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崇軒， 1952年生，山西原平人。文學創作一級。為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理事。1978年開始從事中國當代文學及文學評論研究，著有長篇傳記 《趙樹理傳》（合作），評論集《生命的河流》《邊緣的求索》《地域文化與文學走向》，專著《鄉村小說的世紀沉浮》《馬烽小說藝術論》，散文隨筆集《藍色的音樂》 等十多種。專著 《中國當代短篇小說演變史》，入選國家社科基金后期資助項目，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有多篇作品獲中國當代文學研究優秀成果獎、趙樹理文學獎等獎項。

笑聲的魅力

——憶胡正老師

常常踱步陽臺，俯看著三層樓下，那條樸素、古舊、既不寬也不深的小胡同，只見一些熟悉的或陌生的身影走進走出。是時，不經意間就會有一陣爽朗、洪亮的笑聲，掠過耳畔，接著就是一個邁著輕快步子的老人，或是拐進辦公大院或是走出胡同。他戴一頂黑色禮帽，穿一件呢子大衣，手里提著或揮著一根木質拐杖，一邊咳喘著一邊跟相遇的人打著招呼，一串笑聲伴隨著他，無形的氣場追蹤著他……這就是晚年的胡正老師。

胡老師已經離開13年了，但他的音容笑貌常常浮現在我的眼前和耳邊；2024年是胡老師誕辰100周年，在紀念會上或是平時大家的追憶中，他似乎依然活在人們之中，活在東四條胡同里。

太原市南華門東四條，從建國初期到現在，一直是山西省作家協會的大本營。有三四棟辦公小樓，七八棟低層住宅樓。有人戲稱“南華門村”。“山藥蛋派”老作家，趙樹理和“西李馬胡孫”“五老”，有的曾經在此居住，有的一直居住在這里。趙樹理生卒年是1906—1970年，他比“五老”大12—18歲，雖然同屬“山藥蛋派”，其實是兩代人。“五老”中李束為年齡最大，生于1918年，比馬烽、西戎長4歲，比孫謙長2歲，比胡正長6歲。胡正是“五老”中的“小兄弟”。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五老”漸次謝世，最早是李束為（1994），接著是孫謙（1996）、西戎（2001）、馬烽（2004） 。胡正2011年去世，享年87歲，他比其他四老活得長久，也更長壽。“西李馬胡孫”的出身、經歷各有不同，但革命和文學的道路大致類似，后來多有重疊。而他們的形象、性格卻各不相同、多姿多彩。馬烽老師的嚴謹、剛正，西戎老師的真誠、敦厚，李束為老師的理智、沉穩，孫謙老師的本色、淡泊，是省作協的人們深有感受的。而胡正老師，由于他不拘一格的領導藝術和方法，因了他文學創作上的不斷開拓、超越自己，他與院里的作家、編輯以及職工的關系，就更為深厚、密切一些，他在人們心目中的記憶、印象，就更為鮮明、獨特一些。

我跟胡正老師，中間隔著兩代作家，也未曾在他的直接領導下工作過；但認識他卻很早了，調到省作協當編輯后，又有多次接觸、交往，他給予我的教誨和幫助，深切地影響著我，讓人銘記在心，難以忘卻。

1975年初冬，我第一次見到了胡正老師。那年我被選拔推薦上了山西大學中文系。此時文學創作已有所活躍。因我在農村時，就開始寫小說，大學又學的是中文專業，課外就試寫了一篇小說。在當時的社會背景與文學語境中，我的小說題材也同樣是激進的、主題是概念的。但我滿懷信心地寄給了剛剛復刊的《汾水》編輯部。沒過多久，編輯部就打電話請我去一趟。我第一次走進了南華門東四條胡同，在新建的一棟當作編輯部的宿舍樓里，見到了責任編輯。責編先給我談了審稿情況、意見，又帶我分別見了在家辦公的段杏綿、西戎老師，兩位老師談的意見較為具體，如情節上、語言上的問題，讓我回去再打磨、修改一下。最后見到了胡老師，而他卻沒有多談稿子，問了我在學校的學習、讀書、生活情況，我在小說創作上的感受、想法等等。當時他只有五十余歲，從靈石農村回來不久，調到了新成立的山西省文藝工作室，并和幾位老作家開始復刊《火花》，改名《汾水》。他顯得那樣年輕、俊朗、瀟灑，邊隨意談話，邊哈哈大笑。我感覺渾身放松，如沐春風，如對父輩。家父與胡正老師是同齡人，似乎還小一歲。在返回山西大學途中，我的心里還是熱乎乎的，耳邊還回響著胡正老師的親切話語、朗朗笑聲。隨后我把那篇小說作了細心修改，發表在第二年的《汾水》第二期。

九年之后的1984年，我第二次見到了胡正老師，見識了他獨特的領導藝術。當時，我從山西大學中文系調回忻州地區文聯，在《春潮》雜志工作。邊做編輯邊寫評論，已在全國多家報刊發表文章，受到省作協的關注。為了活躍全省的文學評論，省作協決定創辦一份理論雜志，由董大中老師牽頭籌備。為此召開了一次全省的文學評論會議。胡正老師當時是作協的副主席、秘書長，評論會議由他負責、主持。會議有學習、有討論、有發言，還有電影戲劇觀賞，開得生動活潑。在一次發言中，我講述了自己在評論寫作中的探索、困惑、想法，胡正老師在主席臺上認真聽著，邊抽煙邊在日記本上記著什么。由于自己有點緊張、語速較快，晉北口音、發音不準。待我說完，胡正老師表示了肯定，又問坐在我身邊的高捷老師，我講的某一段完整意思是什么？高捷老師是我留校時的指導老師，對我很了解，他向胡老師轉述了我的觀點，胡老師聽了頻頻點頭、哈哈大笑。在討論評論刊物的名稱時，董大中老師力主用“批評家”，而其他人又提出了許多名稱，如“山西評論”等等，一時爭論不休。胡正老師悠閑地坐在主席臺上，笑著說：“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我看咱們投票決定吧。”這一提議得到了大家的鼓掌贊成，然后分頭寫票、集中投票，最后的結果是“批評家”，皆大歡喜。會議開了一周時間，夠長的，但胡老師把會議安排得豐富多彩、有張有弛，成果豐碩。

1988年我調回山西省作協，在《山西文學》做編輯。這時胡正老師依然是作協的黨組書記，西戎老師是作協主席。我調省作協的事其實醞釀已久，1978年西老師曾委托馬作楫老師，從山西大學中文系的應屆畢業生中推薦文學編輯，1985年董大中老師創辦《批評家》物色年輕人，我都是選擇對象，因故而未成。1988年馮池老師主編《山西文學》招攬編輯新人，征求我的意見。這年我已36歲，時不我待，不再猶豫。這年夏天，我回到了南華門東四條。在整個過程中，我沒有給胡老師、西老師寫過信，更沒有拜望過他們，包括后面的正式調動，我沒費任何力氣和心思。在辦公院里見到胡老師，我走向前表示致意、感謝。他哈哈大笑說：“回來好啊！一邊做編輯，一邊寫評論。作協今后就看你們年輕人了。”胡老師的話語、笑聲，讓我突然覺得很放松、很溫暖，讓我回想起了1975年、1984年兩次見到他的情景。也就在這一年冬天，作協換屆，胡老師卸任，那一年他64歲。

從1992年冬天到2000年春天，我主持《山西文學》工作七八年時間。那是一個社會、文學的轉折時期，刊物的工作、發展甚是艱難。離休后的胡老師一身輕松，但他依然像在崗時一樣，每天到作協辦公院里轉一轉。他依然是那樣開朗、豁達、“年輕”。他在胡同里、院子里、傳達室，跟單位的職工打招呼、開玩笑，他走到哪里哪里就是一片歡樂。他常常參加各種文學活動、文學會議，說幾句言簡意賅的話，邊說邊笑，給活動、會議帶來一股暖風。他沒有停下自己的創作，每寫出一篇，就會親自送到編輯部，或裝進信封里由傳達室送到編輯部。新出刊的《山西文學》，每期都會給幾位老作家多分幾本，他們大都不再外寄，只有胡老師親筆寫信封、裝雜志，寄往全國各地，也不讓我們代勞。我和胡老師的接觸、交往也多了起來，或是為了他的稿子之事，或因為核實某條文學史料，或索求他的題字、“墨寶”…… 他總是熱情接待、談笑風生，讓你滿意、高興。胡老師的笑是那樣富有“魅力”，他在笑聲中體現著自己的胸懷、性格、人格，又用自己的笑感染著別人的情緒、心理、精神。在這樣的前輩面前工作、生活，是幸福的、快樂的。傳記作家陳為人說：“胡正為人爽朗，活得瀟灑，與人聊天談話甚至做報告，不時會發出一陣大笑，笑得坦誠而熱烈。笑成為胡正的一種工作風格，一種工作方式。”補充一句，笑也成為胡老師的一種生活狀態、生命狀態。

在我負責《山西文學》的那個時期，“西李馬胡孫”都在刊物上發表過作品。他們在1980年代又進入一個創作的活躍期，一直持續到1990年代，給他們的文學生涯畫上一個完美的句號。他們曾多次說：“山西作家的稿子特別是好稿子，一定要給山西的文學刊物。這叫肥水不流外人田。”這話看似有點本位主義，但又顯示了他們摯愛、維護山西文學的可貴性格。比較而言，胡老師在《山西文學》發表的作品最多。共有5篇，依序為：《熒熒光亮，燦燦彩霞》（1993）、《林杉老師與呂梁劇社》（1994）、《悼念孫謙》（1996）、《那是一只灰貓》（1997）、《詩翁岡夫周年祭》（1999）。其中有散文、有小說，有的是回憶故人舊事的，有的是謳歌當下的先進人物與事跡的。這里特別需要說到短篇小說《那是一只灰貓》，是胡老師這一時期的代表性作品，我在“卷首語”中說：“前輩作家胡正的《那是一只灰貓》，尖銳地揭露了我們政府工作中的‘大檢查’活動里的一些弄虛作假現象，為了不影響某市的衛生工作成績，竟可以當眾說謊，指‘鼠’為‘貓’，其事件的荒唐、可笑、可悲，真是令人深思。是一篇針砭時弊的諷刺小說。”作品發表在這年的第8期，《小說選刊》第10期就以頭條位置轉載，主編在“編后記”中稱：“本期短篇小說，我們特別選載了老作家胡正的新作《那是一只灰貓》。他以敏銳的眼光和年輕人的熱情，抨擊現實中的不正之風。典型歐·亨利式的結尾，依然能讓我們看到傳統小說作法的力量。”我和編輯們都為胡老師的新成果而高興。

進入文學新時期的“五老”作家，不僅重返文壇，煥發了文學“青春”，開始反思自己走過的文學道路。在這場文學轉型中，“五老”中最年輕的胡老師，充當了“先鋒”角色，他在1992年《昨天的足跡》中說：“我寫的作品不多，而且今天更感它們的不足。今天看昨天的作品，自然感到它們的局限，而明天看今天的作品時，也可能有今天不可能預見的局限。但只要站在時代的歷史的高度，深刻地藝術地表現了一定時代的真實生活，反映出人民的情緒和愿望，并給人以思想的啟迪、有益的影響和藝術的美感、精神的愉悅，也就盡了作家對時代的歷史的責任。”

胡老師深刻認識到了自己作品的局限，意識到自己必須與時俱進，站在歷史的高度，去認識社會人生，寫出富有創新意義的作品來。對于進入古稀之年的作家，有這樣的反思和認識是不容易的。

胡老師把他的反思融入到他的一系列短篇、中篇、長篇小說中。早在1979年，他就發表了重返文壇的第一篇短篇小說《奇婚記》，描述了一幕愛情悲喜劇，揭露、批判了法律被踐踏，年輕人的美好愛情婚姻遭受摧殘的嚴酷現實。盡管作品屬于“傷痕”文學范疇，但作品的思考是沉重而深遠的。

胡老師這一時期創作了多部中篇小說和一部長篇小說，大部分發表在《人民文學》《當代》等刊物上。《幾度元宵》《又是元宵》（1982）是中篇小說姊妹篇，在十年“文革”的斑駁背景上，展現農村多維度的社會生活，凸顯了一對知識青年艱難的農業科研道路和他們的愛情婚姻波瀾。《重陽風雨》（1992）則以上世紀40年代末為時代背景，寫出了兩位知識分子的愛情悲劇。長篇小說《明天清明》2004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此時胡老師已80高齡。作品以1940年代為背景，寫出了一代人的青春與愛情，反思之深刻，達到了胡正小說的新高度。“山藥蛋派”作家過去是不大寫愛情、婚姻生活的，即便寫也涂上道德的、時代的色彩，而胡老師在大部分作品中濃墨重彩地寫了愛情的美好，人性的解放，體現了胡老師豐富的情感世界和新潮的愛情觀念。胡老師晚年對社會人生的反思與批判，對小說思想藝術的探索與革新，顯示了一個老作家的勇氣和膽略，豐富、提升了“山藥蛋派”文學的境界與品格。

作為一位文學編輯、評論作者，我一直關注著胡老師的晚年創作、思想“變法”。他每出版一本新書，總會簽名蓋章，贈送作協院里的年輕人，我也會先睹為快。我常常驚嘆他思想的活躍、生命力的旺盛、“童心”的不老。有一次去他府上請教一個文學史料問題，談完正事說到剛看完他的一部新作，表示了自己的喜歡、敬佩。他哈哈哈笑著說：“人老了，有想法、有力氣，就趕緊寫出來。什么時候寫不動了，就罷筆拉倒。要順其自然。”在他真誠達觀的笑聲中，我突然想到不久前請他寫的一條字幅，內容是：“浮沉千古事，誰與問東流？”錄的是唐代薛瑩的兩句詩，表達了詩人面對奔涌的湖水，一種超然現世的無為境界。書為心畫，寫給他人，也是寫自己，我似乎讀懂了胡老師。他不僅是一位革命戰士、作家，而且是一位秉承了中國傳統文化的文人，儒家的進取精神、道家的無為信念，都滲透、積淀在他的文化心理中。他令人著迷的哈哈笑聲，不正根植在他儒道互補的心理沃土中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