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仁山懂酒，寫一篇小說《酒王》盡在情理之中。《酒王》的主人公叫王酒，因為能喝酒，人們把他的名字顛倒過來稱他為酒王。仁山遇到的酒王一定很多了，他把酒王的故事匯攏到一起，便有了這篇以酒王命名的小說。酒王的特點就是愛喝酒，能喝酒，他的命運變化都離不開酒，酒既讓他當上了科長，也讓他娶回了美人；但酒還讓他醉駕入獄，被開除公職；他發誓戒酒回鄉種高粱，最終還是靠喝酒征服了大老板，把高粱賣了個好價錢。小說輕松諧趣，我是一口氣便讀了下來。

關仁山一直在發憤寫作，他這些年把主要精力放在寫現實題材上，他是一位有責任感的作家，他接連寫了好幾部直接反映現實變革的長篇小說，這些小說主題重大，具有明顯的思想價值。但關仁山寫這些小說時，因為著力于現實性和思想性，他輕松諧趣的特點就有所收斂了。不過又怎么能擋得住關仁山樂呵呵的性格呢？他終于在執行了一次重要使命的間隙，有了一次與酒王的邂逅。我覺得他寫《酒王》這篇小說時的心態特別放松，就像是小說中的王酒一樣，一番暢飲后讓性情自由地發揮。這篇小說與其說是一篇小說，還不如說是一個民間故事，關仁山分明借鑒了民間故事的敘述方式，在結構和敘述上都帶有民間故事的特征，從而使這篇小說具有濃烈的民間性、口語化、夸張的情節處理以及娛樂性的旨歸，而這些特點也正是民間故事的基本特點。關仁山的這篇放松之作，泄露了他的真實身份，他分明就是民間之子！

民間故事脫胎于口述文學，因此具有簡潔明了、線索清晰的特點，《酒王》采取的就是簡潔化的結構。這是一個單線條的結構，完全圍繞王酒的喝酒經歷一路寫下來，一點兒也不節外生枝。關仁山使用的是明白曉暢的口語式的語言，敘述上基本是采用白描手法，在情節處理上則是采取夸張與直奔“主題”式的方式，始終圍繞王酒的喝酒來寫。在價值判斷上則涇渭分明，毫不模棱兩可。有人也許會認為事情是復雜多面的，不應簡單地下判斷。比如寫王酒種的高粱豐收了，賣高粱卻成了大難題，最后還是靠王酒在酒桌上與企業的高總拼酒拼贏了，才把全村的高粱推銷了出去。高總這樣收購糧食不應該批判嗎？這個問題盡管提得對，但我要說的是，民間故事就要這樣處理，它是凡事一碼歸一碼，這里只是要寫王酒的豪爽，為了全村的利益他都豁出去了，這樣的行為還不該贊美嗎？至于批判的事情，就交給另一篇故事吧。民間文學就是這樣干脆利落。

關仁山熱愛民間文化，他給自己的文學創作打下厚厚的民間文化底色。民俗風情成為他的小說中重要的素材，如龍船節、放荷燈、砸冰懵子、傳統戲曲表演、民間手工藝制作，等等，關仁山常常是信手拈來，不僅增添了小說的民間色彩，而且也使得人物的性格有了落地性。關仁山還會借鑒一些民間故事的敘事模式和情節元素，使小說更具趣味性和可讀性。這些民間故事往往蘊含著勞動人民的智慧和情感，通過關仁山的化用，在小說中得到了新的演繹和傳承。

關仁山的創作讓我想起了一位令人尊敬的文學前輩，他就是趙樹理。對照關仁山與趙樹理兩位作家的小說，我甚至要說，關仁山就是踏著趙樹理開創的文學道路繼續朝前走的。趙樹理走的就是一條向民間學習的道路。趙樹理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少有的始終堅持為農民寫作、走大眾化道路的作家。在延安時期，大批知識分子懷著革命理想寫作，但他們的作品得不到大眾的歡迎。趙樹理知道怎樣才能寫出大眾歡迎的作品，他從民間藝術中吸收養分，以老百姓聽得懂的話寫作。老百姓讀趙樹理的作品，就像是平時在廟會上聽到的評書、快板、戲曲一樣熟悉，因此就喜歡上了。趙樹理的《小二黑結婚》出版后，在解放區當時還十分艱苦的環境下，竟然短期內多次再版，還被改編成各種戲曲形式在各地演出，有時觀眾多達好幾萬人。趙樹理的小說受到大眾歡迎的原因其實也簡單，因為他找到了一條如何讓文學通往大眾的路子，這條路子還沒有其他作家蹚過，因此趙樹理也稱得上是革命文藝中的先鋒作家。趙樹理總結自己的創作經驗，就是要做到“老百姓喜歡看，政治上起作用”。這真是一種了不起的“兩結合”。當時趙樹理給延安文藝帶來耳目一新的感覺，延安的評論家很興奮地撰文認為革命文藝就是要走“趙樹理方向”。但什么是“趙樹理方向”？文學界并沒有完全搞清楚，因此我們在相當長時間內不能正確認識趙樹理。我認為，“趙樹理方向”就是要做到他所說的兩結合，但我們只是片面地要求趙樹理“政治上起作用”，而忽略了他所追求的“老百姓喜歡看”，因此趙樹理常常遭到批評和指責。趙樹理所提出的“老百姓喜歡看”并不是簡單地運用通俗易懂的語言，它還包括如何從民間吸收審美元素，更包括如何站在民間的立場看問題。趙樹理的創作并沒有過時，特別是現在許多作家面對主題寫作時，就更應該好好學習一下趙樹理，學習他“老百姓喜歡看，政治上起作用”的兩結合。也正是在這一點上，我把關仁山與趙樹理連接了起來。

關仁山這些年集中精力創作反映現實生活巨大變化的長篇小說，這些小說在主題上緊扣時代的主流，比如他的《白洋淀上》，便是第一部直接反映雄安新區建設的長篇小說，從這部小說中能看出，他在書寫現實生活時具備了非常自覺的政治眼光。但在寫法上，關仁山又努力追求民間化的風格，這本來就是關仁山的優勢，他需要做的不過是如何讓自己的優勢能夠更妥帖地放在重大主題的寫作上。在關仁山的創作中，我仿佛看到了趙樹理兩結合思想的影子。不過，關仁山也許面對重大主題時會有一些思想的壓力，因此他在發揮自己的優勢時多少有些收斂，至少，他的輕松諧趣就不是那么放縱了。

《酒王》在向人們證明，關仁山仍然是輕松諧趣的，仍然是非常民間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