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欄的話：文風關乎學風、作風、世風。特別是在信息爆炸的時代，文風深刻地影響著文章的傳播效果。本報開設“改進文風大家談”專欄，邀請大家探討理論評論的文風建設問題，共同營造新時代積極健康的批評生態。

為什么要“改進文風”？是因為眼下的文風積弊已甚，到了非改不可的時候了。寫文章的人太多，寫出好文章的人又太少。別怪我“一竿子打翻一船人”。從學位培養的角度來看，碩士生、博士生的數量，這些年的增長是“幾何級”的，要拿學位、求職，除了學位論文，還得有發表的文章。高校教師要向上進步，也必須發表相當數量的文章，而且得是核心刊物的文章。從文藝評論的角度來看，從事相關工作的人也不少，也需要發表文章。盡管在專業的規訓下，大家學會了寫文章，學會了學術規范，許多人也培養了寫作興趣，但是不能否認，大多數是在現實功利的召喚下寫的，文章不是出于內心的感悟與見識，而是出于外在訴求，文風之不振，是不難想見的。

文章要令人警醒，并非易事！寫文章的人，要對國家的社會現狀有深度的理解；寫的文章，要有現實的針對性。即便是涉及古典或西方的選題，也應該有現實的啟示意義。文章要有材料，有思想，有觀點，還須具有敢說真話、敢于立論的理論勇氣！筆者因之想到劉勰在《文心雕龍》之《比興》篇的贊辭中所說的“擬容取心，斷辭必敢”。這個文論命題，對于學術寫作和文藝批評而言，是非常重要的！這兩句話本來是就比興方法的內涵而言的，如王元化先生闡發“擬容取心”之義時說：“‘擬容取心’合起來的意思就是：塑造藝術形象不僅要摹擬現實的表象，而且還要攝取現實的意義，通過現實表象的描繪，以達到現實意義的揭示。”（《文心雕龍創作論》）而“斷辭必敢”原意應為，在“擬容取心”的前提下，果斷地進行語義概括！引申一下，筆者以之提倡的是，學術和評論寫作應該在充分掌握材料的基礎上明確提出自己的理論主張，或者有依據地提出針對性的褒貶意見。這也就是呼喚作為學者或評論家應有的理論勇氣。劉勰在《文心雕龍》的《通變》篇的贊辭中又說過：“趨時必果，乘機無怯！”也從文學發展的角度，再次提出“無怯”，也即把握大勢果斷立論的主張。清代葉燮論詩時對于主體的素養，提出“才、識、膽、力”之說，這四者當然是聯結為一體的，而其中的“膽”，從學術和評論寫作的意義上即是理論勇氣。葉燮這樣談到“膽”的意義：“昔賢有言：‘成事在膽’。文章千古事，茍無膽，何以能千古乎？吾故曰，無膽則筆墨畏縮。膽既詘矣，才何由而得伸乎！惟膽能生才，但知才受于天，而抑知必待擴充于膽耶？”（《原詩》）勇氣也好，“膽”也好，當然不是無根據的胡言亂語，也不是故為驚人之語，而應該是在事實和材料的基礎之上勇于提出明確的理論主張。在這方面，發表在《光明日報》1978年5月11日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就是一個最典型的例子。這篇文章針對“兩個凡是”提出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個馬克思主義的命題，沖破了“兩個凡是”的嚴重束縛，推動了全國性的思想解放運動。如果沒有敢于沖破束縛、陳規的理論勇氣，是不可能有這樣的理論成果的。

“斷辭必敢”對于學術寫作或文藝批評來說，并非指一般所說的“大膽兒”，也不是無事生非地“挑戰”，恰恰是對于寫作者理論修養及建構能力的更高要求。在面對現實和研究對象時，能夠透過現象洞察本質，提出明確的理論觀點，而非繞來繞去，言不及義。現在的文章，有很多是不痛不癢，學術術語或理論方法用了許多，卻并不真正解決問題。作者本人對一些西方的“主義”或方法論并未吃透，就用來論述我們的文藝現象，其實是隔靴搔癢，根本說不到點子上，用古人的話說，就是“腳跟未嘗點地，便作閉目猛省”，再有就是行文的語言上晦澀繁詭，“以艱深文其淺陋”。這正如劉勰在《文心雕龍》的《定勢》篇中所批評的“率好詭巧，原其為體，訛勢所變，厭黷舊式，故穿鑿取新，察其訛意，似難而實無他術也”。筆者所倡之“斷辭必敢”，則是以深厚扎實的理論修養，面對現實問題或現象，以凝練的理論立義直探本質。其實這并非易事，但卻可使人為之一振！“斷辭必敢”，既要有理論勇氣，更要有理論能力。“十八般武藝，不如單刀直入！”改進文風，從學術和批評寫作的角度來說，是否可以提倡一下“斷辭必敢”？

（作者系中國傳媒大學文科資深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