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管

在當代漢語寫作場域中，韓松落以其獨特的跨界書寫姿態(tài)構成了值得關注的文學現(xiàn)象。從專欄作家到小說家，從娛樂評論到西部敘事，從每日三千字的專欄作家到新銳小說家的身份蛻變，這位西北作家始終保持著對日常生活的深度凝視與詩意重構。他的文字始終游走于大眾文化與嚴肅文學、地域經(jīng)驗與普遍人性、現(xiàn)實解構與詩性重構的張力之間。這種多維度的敘事實驗，使其作品既承載著消費時代的文化癥候，又暗含對文學本體的回歸與超越。

韓松落的寫作起點始終扎根于對日常經(jīng)驗的深度勘探，保持著對“生活褶皺”的敏銳觸覺。在早期專欄寫作中，他以“娛樂考古學”視角解剖明星生態(tài)，在《我們的她們》等隨筆集中，他將明星敘事轉化為微觀社會學標本。這種將大眾文化現(xiàn)象置于福柯式“知識考古”框架下的書寫方式，實質上是對娛樂工業(yè)神話的解構手術，當他在剖析這些明星生存境遇時，并非簡單呈現(xiàn)八卦軼事，而是以本雅明“靈光消逝”的批判眼光，揭示文化工業(yè)對人性真實的遮蔽。當轉向小說創(chuàng)作時，這種祛魅意識進一步升華為對社會褶皺的顯微觀察。《晚春情話》中失蹤者的群像、《魚缸與霞光》里低頻噪音引發(fā)的精神崩解，皆以卡夫卡式的荒誕感，揭示現(xiàn)代人存在的懸浮狀態(tài)。作家尤其擅長捕捉制度性暴力對個體的規(guī)訓。在《我父親的奇想之屋》中，三代人跨越半個世紀的命運被編碼進工廠家屬院的集體無意識：墨綠色羽絨服與軍大衣的色彩差異，成為挑戰(zhàn)同質化生存的微小起義；《雷米楊的黃金時代》里冒名高考事件，則撕開了教育體制背后的身份政治傷口。這些敘事將布爾迪厄的“象征暴力”理論具象化，展現(xiàn)權力如何通過日常細節(jié)完成對主體的馴化。

不同于傳統(tǒng)西部文學對壯闊景觀的浪漫化想象，韓松落的西北敘事具有現(xiàn)象學還原的特質。他筆下的西北荒野、崎嶇山路、白楊樹、青稞地，不再是抒情客體，而是轉化為承載集體記憶的精神裝置。《春山夜行》中反復出現(xiàn)的城鄉(xiāng)結合部場景，構成德勒茲意義上的“塊莖空間”——卡拉OK廳的霓虹燈影與戈壁灘的星空并置，長途巴士的汽油味與芨芨草的苦澀交織，這種混雜性空間成為觀察中國現(xiàn)代化進程的棱鏡。作家對“候鳥人群”的持續(xù)關注，使其創(chuàng)作具有人類學田野調查的質地。《五怪人演講團》中的民間藝人巡演、《寫給雷米楊的情歌》里南下廣東的逐夢青年，這些流動的身體構成齊美爾“外來者”理論的當代注腳。更值得關注的是其“失蹤敘事學”——《晚春情話》中蒲一林的尋親、李志亮的出走，實質是將地理遷徙轉化為精神救贖的儀式。當人物走向荒野時，西部地理不再是背景板，而是成為重構主體性的煉金場，這使韓松落的西部書寫超越了地域文學范疇，直指存在主義的終極命題。

作為都市報專欄黃金時代的親歷者，韓松落的創(chuàng)作始終帶有媒介雜交的基因。其小說中保留的專欄體特質——碎片化敘事、即時性觀察、跨文體拼貼——非但沒有削弱文學性，反而形成獨特的敘事勢能。《寫在練習本上的小說》采用“導演評論音軌”式結構，將創(chuàng)作過程與文本并置，這種元小說策略打破傳統(tǒng)敘事的閉合性，邀請讀者參與意義生產。在《農場故事》中，散文式的意象羅列與小說情節(jié)相互滲透，使文本獲得《草葉集》般的韻律感，實現(xiàn)惠特曼式“自我之歌”的本土轉化。這種文體實驗背后，是作家對文學傳統(tǒng)的隱秘對話。《晚禱》中瘟疫背景下的秩序追尋，暗合加繆《鼠疫》的存在之思；《紅鞋》里孤獨女性的自我完成，則延續(xù)了蕭紅“生死場”的性別視角。更值得注意的是其對《聊齋志異》的當代重寫——筆名“松落”取自蒲松齡自序：“松落落秋螢之火，魑魅爭光；逐逐野馬之塵，魍魎見笑。”作品中反復出現(xiàn)的志怪元素（如《我父親的奇想之屋》中的異度空間），將古典奇幻傳統(tǒng)植入現(xiàn)實肌理，創(chuàng)造出魔幻與紀實交織的美學范式。

韓松落的文學地圖始終標注著精神分析的坐標。童年經(jīng)歷的家族創(chuàng)傷（狂暴的父親、患病的母親）化作文本中的結構性母題：《媽媽的語文史》里咒罵語言的悖論性懷念、《雷米楊的黃金時代》中逃離重組家庭的永恒沖動，這些私人記憶經(jīng)過藝術蒸餾，升華為一代人的集體無意識書寫。作家拒絕將創(chuàng)傷簡化為控訴材料，而是通過詩性轉化使其獲得救贖可能。當《晚春情話》中的母親凝視白塔幻想平行時空時，當《魚缸與霞光》里心理醫(yī)生的對話成為解凍記憶的切口時，創(chuàng)傷敘事便從個體經(jīng)驗躍遷為普世性的存在隱喻。這種轉化機制在作家對“時間政治”的處理中尤為顯著。其小說常將重大歷史事件（唐山地震、下崗潮、新冠疫情）折疊進私人時間：《我父親的奇想之屋》以四十八年跨度對應共和國史，《魚缸與霞光》用人物年齡標記時代坐標。這種將宏觀歷史微觀化的敘事策略，使個體命運成為解碼時代密碼的密鑰，在阿甘本所謂“同時代性”意義上，實現(xiàn)了歷史創(chuàng)傷的審美救贖。

韓松落的創(chuàng)作實踐，為理解當代中國文學提供了獨特的方法論視角。其作品中的雙重敘事維度——對日常經(jīng)驗的解構性觀察與對存在詩意的重構性書寫——構成消費主義時代的文學抵抗策略。這種抵抗不是先鋒派的決裂姿態(tài)，而是采取本雅明“拾荒者”的智慧：在文化廢墟中采集碎片，在生活褶皺里打撈光暈。當我們在文學史脈絡中審視這位作家時，既能發(fā)現(xiàn)其對汪曾祺“人間送小溫”傳統(tǒng)的繼承，亦可辨識出其對“70后”作家群敘事范式的突破。或許正如《晚春情話》封面那朵怒放的異域之花，韓松落的文學意義正在于：在同質化敘事盛行的當下，證明差異性的美學可能——不是所有作家都要唱同一首歌，重要的是找到屬于自己的樂章。

（作者系青年評論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