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月27日，著名翻譯家李文俊在睡夢中辭世，享年93歲。他留給世界的，除了等身譯著，還有穿過歷史風雨的從容持守、清潔精神。人們曾用民族的先知，或文化的盜火者，來形容老一輩譯者，是他們肩起文化引渡、開荒拓殖的工作，影響了幾代中國作家和讀者，改寫了當代中國文學與世界文學的關系。

“沒有人對翻譯家的長相感興趣。”李文俊曾這樣形容譯者的寂寞，這寂寞里，卻有吾道不孤、不改其樂的喜悅。“我的工作就是我的娛樂。我成天與文學巨匠們親近，直到深夜他（她）們還在向我喃喃低語，與我‘耳鬢廝磨’。”如果我們認真凝視這位翻譯巨匠的照片，會發現，從青蔥少年到耄耋老者，李文俊眼中的純萌不改，只增添了歲月留給他的深邃，“嘴角微抿，眼神溫和安詳，略有悲憫神色”。他的兒媳婦，青年書法家馬小起，正是在與這目光的對視中，寫下緬懷之書《我的文俊老爸》（上海文藝出版社），作為“我想念老爸爸最好的方式”。痛失親人后，哀悼文字構成另一幅逝者“缺席”的肖像，供世人長久凝望。

馬小起的文字，清澄，簡白，性情天真，近于憨直，在深處卻有一股悲慟的熱力涌出。書中娓娓道來，從她孤身“北漂”的恓惶不寧，到與患有輕微孤獨癥的丈夫“傻天使”的相親，再到嫁入李家，從公婆李文俊、張佩芬手里鄭重接過“托孤”之責，成為超越血緣關系的家人。與其說“是老爸為我們選中的彼此”，不如說天使是互相認出，互相選擇的，“勝過人間所有能被定義的情感關系，是最牢靠的心靈托付”。他們一起陪伴李文俊度過最后的8年，“敬愛的李文俊先生”漸漸變成了“親愛的文俊老爸爸”，滋味綿長，哀樂相隨。馬小起所寫，都是家庭記趣，日常瑣憶，從飲食起居的細節，到依偎嬉戲的時刻，直到死神將他們分開的最后一刻。《文心雕龍·哀吊》有言，“情往會悲，文來引泣”。無須刻意渲染哀痛，書中至為感人的，恰是那些平淡溫馨的人間真情與真味。

書中的李文俊與張佩芬夫婦，褪去了文化名人的光環，還原為一雙羞澀、柔弱，再平凡不過，也再可愛不過的老人。他們的父母心，與世間所有父母無異。在馬小起眼里，李文俊活潑、幽默、有趣，是老紳士，更是老頑童。但他幾乎從不輕易流露內心的波瀾，直到晚年老糊涂了、車轱轆話說不停的時候，才返璞歸真般地，回歸孩子一樣不設防的天然本相。唯有走到了人生之境的邊上，一個親歷過動蕩年代的知識分子，才會讓人瞥見他心底深埋著的一切，無論是對患難見真情的人心寒暖的珍視，還是對是非曲直的固守。“原來小時候擁有的，才會一輩子不缺。”在生命盡頭，他切切記掛的，仍是童年、父母、妻兒，讓人感嘆。馬小起手書“從此人間再無李文俊”，有雙重的挽悼意味，是對李文俊老爸的告別，也是目送一個文學時代的漸行漸遠。挽悼之文，是至情至性的私人獨白，是生者與死者跨越不可能的親密對話，在面向公眾時，又有了引起共鳴與人格傳遞的奇遇意味。

值得記取的是，李文俊的文學翻譯之所以為人稱道，不獨是語言造詣上的才華、韌勁與悟性，更有挑選翻譯對象時“引為同類”的惺惺相惜。他在心愛的文學藝術世界里，投射和建構自己的精神意志，“認識自我與洗滌自己靈魂上的污垢”，并照亮了無數他人的精神天地，其中也有馬小起。《我的文俊老爸》同樣是一個靈魂與另一個靈魂的以心交心，是大寫人格的延續、脫胎、新生。我們因此明白，德里達所說的“哀悼的工作”的意義：在與他者的關系產生之初，哀悼就已經被預示，因為總有一方會先行離去。所以，“哀悼的工作”結構性地與愛同在，并非到死亡降臨時才發生，而是貫穿于我們與至愛相處的日日夜夜。斯人已逝，但他生前死后留在我們內心的注視，都參與建造、完成著我們的一部分。生命早已公平地將題面擺在每個人面前，我們如何過好這一生，如何面對自身的衰老與死亡、理想與尊嚴？這樣看來，緬懷親故的讀與寫，同樣可以傳遞一種創造性的、積極的力量。

李文俊曾寫過不少懷念文章，為外國文學翻譯界的前輩，為先他離去的同事、老友而作，比如傅雷、蕭乾、汝龍、徐遲、錢鍾書與楊絳夫婦。他們幾乎構成現當代翻譯史的半壁。如今，他回到他們之中，也在馬小起的書中不朽。大概是經過了太多送別，李文俊早已坦然看待死亡的必至，他說：“我們世界上的每一個人，無不都是在‘萬物之逆旅’中稍作盤桓，然后終究要回到自己的老家，去和我們先行的親愛者長相廝守。”這個跨越新舊世紀文學的寂寞旅人，想必已經在世界的渡口，與他所愛的星群重逢。“待我成塵時，你將見我微笑”，無論抬頭向夜空致意，或是潛游書海，我們也終會重逢。

（作者單位：上海師范大學人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