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教育是為了點燃內心的光和亮

師生情誼可謂濃厚矣

史家錢穆先生的《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以下簡稱《師友雜憶》）是他年邁之后對于父母親人和師友、學生的追憶，之前智識界關注的重點是其在北平學術界的交往、篳路藍縷創辦新亞書院的事跡等，但若細讀此書，則會發現錢穆特別重視師生的情誼。

師者，所謂傳道授業解惑也，錢穆無論是作為學生，還是作為教師，都充分地彰顯了教學相長和春風化雨的中國式教學特質。中國古人說，有來學而無往教也，也說小叩則小鳴，大叩則大鳴，師者對于弟子的影響固然重要，但弟子有時反過來也會給予老師靈感的激發和深遠的影響。

《師友雜憶》里記錄的錢穆在常州府中學跟隨史學大家呂思勉讀書的故事特別耐人尋味，它見證了師者的心靈之光也會被才情橫溢的學生所點燃的奇跡。錢穆在常州府中學讀書的時候，25歲的呂思勉擔任其地理和歷史老師，上地理課的情景被錢穆銘記在心：“其上地理課，必帶一冊上海商務印書館所印的中國大地圖。先將各頁拆開，講一省，擇取一圖。先在附帶的小黑板上畫一十字形，然后繪此一省之四至界線，說明此一省之位置。再在界內繪山脈，次及河流湖澤。說明山水自然地理后，再加注都市城鎮關卡及交通道路等。一省講完，小黑板上所繪地圖，五色粉筆繽紛皆是。聽者如身歷其境，永不忘懷。”

更讓錢穆念念不忘的是一次地理課考試的情景，總共有四道題目（每題25分），錢穆對要求分析吉林長白山山勢軍情的題目極感興趣，洋洋灑灑下筆千言而忘記做其他三題。按常理錢穆考試不能及格，結果偷看呂思勉批卷的學生發現，對其他同學呂思勉只是給一個分數，而對于十三歲的錢穆的答卷，他竟然在題目后寫批語一發而不可收，“乃誠之（呂思勉字誠之）師批語，一紙加一紙，竟無休止。手握一鉛筆，寫久須再削。誠之師為省事，用小刀將鉛筆劈開成兩半，俾中間鉛條可隨手抽出，不斷快寫。鉛條又易淡，寫不出顏色來，誠之師乃在桌上一茶杯中蘸水書之。所書紙遇濕而破，誠之師無法粘貼，乃以手拍紙，使伏貼如全紙，仍書不輟。不知其批語曾寫幾紙，亦不知其所批何語。而余此卷只答一題，亦竟得七十五分。只此一事，亦可想象誠之師之為人，及其日常生活之一斑”。1940年，從云南潛回蘇州蟄伏的錢穆將抗戰爆發后撰寫的《國史大綱》書稿，偷偷送到上海請呂思勉先生把關，商務印書館每天送一百頁讓呂先生審讀，第二天即派人來取。師生情誼可謂濃厚矣。

錯誤中也有成長空間

錢穆中學畢業后在后宅鎮初級小學、三兼小學、廈門集美學校任教，后來又到一個師范學校和蘇州的省立中學教書。他的教學理念一以貫之，注重因材施教和潛移默化，而不是用死記硬背或體罰的方式來建立規則，更側重學生自身的反躬自省和覺悟向學。他教授寫作文的方式，尤其值得我們細細玩味。錢穆在后宅鎮初級小學任校長的時候，發現班上有個男同學下課休息的時候從不出去，而其他同學都在外面跑跳，他覺得很奇怪。這個同學名字叫楊錫麟，他就問班長，為什么楊同學在課外活動的時候不出去活動，包括體育課也不去上。班長說，前任校長認為他太頑皮就罰他，課間休息的時候不能出去，只能坐在椅子上不能動，除非要上廁所才可以離開座位。錢穆讓他參加體育課，可以在課外活動，并廢止體罰。后來楊同學在課間休息的時候殺了一只青蛙，又有學生跑來告狀。錢穆對學生說知識來源于生活實踐，楊同學之所以如此，是因為之前被限制接觸實際的生活，錢穆甚至說若有人還總是來打楊同學的小報告，就要責罰舉報的學生。這一點其實也很重要，舉報之風絕不可長，同學之間、師生之間的信任很重要，而且更關鍵的是人的成長本來就不可能一帆風順，都有走彎路、犯錯的可能，要給學生從錯誤中成長的空間和機會。后來錢穆發現楊同學有過目不忘的特長，而且有唱歌的天賦，就在一次課上創造了一個機會讓楊同學獨唱，美妙動人的歌聲震驚了其他同學，掌聲經久不息，而這也讓楊同學獲得了承認并建立了自信。

真正的教育，就應該是這樣發現特點加以扶植和鼓勵，教育是為了點燃受教育者內心里面的光和亮，而不是按照一個外在的客觀標尺來馴化受教育者。對那些成績不好的、稍微有點頑皮的、沒有進入正軌的學生，就高度壓制、排斥、懲罰等，這樣只會不斷地制造單一而封閉系統里的失敗者。

“我手寫我心”

錢穆晚年所回憶的教授寫作的場景，對于今天的中學作文教學也大有借鑒意義。國文課上，錢穆讓學生帶著石板、石筆、鉛筆和毛邊稿紙出校門，到郊外一個古墓旁邊，附近有蒼老的松樹近百棵，他讓學生每個人選一棵樹靠近坐下來，“靜觀四圍形勢景色”，讓他們圍坐在一起，靜靜地觀察四周的景色，并充分發揮想象力。又讓這些學生分別講述自己所看到的樹干、樹葉、紋理、色澤等，以及樹和土地等周圍環境的關系，“何處有人忽略了，何處有人遺忘了，何處有人輕重倒置了，何處有人先后失次了，即據實景互作討論”。他讓學生充分地發揮五官的作用，從視覺、觸覺、嗅覺、聽覺等多重視角去具體而微地感受和了解一棵樹，達到入乎其內出乎其外的境界：“諸生遂各靜聽有頃。余又告諸生，此風因穿松針而過，松針細，又多隙，風過其間，其聲颯然，與他處不同，此謂松風。試再下筆，能寫其仿佛否。諸生各用苦思寫出，又經討論，余為定其高下得失。經半日，夕陽已下，乃揚長而歸。如是，諸生乃以作文課為一大樂事。競問，今日是否又要作文。”

學生要有這種細膩的感受力，才會有蓬勃的生命力。一個人生命的萎縮是他感受力的萎縮，世間萬事萬物都是可知可感的，可是如果一個人沒有感知、感通、感想的能力，自然生命的源泉沒有了，慢慢就會萎縮了，會走向一個封閉、干枯的心靈。所以錢穆幫助學生打開自己的感官系統，去感受和理解周圍的自然，這對個體心智和生命的滋養來說，是非常重要的動力。

錢穆先生還會讓學生講故事——前述都是對自然的觀察，觀雨、觀松、聽風。講故事的素材，或親眼看見，或從家里人那里聽來，或從街坊鄰居處聽來，或是有關附近的名勝古跡、橋梁寺廟，選里面最能夠觸動人的題材，錢穆讓學生們下筆寫出來。每寫一篇作文，錢穆都要求學生一起討論，形成一個研習的共同體。為人處世都很老派的錢穆，教學方法卻很現代，特別符合歐美國家那種自由、啟發式的教學方式，別出心裁，彼此照亮，讓他們的書面語言，去除格式化和套路化的痕跡，從心出發，也是從個體的感覺出發，“我手寫我心”。

彼此激發、照亮的靈光

《國史大綱》是中國通史領域至今傳頌的名著，可當年錢穆撰寫此書的動力和契機，卻極為偶然，是他的燕大學生陳夢家所推動的。抗戰后遷到昆明的錢穆原本打算寫一部考證性的著作，同樣任教于西南聯大的陳夢家勸他撰寫一部通史性著作以有裨益于世道人心尤其青年學生：“夢家勸余為中國通史寫一教科書。余言材料太多，所知有限……夢家言，此乃先生為一己學術地位計。有志治史學者，當受益不淺。但先生未為全國大學青年計，亦未為時代急迫需要計。先成一教科書，國內受益者其數豈可衡量。余言，君言亦有理，容余思之。”錢穆頗躊躇不決，而學生陳夢家“不依不饒”，進一步勸說錢穆：“又一夕，又兩人會一地，夢家續申前議，謂前夜所陳，先生意竟如何。余謂，茲事體大，流亡中，恐不易覓得一機會，當俟他日平安返故都乃試為之。夢家言，不然，如平安返故都，先生興趣廣，門路多，不知又有幾許題材涌上心來。不如今日生活不安，書籍不富，先生只就平日課堂所講，隨筆書之，豈不駕輕就熟，而讀者亦易受益。余言，汝言甚有理，余當改變初衷，先試成一體例。體例定，如君言，在此再留兩年，抑或可倉促成書。”所以說，錢穆的經典名著《國史大綱》其實是因為跟學生陳夢家的兩次談話，而后在云南宜良潛心著述花了一年時間所撰成。

這些在錢穆《師友雜憶》中的吉光片羽，如今重溫，字里行間彌漫著師生之間彼此激發、照亮的靈光，也留存著一份濃得化不開的師生情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