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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夏的長沙城，一切堅硬的、高聳的建筑，全浮在一片搖蕩的熱氣里，高架橋上飛馳而過的車輛，如同海水里一群群快速游過的魚，瞬間就不見蹤影。黃昏時，陽光依舊熱烈，只是奢侈地在赤白里染了一點金，如同幻夢——人生本來可能就只是一場巨大的幻覺，這世界于我而言從來不過是匆匆浮沫，更何況是在這樣熱浪擁堵的夏天？但我還是更愿意有哭有笑有愛有恨地活著，以鮮活的狀態回報這個城市給予我的洶涌善意，于是，此刻，從遙遠的小城，我來到這里，在高架橋下的一個庭院里，吹著空調帶來的涼風，等待著一場約定好的美好聚會。

但我并未曾想到，上天眷顧于我，時間與機會如此好，我竟不期然地見到了一位遠方來客。

下午五點半，相約的朋友短信告知我，《作品》的一位編輯出差路過，他們將他邀到了一起相聚。這消息于我，一則以歡喜一則以緊張，他不僅自己是散文與小說造詣深厚的大作家，是我文學上仰望之人，對我的寫作亦有知遇之恩。但我們從未謀面，除了投稿從無私交，他能來，于我是何等的榮幸，而我這樣的社恐，獨自面對陌生人，又該如何打開話題？正躊躇間，一個男子推開落地玻璃門進來，背著一個旅行包，穿著泛舊的T恤牛仔褲，身材高大魁梧，眉目濃炯。我忙麻著膽子上前自我介紹。我曾在《作品》雜志幾次發表文章，也發過公眾號，也進行過網上評刊會，自認為早已默默打過許多次照面，想來他也大略認識我，誰知他望向我的目光里竟滿盛著陌生和詫異，低聲說了句什么，大抵是說根據我的文章，以為我至少看上去年齡應該更大些。在這種陌生里，我手足無措，卻佯裝輕松，只好找些文學的話題來聊，好在作為編輯，他早見過大世面，言笑晏晏，舉手投足間滿是松弛感，氣氛很快變得愉快。

在他出現的前一分鐘里，我正在讀一篇抨擊《作品》“超新星大爆炸”的文章。那段時間，朋友圈、推送的公眾號里鋪天蓋地都是對編輯的批評，很多篇的點擊率都破了萬。這些文章，大概是沖著人們更多關注的是文人故事而非作品本身這種心理，質疑雜志的選文標準及欄目安排，但仔細看內容，多是一些沒有證據的懷疑、邏輯混亂的猜測、怒氣沖沖的謾罵以及違背規律的要求，這樣的文章單單談論雜志目錄，看作者名字，卻并沒有仔細閱讀文本，更別談對所選文章進行有理有據的點評，因此內行之人一眼就看得出其批判站不住腳之處。但在這個資訊極為發達，人言極為可畏，流言坦護弱者的時代，又有多少人會認真追究一篇批判性文章的邏輯性？群體的狂歡使個體失去理性，身陷于輿論漩渦中的人，多少會受些影響吧？我默默揣測。

然而，談笑之間，他眉目舒展，聲音爽朗，完全沒有為此事所苦的跡象。

不久后，朋友們陸續來到，大家亦毫不避諱地談到了網上的風波，這種朋友之間的直接令我心驚，更讓我佩服，所謂“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而求”，與一群志同道合的人在一起，自當無所顧忌。而他能朗笑著理解這樣的質疑，絕不因為無端的猜忌而改變原本正確的道路和一向堅持的原則，更是使想象中的他與現實中的他重疊了。此時看他，神情里有一種坦率、真誠和執著，談及欄目設定的初衷，“超新星大爆炸”既然叫“爆炸”，要的就是爆炸效果，推出的新人，不以年齡為標準，而以作品質量和在文壇嶄露頭角為準，一旦推出，難免炸了一波又一波，故而所有的爭議都在意料之中。

要如此大力度地推出名不見經傳的作者，不僅需要眼光，更需要魄力、膽識與擔當，而《作品》的選稿原則其實向來如此，這讓我不由得想起與《作品》雜志結緣的一些往事來。

2

多年前，我一頭扎進天涯論壇灌水，在新浪博客里寫文章，被評論也評論別人；那時我生活在偏僻的小城，用一臺反應遲緩的電腦一字一句連接著外在；那時我訂閱了《散文》《散文海外版》和《十月》，讀到了一個獨特的名字所寫的許多獨特的文字，被文字里那股子質樸和野性的力量吸引，總期待著期刊上多一點出現這個獨特的名字，這樣我也能多一點讀到那么好的文字。那時我并不知道作者竟是比我大不了多少的作家，更不知道文壇定義的標簽，將誰捧到了什么高度，誰又獲了什么獎，一切對文字的喜歡，全發自天然，直觀而真摯。

一晃就是十幾年，時代的變化滴水穿石，回頭看卻驚心動魄，論壇、博客消失了，紙媒的神圣感也日漸式微。當我從小城出來，用我的文章打開一片天地，我看到了一個用作家、雜志、獎項、評論撐起的開闊的文學世界，某一天，我曾讀過的那位作家的文字再次闖入我的視野，此時的他不僅散文好，小說也是一流，且已經是雜志編輯，成為從體制外破格賦予編制的人員，寫作的江湖對他傳說紛蕓。如此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單位，便是廣東省作協，而他供職之所即《作品》。由此，我開始關注這本雜志。

就像一個學校的靈魂是校長，只有校長具有教育家思想，學校才能辦成有特色的名校，一本雜志的靈魂人物如果是行業內極具實力的專家，這本雜志多半能辦出特色，提升品位。我購買了幾期《作品》，發現其小說的寫法與題材都很新，而“質感記錄”的欄目既切合當下，又直擊人心，且不拘文體，在一眾省級以上的文學刊物中都是引人注目的。而且，還創立了讀者評刊團，建立季度年度打賞制度，這些都是新媒體時代文學雜志的新舉措，在文學雜志中是特立獨行的存在。

多年之后的這個夏天的黃昏，我第一次見到從前只在雜志上看到名字的這位編輯，與他的作品一樣，他是如此生機勃勃，如此率性狂野。“每個人的心中，都有一把頑固的尺子，并認定這尺子代表了標準和真理。我們用這把尺子打量世界，但凡和這尺子不合的，都認定是被打量事物的問題，卻很少有人反思尺子的問題。于是就產生了傲慢與偏見。”“對于我來說，寫作就是為了和我的讀者交流對世界的看法，從而努力讓他們認可我的看法。”他這樣的言語，總能令人產生強烈的共鳴。

回到四年前。那幾年，我正經歷著步入中年的種種劇痛，除了寫作，不知道還有什么可以緩解那種割裂感與墜崖感帶來的恐慌，我的腦海中不時浮現童年時代一個風雪交加的夜晚挑著擔子住進我家的磨刀匠，他曾說過我是一把一定會在某個時間開刃的刀，時不時閃一下冷冽的光。其實我并不確定這個記憶的真實性，但它成功地成為了那段時間的靈光，令我寫下《冷鋒之上》，寫作時，文字如雨點般向我奔襲而來，幾乎是一口氣（事實上我斷斷續續用了三四天）寫完了。我想，所有人到中年的人，大抵都有過類似經歷，從其中掙脫出來了的，成功地站到了另一個高度，看到了另一種風景，這樣的寫作絕不是私人化的傾訴，而是時代和年代的共鳴。寫完后，思來想去，似乎這個風格與《作品》的“質感記錄”欄目的寫作主張契合，我就想著，要不投一個？

我向朋友要了這位慕名已久的編輯的郵箱，麻著膽子把文章投了過去。

當然是有期待的，但我告訴自己，這期待至少應放到一個月之后。然而——剛過一周，我的郵箱提示“叮”地響過一聲，手機界面浮現“郵件回復（來自×××的郵箱）”，我的心跳到嗓子眼，不敢點開，生怕是退稿回復。對于文章要發表在什么雜志什么欄目上，一個成熟的寫作者心里是有定位的，如果被退稿，說明還有差距。

然而，打開郵箱，是赫然在目的幾行字，“斤小米先生好，大作《冷鋒之上》讀了，我是喜歡的，但我刊實行欄目責任制，我要轉欄目責編再閱，如果她看上，可送終審。請附上通聯方式，并大作再發我一次，我好轉責編處理并方便責編聯系您。安康。”我將這幾行字反反復復看了幾遍，一是竟如此快收到回復，一是竟是“喜歡”的。不管是否能刊出，對于作者而言，這一份尊重便是最大的鼓勵了。

3

我在小城寫作多年，雖也發過一些作品，出過一些書，獲過一些小獎，但寫得越多，心中越是惶恐不安，用中島敦在《山月記》中的那句話形容那時的我最恰當不過：“我深怕自己本非美玉，故而不敢加以刻苦琢磨，卻又半信自己是塊美玉，故又不肯庸庸碌碌，與瓦礫為伍。”得到自己一直以來關注的作家的肯定，那種漫過心頭的歡喜，是難以描述的。那時外界也有“雜志只選關系稿、地方稿和約稿，根本不看自然來稿”的說法，我用自身的努力，看到了一個真實的選稿狀態，編輯能如此及時地回復，并十分尊重責編的意見，至少說明《作品》雜志是看自然來稿的，當然，這可能需要自然來稿具備有他們所需要的特質。

就這樣，我與《作品》正式結緣。

我的責編是雜志的另一位編輯李京春老師，我與她素不相識，在網絡的世界里也是初相逢，但她作為編輯，對我這個第一次投稿的作者可謂相當包容愛護，當時便確定留用，4月快速出刊。這一年，《散文選刊》一次性選刊了我兩篇散文，作為重點散文作者推出，其中就有這一篇，對于我個人而言，這是對我寫作的一次極大肯定，是我長久處于閉塞而迷蒙狀態的寫作生涯中的一星燈火。我想，所有熱愛著文學卻又曾經不夠自信，尋求認同卻不知路在何方的作者，都渴望有所突破，也都希望終有一日遇見自己的伯樂。《作品》的這次選用，可以說開辟了我自己寫作道路上的新紀元，它讓我知道了，一切勇敢的嘗試都是值得的，萬一成功了呢？

一年后，我含著血淚寫下非虛構作品《骨骼：遺落、散失和重建》，以一個家庭為窗口，透視在中國教育的大背景下，父母、孩子、學校、社會之間的種種復雜關系。我自己曾經歷的痛，我兒子曾經歷的迷惘與苦痛，我都不希望別人也經歷，因此，我剖開自己潰爛的傷口，讓別人去審視，并非是為了滿足獵奇者的窺視心理，而是想讓所有與我一樣正在經歷著做父母的種種艱難的人去議論，去反思，去引以為戒。那些寫作這篇文章的日夜，我輾轉難眠，回望來時之路，更是痛得不能呼吸，但我還是堅持寫下來了——寫作者天然的悲憫令我不忍眾生如我一般承受這樣的苦，而作為一個教育者，我又避不開教育者的責任擔當。中國式教育，父母子女，絕大部分都有各種苦不堪言的經歷，我嘗試著將自己裸裎，只是想讓更多的人知道，你不是特例，但絕對可以早一點反思。

這篇文章的第一個讀者是我兒子，他讀得淚流滿面，讀完后，沉思良久，他說，媽媽，找個好一點的雜志把它發了吧，也許能幫到一些人，這也是我所理解的文學的功能。我很震驚于他的認知，這部作品首先讓我與兒子之間，有了一種很好的溝通方式。

我很珍惜這個文本，作為一個寫作者，不管別人如何評價，我知道它的分量。當時，《作品》正好有一個非虛構欄目，關注的都是很有質地的社會問題，讀者很多，其寫作主張與我暗合，于是，我第二次投稿給了李京春老師。

一個寫作者無論多么成熟，多么有名，我相信，只要懷揣著對寫作的熱忱，面對他的編輯時，都一定是忐忑的。我不確定自己是否寫好了，也不確定這么長的散文是否能被接納。然而，李京春老師毫不猶豫地給我送審了，不久之后，她轉發了主編讀完這篇文章后的評語，其中有一個詞令我印象十分深刻，“老淚縱橫”。收到信息時我正在前往師大的地鐵上，一時間，我悲喜交加，淚濕眼眶。

那時我想，所謂高山流水的知音之情，大抵便是我與《作品》這樣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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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令我感動的，當是這篇文章發表的后續種種。

7月刊出，公眾號發布，參與夏季賞并獲得獎勵，緊接著，雜志社組織線上作品研討會，10月，評刊團關于此文的評論文章刊出。這部作品在《作品》受到高度重視，在我的意料之外，卻也實現了我寫作它的初衷。

不久后，我家鄉的讀者以家長的身份在各種場合與我相識，談及這篇時無不感慨，有的直接通過各種渠道找到我的聯系方式，與我說他們的困惑、焦慮，希望得到解脫，想找到應對辦法，幫孩子找到正確的道路，或者幫自己走出困境，畢竟作為過來人，我看上去已經走過了密布的荊棘；與此同時，我還收到一些外地寄到我們學校收發室的郵件，全國各地讀者來信中的各種家庭教育故事令我唏噓感嘆……身處茫茫沙漠時，我們只感受到自己的左沖右突無邊黑暗與干涸，未及抬頭看看身邊，原來正聚集著一群同行者，因為我們生活在同一個時代。雖然不幸的人各有各的不幸，人類的悲歡并不相通，但是，當我們知道自己不是孤身一人時，到底有了些守望相助的安慰。教育是一個復雜的課題，沒有一種十全十美的辦法可以解決所有問題，但別人就是一面面鏡子，給自己許多參考與反思。在我之前，大概所有的父母都只愿意向人談及自己優秀的孩子，而叛逆的孩子，家庭的紛爭，是難以啟齒的隱疾，誰愿意向他人提及，又可以向誰求助呢？

有一個寧鄉的讀者，自己是教高中歷史的，看完此文，通過各種渠道輾轉找到我，約我出來談了很久。她有一個女兒，初中畢業后，整整一年，基本上都是待在房間里不肯出來，更別說與她說話溝通什么的，她嘗試過帶孩子出去散心，好不容易能說上幾句話，又會因為要求她繼續讀書的事產生分歧，吵得不可開交后，她又躲回她自己房間里去。她說沒有一個同事知道她女兒的情況，她覺得說出去都丟臉，畢竟為人師表，自己的孩子都教不好，又何談教別人的孩子，有時候她甚至想與女兒同歸于盡……向我訴說時，她聲淚俱下，感覺前路茫茫，活著是一件特別艱難的事。

她知道我并沒有可以拯救她和她孩子的法子，一生那么長，我自己的課題尚且剛開題，又何談幫助到她呢？但她，以及像她一樣的讀者，像我一樣的母親、父親，我們在彼此的經歷中看到了光，也相信了，我們的孩子終將長大，就像當年的我，這大抵正是寫作的意義吧。

最令我意想不到的是憑借這部作品我在萬千的寫作者中，被看見了。在魯迅文學院，散文大家周曉楓老師上完課后，同學們都上去請她簽名，我也在人群中弱弱地向她自我介紹了一下，她居然一下子就精準地說出我就是那個《作品》雜志上寫了骨骼，寫了孩子的作者；在全國原漿散文重點作者筆會上，陳蔚文老師也是憑這篇文章認出我并成為后來持續鼓勵我寫作、與我交流教育孩子的方法的良師益友……

當然，收獲得最多的是青年學生讀者，我將它收集進散文集《此路遙迢》之后，很多的學生讀者讀到此文，無不產生強烈共鳴，他們開始發現自己，并開始嘗試自我療愈，有的孩子還托父母問我文中那個心理老師的聯系方式……

我完全沒有想到，在這篇文章早已不那么能被閱讀進而被記住的時代里，因為《作品》的刊出，這篇文章就像一場風暴，席卷了許多人的心，也喚醒了那么多沉沒或正在沉沒的靈魂。我想要做到的，借助《作品》這個平臺，借助這篇文章，竟然做到了！

作為一名并未完全走入大眾視野的作者，在這個文學式微的時代，能夠獲得這么大的關注，我無法不心懷感恩，每當說起《作品》，我腦子里都會閃過這句話——“燈火零落，你就是亮著的那盞”。這些為我點燈的人，都是與我素不相識幾無交流的編輯，這大概是世界上最好的相遇吧。

尤其是在今年關于《作品》“超新星大爆炸”的猜測甚囂塵上時，回想自己前兩年在《作品》發表文章的經歷，我多想告訴所有真正熱愛寫作的人，那些如我一般生活在小城甚至于更偏遠地方的寫作者，那些沒有途徑進入某個所謂“文學圈子”的邊緣人，那些愛著恨著痛著笑著投入泥石流般的生活之中的實踐者，那些進入不了主流視野但一直熱愛“文學的本質力量”的人，那些相信“寫作之永恒光明”的人，只管好好地讀，好好地寫，去追尋文學的本質，因為，這個世上，一定也會有屬于你的那盞燈，它像《作品》雜志一樣，正被誰提著，在你前方的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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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寫作可以虛構嗎？虛構的標準是什么？文體是否有邊界？

一個作者寫下他所構思的或短小或宏大的作品的第一行字，他決定寫下一個故事群，一種個體經歷，或者一處思考、一程心路，他是否一定要先考慮用什么樣的文體或者說加入虛構的合理性？普遍的文體論上，小說與詩歌更自由，而散文則更注重“真實”，讀者讀散文，多會代入作者，以為是作者的個人傳記，這是對散文的誤解。關于這一點，散文家塞壬就有過闡述，她是認同散文的虛構，而我認同她，我們都是散文虛構的實踐者，我自己為之取了一個名，“跨文體”。即便如此，我們寫時，也并沒有帶著某種理論去寫，這就導致了寫完之后我們并不確認它更趨向于什么，那么，此時該怎么處理自己的稿子呢？

又過了一年，我寫下題材與體裁都具有探索性的作品《仰望黎明的貓》，因其特性與《作品》的氣質相近，我再一次投給了李京春老師，我既自信又不自信，自信的是，這部作品我同樣有清晰的關注方向和寫作目標以及對這個時代敏銳的感知度，不自信的是，我寫好我所思所想了嗎？因此，從投搞到等待消息的這一過程依舊是煎熬的，每一篇稿子都得做好被退的思想準備，這并不會因為你是曾經的熟面孔而有絲毫情面可講。

這次出稿時間長了很多，正因為有比較長的機動時間，在過審之后，方方面面的原因，我又對稿子的人稱和部分內容進行了修改，并希望出現在小說欄目，但最終，這個第三人稱作品依舊出現在散文欄目，并順利地被《散文海外版》轉載。通過這次實踐，我明白了，作品的氣質，與人稱沒有直接的關聯，而這篇文章發表過程中的輾轉，更加堅定了我對《作品》堅持純文學品位的信心。

我就作品的人稱問題搖搖擺擺了好幾次，一忽兒這樣，一忽兒那樣，一忽兒想投稿，一忽兒又撤回來，如此反復，并且，我還犯了投稿者的大忌，即過不多久就追問稿子怎么處理的，什么時候能出……此處省略一萬字自我尷尬……但李京春老師都會一一耐心回答，決無半點敷衍，到發表之前都親自幫我再審定人稱。我心里非常過意不去，但她的寬厚又使我能安下心來好好面對自己在寫作上的舉棋不定。

當我們并不認識某一人時，當那個人能決定我們作品的命運時，我們往往感覺決定者高高在上，然而，以我有限的投稿經歷而言，《作品》確實給了我最大耐心和溫暖。后來我究其原因，大概是因為這支雜志的編輯團隊都是從“草根”寫作者成長起來的，對基層寫作者有更多理解和包容吧，自己吃過苦，才想給他人帶來溫柔，這正是文學的悲憫。這便是我所看到的《作品》，是那零落的文學燈火中一直亮著的一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