老房后蓋起來的。里面住的人家，也和以前那些大院里不一樣。鄉村飯店住的都是部隊干部和家屬，和平飯店住的是銀行和評劇院的工作人員。

從外觀看，鄉村飯店比和平飯店更氣派，院墻是水泥拉花，大門兩旁，東西兩側各有四扇和兩扇西式高窗，外裝鐵藝欄桿，兩扇對開的紅色大門。關鍵在于大門上方，嵌有一個大大的紅五角星，有棱有角，飽滿立體，和老街上其他的老院呈現出不同的風格，這是以前再威風的老宅院斷然沒有的。鄉村飯店，以這樣一個大紅五角星的標志，引領老街步入一個嶄新的時代。

這樣的住房格局，帶動老街住戶的變化。住進的這些新人，從穿著打扮、說話口音、走路姿態就能分辨出來，和街上原來的住戶形成兩種不同群體。

有意思的正在于這一點。我忽然發現，老街上，院落不同，不僅暗含著住在里面人員身份的不同，更注定著日后命運的不同。鄉村飯店、同泰店和我住過的粵東會館，可以成為三個代表。鄉村飯店里住的部隊干部包括老紅軍及其家屬子弟。粵東會館里住的有工程師、技術員、翻譯家、中學老師、小學校長、職員、會計、火車司機……同泰店里住的基本是在火車站扛大個兒的，即搬運工，還有蹬排子車的，或者拉大車、趕馬車運貨賣苦力的工人。

這是三座建造于不同時代的院落：粵東會館建于清代，同泰店建于民國，鄉村飯店建于新中國成立之時。時代的分野，地理的肌理，一一被時光雕刻，鐫印下百年滄桑的一冊斷代史。這冊斷代史，既屬于老街，也屬于北京，乃至是國家的一個注腳，有人有事，有情感，有細節，有反思，有話可說，有案可稽，雪泥鴻爪，活色生香，百味俱生。

想到這一點，我發現多年來一次次重返老街是值得的。只有在這樣一次次的重返過程中，才像烙餅一樣，不停地翻個兒，將餅烙熟，讓自己的筆有個結實的落處。我將這樣的過程當作還鄉。我不大贊成所謂的精神還鄉，精神總要有個實在的落處，就像鳥落在枝頭，不能總在天上云彩間浪漫地、大寫意地飛翔。

什么是故鄉？故鄉就是有故土，有故人，有故事，有歸屬感的地方。為什么要一次次還鄉？因為那里有割舍不掉的回憶、感情和生命。在這樣一次次實實在在的還鄉中，而不僅僅在典籍的紙面上鉤沉，也不是走馬觀花的采風所能奏效，你才有新的察覺和發現，才對你自認為熟悉的故鄉有新的體認，讓你的回憶融進更多人的回憶，讓你的感情更豐厚而富有質感，下筆就可能不虛。

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布羅茨基在論及俄羅斯詩人茨維塔耶娃時，曾經說過這樣的話：“在一個顯然沒有任何意義的地方看到意義，這一能力就是詩人的職業特征。”在偌大的北京城，老街只能說是一個很小的地方，但不能說沒有任何意義。它的意義，不僅在于有百年滄桑的歷史，更在于一次次返鄉時，讓我逐漸有了一些能力，不斷地看到它、感知它與體認它。那些意義，不是抽象的，而是融入了記憶和感情。因為那里有我的記憶，也有老街那么多老街坊的記憶。那里有我的感情，也有老街那么多老街坊的感情。那里有我的故事，也有老街那么多老街坊的故事。

（作者：肖復興，系《人民文學》雜志原副主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