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央視總臺春晚上，來自蘇州昆山的外賣詩人王計兵為王菲演唱的歌曲報幕，引發(fā)廣大網友關注。新時期以來，像王計兵這樣的“打工人寫作”不斷涌現，范雨素的家政女工紀實作品，胡安焉的快遞小哥文學創(chuàng)作，以及張小滿的《我的母親做保潔》、塞壬的《無塵車間》、黃秀萍的《中國智造》等新的打工文學作品不斷出現，持續(xù)豐富著打工文學的內涵與外延。

就在不久前，“勞動者的星辰：打工文學回顧展”在東莞展覽館正式開展，展覽通過大量的文獻、圖片、音像資料，以歷史事件為脈絡、重要事件為節(jié)點，追溯自1984年以來打工文學的發(fā)展歷程，展現了打工文學獨特的社會價值和文化意義。展覽也引發(fā)了人們對改革開放以來打工文學的概念內涵、多元價值、本土發(fā)展和海外傳播等話題的探討與思考。

打工文學的歷史回望

上世紀80年代，改革開放與市場經濟的發(fā)展，催生了波瀾壯闊的打工大潮。在此背景下，我于1985年從內地高校調到深圳市文化局從事文化調研工作。當時，深圳人口急劇增長，但缺乏相應的文化活動場所，打工青年常常感嘆“白天是機器人、晚上是木頭人”，他們對文化的渴望可想而知。

在調研中我發(fā)現，有不少打工者在工作之余，主動參與文學寫作與娛樂活動，在許多工廠的墻壁上可以看見“打工詩歌”；在青少年活動中心舉辦的“大家樂”舞臺上，也有不少打工者朗讀自己寫的“打工家書”。與此同時，我先后在《特區(qū)文學》和《大鵬灣》雜志發(fā)現林堅、張偉明等打工青年創(chuàng)作的小說，展現出鮮活的打工生活及人物形象，給人以全新的閱讀感受。聯系當時接觸到的相關題材的作品，我意識到一種新的文學形態(tài)“打工文學”已經出現，便向《深圳特區(qū)報》及《當代文壇報》等報刊投稿，正式提出“打工文學”這一命名。當時對“打工文學”的定義是：“打工文學是指反映‘打工’這一社會群體生活的文學作品，包括小說、詩歌、報告文學、散文、劇作等各類文學體裁。廣義上講，打工文學包括打工者自己的文學創(chuàng)作，也包括一些文人作家創(chuàng)作的以打工生活為題材的作品。”

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加速，打工者群體迅速擴大，越來越多的打工者加入寫作行列，書寫著打工生活獨特的篇章。最早從事打工文學創(chuàng)作的，有林堅、張偉明、安子、周崇賢、黎志揚“五位火槍手”，他們的作品寫出了從農村進入城市“無根的飄泊”、“東家不打打西家、不斷走向下一站”的“沉重的瀟灑”，以及希望以“微笑看世界”的視角，爭取“做太陽的機會”的訴求，這些作品源于生活，激蕩著千百萬打工者追夢的心，曾影響了整整一代打工人。影視界也迅速從打工題材中吸納素材，創(chuàng)作了電影《特區(qū)打工妹》和電視劇《外來妹》。1992年7月29日，上海《文匯報》發(fā)表了《“打工文學”異軍突起》的文章，稱其“以短、平、快的節(jié)奏沖入中國文壇，掀起一股旋風”。

2000年，由深圳市特區(qū)文化研究中心與廣東省文藝評論家協會、深圳市寶安區(qū)文化局聯合主辦的“大寫的20年·打工文學研討會”在深圳市寶安區(qū)舉行，這是首次舉辦全國性的打工文學研討會，在打工文學史上具有重要意義。

2005年11月，由深圳市文聯、深圳“讀書月”組委會等單位策劃主辦的首屆“全國打工文學論壇”在深圳市寶安區(qū)舉行，邀請鄧友梅、雷達、黃樹森、李敬澤等著名作家、評論家以及王十月、鄭小瓊、周崇賢、謝湘南等打工文學作家代表出席。此后，“全國打工文學論壇”每年舉辦一屆，成為深圳“讀書月”的品牌項目。

2008年1月，“2008打工文學·北京論壇”在中國現代文學館舉行。王十月等10位深圳打工文學作家出席，向中國現代文學館贈送了打工文學作品并參與討論。至此，深圳創(chuàng)造的打工文學可謂登上了當代中國文壇的“大雅之堂”。

打工文學自誕生以來，發(fā)表及出版的作品層出不窮。2020年，在深圳市宣傳文化事業(yè)發(fā)展專項基金的支持下，海天出版社圍繞“以深圳文學講中國故事”，組織出版了《深圳新文學大系》，其中就有60萬字的《打工文學卷》。應該說，在深圳這個擁有最多外來勞務工的城市里，打工文學一直獲得主流社會的關注和扶持。

打工文學的光榮與夢想

打工文學以其煙火人間的豐富性和生活體驗的獨特性，反映并記錄了異常豐富的社會生活，產生出大批優(yōu)秀作家與詩人群體，他們在不同的領域里砥礪前行，在這片神奇的熱土上追求光榮與夢想。2005年，深圳為“2011年第26屆世界大學生夏季運動會”征集申辦口號，全國有很多專家名流參與撰稿投標，最后選中的是一位名叫鄭惠琦的深圳打工妹的作品：“深圳，與世界沒有距離。”

在打工文學作家之中，取得突出成就的是王十月。這個只有初中學歷，在建筑工地抬過水泥、在酒店里刷過碗、在時裝公司當過繪畫師的打工青年，在寶安打工多年，飽經坎坷，但他經過不懈努力，一步步走向了成功，獲得魯迅文學獎、廣東省委宣傳部“五個一工程”獎等獎項，成為“當代打工文學的領軍人物”。

作為打工文學重要組成部分的打工詩歌，發(fā)源于深圳，傳播于各地，涌現出大批打工詩人群體。其中，鄭小瓊、郭金牛及謝湘南等人，以獨特的風格和生活體驗率先將打工詩歌推向世界。打工文學藏龍臥虎，人才濟濟，如率先在《收獲》發(fā)表作品的曾楚橋、以小說《天堂凹》改編成電影的郭建勛、以非虛構作品《詞典：南方的工業(yè)生活》獲“人民文學獎”的蕭相風，以及戴斌、陳再見、唐詩、程鵬等等。此外，在打工者群體中，涌現出唐小林、柳冬嫵、廖令鵬、謝端平等一批文學評論家，拓寬了打工作家的寫作邊界，成為文壇亮點，部分地改變了中國當代文學的版圖。

打工文學的社會價值與未來發(fā)展

時至今日，打工文學經歷了40多年的發(fā)展，取得令人矚目的成果，對當代文化產生了重要的價值意義。這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

其一是擴大了當代中國的文化影響。打工文學以其獨特的魅力引起了海內外文學界專家的關注。莫言、陳建功、何西來、李敬澤、蔣述卓、李楊等著名作家與學者一直給予關注扶持。海外也有韓國、美國、日本等一批學者熱衷此項專題的研究。尤其是荷蘭萊頓大學教授柯雷，將打工文學作為他的博士生的科研項目。柯雷指出，海外對“打工詩歌”的關注,一方面源自“打工詩歌”的豐富性，涉及多個學科，包括社會學、人類學、移民研究、性別研究等；另一方面“打工詩歌”不僅是社會經驗的表達，也是審美經驗的表達，有著開闊的研究空間和極大的研究價值。

其二是豐富了文化藝術的創(chuàng)作資源。打工文學為當代文學藝術提供了鮮活的中國經驗以及豐富的創(chuàng)作資源，既引起世界關注的目光，也引起特區(qū)乃至全國文化藝術界的重視。其清新剛健的文風，對矯揉造作、頹靡不振的文風是一種沖擊，有效提升了文學的審美境界與藝術創(chuàng)造力。

其三是實現了勞務工群體的文化權利。外來勞務工為我國經濟發(fā)展和社會建設作出了巨大的貢獻。他們既是經濟建設的重要力量，也是文化建設的一支生力軍，更是構建和諧社會的重要因素。打工文學讓打工者享有文化創(chuàng)造的權利，對打工群體具有吸引、凝聚、宣泄、整合的功能。

2024年在深圳舉辦的“打工文學的歷程、價值與未來展望專家交流會”上，與會學者一致認為，打工文學是勞務工發(fā)自內心的吶喊，通過打工文學可以講述中國改革開放的“心靈史”。不少學者認為，打工文學作為“平民文學”，在當代中國社會具有不可忽視的重要價值。

作者系深圳市文藝評論家協會名譽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