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絲路書寫已為期十年。2020年出版了《絲綢之路：從蓬萊到羅馬》，2024年又出版了《海上絲綢之路：從青島到紅海》，算是完成了“一帶一路”的文學拼圖。十年的絲路書寫，可謂歷盡艱辛。因為書寫歷史就是與歷史的交鋒，甚至可以說是賭上自己所有智慧和一切展開的決戰，況且是面對絲路這樣一個宏大的主題。在關于絲路的歷史紀實文學書寫中，我力求做到四點。

基于歷史，保持客觀性。“紀實文學”，顧名思義，既要有“紀實性”，又要有“文學性”，講究“實”與“虛”的統一。設若過分強調“文學”，就會導致過多抒情，過度解讀，使得作品成了無本之木，失去了歷史價值。也就是說，客觀性是紀實文學的前提、底色和本原。這就要求，我們書寫的歷史，原因、結果、表情和內心世界可以推演，但時間、地點、人物、事件絕對不能虛構。連一些細節也不能出現常識性錯誤，如宋代的槐樹只能是國槐，而不是清代引入中國的洋槐；海上運輸的茶葉一般是紅茶，而不是未經發酵的綠茶。我在書寫《海上絲綢之路：從青島到紅海》時，做到了出場人物都有歷史出處，歷史事件在典籍中都能檢索，港口的變遷都有考古依據。如在“南海路始發港”一節寫道：“2022年初冬，我有幸到草鞋村考察，發現這個曾經繁華如夢的漢代港口城市，已經望不見波濤洶涌的南海。看來，經過2000多年的沖擊，南流江已經把郡治南部10公里的區域變成了沃野。”

還原歷史，體現創造性。過去常說，讓事實本身說話。其實，這話是不確切的。因為史料不等于歷史，由哪些史料說話，按照什么樣的順序說話，在什么樣的背景下說話，這一切都是由書寫者決定的。所以，歷史書寫者要像偵探一樣，打碎已經拼好的歷史拼圖，看看能不能獲得一個新的圖案。在創作《絲綢之路：從蓬萊到羅馬》時，我以時間為線索，由日本遣唐使高元度、大唐高僧玄奘、唐朝士兵杜環引領，按照唐代馬隊一天70里的行進速度，將12000公里的陸上絲路換算成210天的行程，第1天是蓬萊，中間經過13個絲路古城，第210天抵達羅馬。《海上絲綢之路：從青島到紅海》則以航線為線索，按照自北到南、從東到西的順序，分別書寫了15個航海樞紐的前世今生。這樣一個創造性的結構設計，既避免了斷代史的靜態，又避免了編年史的繁瑣，擁有了線索清晰、敘事順暢、可讀性強的特點。

推演歷史，重視現場性。有人說，紀實文學是“非虛構小說”，是報告文學化的小說，小說化的報告文學。無論這一表述是否準確，真正的紀實文學都不應該僵硬地、固化地、死板地記錄歷史，而是善于賦予歷史以場景，給人物以表情，使書中的人物從廢墟、壁畫、雕塑、棺槨、史冊中走出來，立起身，說起話，講起鮮活的故事。為了書寫《海上絲綢之路：從青島到紅海》，我走遍了書中寫到的國內7個港口城市，探訪了諸多重要的歷史現場，并在歷史的推演中賦予了歷史以現場感。如在“徐巿東渡”一節寫道：“瑯邪，作為秦朝三十六郡之一，是嬴政東巡的最后一站。一天，他信步登上瑯邪山，捋著稀疏的胡須，眺望著無涯的大海，任海風掀起黑色的皇袍。那一刻，他說了什么，史書上沒有記載；他想了什么，后人無從猜測。我們只知道，他在瑯邪滯留了三個月，下詔將3萬戶百姓遷到瑯邪山下，免除了他們12年的賦稅徭役，還組織他們在瑯邪山修筑了高出山頂9米的瑯邪臺。”

激活歷史，賦予時代性。克羅齊說過，任何真歷史都是當代史。我們書寫絲綢之路的目的，不是簡單地回憶歷史，復原歷史，重構歷史，更多地是要挖掘絲路的精神積淀，展示絲路的光明未來，讓新時代的“一帶一路”重新成為人類文明交匯的舞臺和共同進步的火炬。這就要求我們，必須站在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高度，不斷地反思歷史，認真地研判現實，積極地預判未來。知道這些港口城市的經驗有那些，教訓是什么，潛力有多大，方向在哪里。如在講完青島的故事之后，我思考，青島這個面朝大海、春暖花開的國際化城市，正處在城市轉型、產業升級、人才集聚的十字路口，該如何精準定位的問題。描述完泉州的古今輝煌，我希望這個傲立桅桿上千年的“海之子”，能撿起丟掉的海港優勢，再次跳龍門、求突破、向大海，從沿江時代走向環灣時代，并最終跨入面海時代。

史料少于史實，是史學家永恒的困境，也是我這個紀實文學作者的困境；無法前往國外采風，是一般書寫者的遺憾，更是我這個絲路創作人的一大缺憾。就像彎月也是一種美一樣，也許正因為有諸如此類的缺憾，我才更為勤勉，更有動力。

（作者系紀實文學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