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好幾年，為了寫作《猛虎下山》，我一再重讀《史記》，在我看來，司馬遷筆下的那些不世奇人，與我想要寫下的下崗工人并沒有什么不同：張耳和陳余早年為刎頸之交，而后卻為利欲爭斗得片甲不留，在《猛虎下山》里，他們不過變身為密林中的劉豐收和張紅旗。在劉豐收異化為虎之前，張紅旗早早便將自己逼迫成一只人形之虎；為了當上將軍，吳起不惜殺妻，未至卿相則母死不歸，從本質上，與上山打虎的劉豐收為了證明山上的確有老虎，不惜用一個個謊言去裹挾自身及他人，直至再難返回人間塵世，其實是一樣的：強烈的想象，終將產生事實，這事實，也終將吞沒他們和他們面對命運時的熱情與徒勞——當我嘗試著將今天的工廠視作當年的朝堂，將今天的打虎密林視作當年的兵家必爭之地，某種程度上，《史記》在我的體驗里復活了：秦始皇將死之時，各路神靈妖怪紛紛現身，也許近似于一個時代行將結束之時，從工廠背后的山林里終日響起的隱隱虎嘯之聲？當劉豐收和張紅旗不斷穿上假虎皮來誘使真老虎現身之時，劉媼感蛟龍而生子，劉邦醉酒而斬巨蛇，乃至《田單列傳》里的火牛陣大破燕軍，他們豈非正在劉豐收和張紅旗的荒悖行徑中得以重新生長？

傳統順流而下，穿越唐宋，來到元明，單以《錄鬼簿》及《錄鬼簿續編》為例，它們所輯錄的七百多種雜劇劇目之中，竟有一百八十多個人物或故事與《史記》有關，此中真義，一如T.S.艾略特所言：傳統不在我們的身后，而是通過我們的加入，它才挪動了它的步伐。就好像，《聊齋志異》中的許多故事都曾經被前人書寫，但是，當它們來到蒲松齡的筆下，近在他眼前的“于七之亂”便與孤魂野鬼們重新相逢了，幾乎每一個落魄書生也都與蒲松齡自己的命運重新相逢了——這個矛盾的靈魂，因為終生未第，所以讓《聊齋志異》通篇都彌漫著傷感與幽怨之氣，然而，這便是“作者的誕生”，這個剛剛誕生的新作者，一邊厭惡著“正統”，一邊又忍不住被其附體，化名為“異史氏”開始了自己的點評；一邊將書生們放置于《考城隍》式的悲慘境地之中，一邊又將那么多的妖狐和奇遇送給他們，要我說，這諸多的饋贈，其實是肯定和贊美：這些可憐的人，會被天意送來償報，在不為人知之處，他們會穿透種種不確定和不被理解，成為另一種意義上的幸運兒。

在寫作《猛虎下山》之前，我閱讀過蒲松齡所寫的幾乎所有“人化虎”的故事，《向杲》里的書生，為了替兄復仇，不得不化身為虎，復仇成功之后，再被人以箭射之，再度幻化為人；《黑獸》里的老虎，為了請黑獸吃飯，埋鹿于地底，鹿卻被人偷走，最后的結果，是它被它請來的客人擊殺了；《趙城虎》里的那只“義虎”，為了報答曾經救了它命的老婦人，一連多年，它都要銜來食物供養老婦人，即便老婦人去世，它也仍要避開眾人去她的墳上致哀。這些老虎，或是有情有義，或是走投無路，從根本上來說，都在驗證著蒲松齡式的慈悲與公正：處境莫測之時，生死更換之際，我們筆下的生靈，總要有一個去處，這個去處，如果陽間沒有，那便去陰間里找；如果“做人”時找不到，那我們便要化作猛虎、化作孔雀與蝴蝶，去真假難辨的美學世界里找。

米蘭·昆德拉在論及福樓拜時曾說：“福樓拜對人類愚蠢本質的發現，才是那個因為他的科學理性而無比自豪的世紀里最偉大的發現。”這句話，常常令我想起《金瓶梅》與《三言二拍》。在《三言二拍》里，幾乎每個人都沒有過什么愿景和理想，一個個懷揣著自己的欲望，被雞零狗碎之事驅趕得四處奔走，絕少自控，絕少意志和紀律的干預，這些成書于明朝將亡之時的作品，流淌著真切的時代氣息：人們不停地用及時行樂消遣著末世，像看待一個笑話那樣看待著自己的生活，唯有如此，人們才能度過此時此刻。也正是因為聽見了這樣的聲音，《三言二拍》的作者才在時代情緒的基礎上成為他們那個時代的“作家”。然而也別忘了，《三言二拍》里的喪鐘之聲，在成書更早的《金瓶梅》里就已經早早鳴響：哪里有什么善惡與因果？哪里有什么未來與過去？無非是，紅爐點雪，生也生他不得，死也死他不得；無非是，一笑因緣荒誕，二笑世人偏偏朝著因緣去飛蛾撲火，是為蘭陵笑笑生。有鑒于此，也許，我們也可以像昆德拉那樣去斷言：蘭陵笑笑生對人類徒勞本質的發現，才是他所在的時間里最偉大的發現——《金瓶梅》順流而下，變成凌濛初和馮夢龍手中之筆；偉大的傳統順流而下，讓我們放不過傳統，也放不過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