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多年前，孫中山在中國共產黨人的幫助下改組國民黨，重新解釋了三民主義，確立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實現了首次國共合作，開創了中國革命的新局面。

1962年11月12日，宋慶齡在《人民日報》上發表的《孫中山和他同中國共產黨的合作》一文中曾指出：“孫中山為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進行了四十年的政治斗爭，在他的晚年達到了最高峰。這一發展的頂點是他決定同中國共產黨合作，一道進行中國的革命。”回首孫中山與中國共產黨人的合作歷程，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便是孫中山與早期中國共產黨領導人“南陳北李”（即陳獨秀、李大釗）的交往。

1922年11月孫中山攝于上海

宋慶齡《孫中山和他同中國共產黨的合作》

兩度營救陳獨秀，共商國共合作

孫中山先生是偉大的民族英雄、偉大的愛國主義者、中國民主革命的偉大先驅。在孫中山的領導和影響下，大批革命黨人和一眾愛國志士集聚在“振興中華”的旗幟之下，推動了辛亥革命的成功，陳獨秀便是其中一位。后來他成為五四運動時期的總司令，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和早期領導人之一。

陳獨秀在青年時期便參與到孫中山領導的反清革命中。他為尋求救國之路多次赴日留學，結識章太炎、鄒容、章士釗、劉季平、蔣百里、趙聲、張繼、蘇曼殊等革命志士，發起組織“勵志學社”“安徽愛國會”“岳王會”等革命團體，編輯或創辦《國民日日報》《安徽俗話報》，為辛亥革命鼓吹宣傳。1903年陳獨秀在組織安徽愛國會時，便倡議聯絡東南各省革命志士組織“國民同盟會”。1905年孫中山在東京發起組織中國同盟會后，陳獨秀雖然沒有加入，卻與同盟會員過從甚密，共同致力于革命斗爭。辛亥革命勝利后，陳獨秀曾任安徽都督府秘書長職務。1912年1月30日，陳獨秀還曾在為保護劉光漢致大總統孫中山書上簽字。孫中山發起反對袁世凱的“二次革命”后，陳獨秀積極參與，成為安徽都督柏文慰的得力助手。

孫中山為《新青年》題寫《天下為公》

五四運動前后，孫中山與陳獨秀在上海多有交往。1915年，陳獨秀在上海創辦《青年雜志》（后改名《新青年》），發起新文化運動，欲啟發“敢于自覺勇于奮斗之青年”，造就新型國民，從根本上探求救國之路。第一次護法運動失敗后，孫中山寓居上海，他十分賞識陳獨秀的才干，對陳獨秀創辦的《新青年》給予很高評價，曾在上海宴請陳獨秀，并于1920年5月為《新青年》雜志的《勞動節紀念號》題寫“天下為公”四字；1920年11月21日，上海機器工會在上海公學召開成立大會，孫中山與陳獨秀共同出席大會并發表演說；1920年4月，在陳獨秀一生五次入獄，其中孫中山兩次施以援手，設法營救；在國共合作期間，陳獨秀從大局出發，積極促成國共合作，協助孫中山改組國民黨，為順利開展國民革命奠定了基礎。

五四愛國運動爆發后不久，1919年6月11日，陳獨秀因起草并散發《告北京市民宣言》在京被捕入獄，胡適被捕的謠傳也傳至上海。孫中山聞訊后，利用自己的政治聲望積極營救。6月14日，孫中山領導下的國民黨《民國日報》全文發表陳獨秀《告北京市民宣言》，15日該報又發表《北京軍警逮捕陳獨秀黑暗勢力猖獗》，強烈譴責北洋政府倒行逆施的行為。1920年9月上旬，北洋政府代表許世英到上海進行南北和議。1919年12月沈玄廬在致胡適的信中講述了此事：“孫先生一見著許世英，就說起你和獨秀被拘的話。當時《每周評論》被封，上海方面大傳你也被捕的話。所以孫先生對許說：‘獨秀我沒見過，適之身體薄弱點，你們做得好事，很足以使國民相信我反對你們是不錯的證據。但是你們也不敢把來殺死……他們這些人，死了一個，就會增加五十、一百。你們盡做著吧！’許聽了這番話，口口聲聲的‘不該，不該，我就打電報去’。沒有幾天，我們就聽到獨秀出獄的消息。當時很贊同孫先生的話說得好。”

李大釗致胡適關于孫中山抵滬后之態度函

1921年7月，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召開，陳獨秀當選為中共中央局書記。1921年9月，陳獨秀回到上海主持黨組織工作，住在老漁陽里2號（今南昌路100 弄2號）。陳獨秀回滬的消息，引起了法租界巡捕房的注意。1921年10月4日下午，法租界密探闖入陳獨秀住宅，逮捕了陳獨秀和正在此處的高君曼、楊明齋、包惠僧和柯慶施等人，并搜出《新青年》《勞動界》《共產黨》等雜志。被捕后，陳獨秀化名王旦甫，并囑咐包惠僧等人將一切都推在他身上，不可泄露黨的秘密。后來，去陳家訪問的褚輔成和邵力子也被捕。陳獨秀被捕的消息傳出后，中共中央局宣傳主任李達電請孫中山設法營救。共產國際代表馬林聘請法國律師巴和為其辯護。孫中山得知消息后，立即發電報給法國駐滬總領事予以營救。之后，法國駐滬總領事又致電法租界警務處協調此事，最終此案以罰款了事。陳獨秀出獄后，得知這是孫中山、李達以及馬林合力營救的結果。

1922年6月16日陳炯明在廣州發動武裝叛亂后，孫中山被迫離粵赴滬，第二次護法運動失敗。來到上海后，孫中山下決心探索革命新路，思考中國革命的未來方向與聯合力量。在孫中山決心聯俄、聯共、改組國民黨的過程中，陳獨秀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陳獨秀的建議下，共產國際代表維經斯基早在1920年11月在上海拜訪孫中山，表達了雙方聯合的愿望。1921年1月，維經斯基又在陳獨秀的陪同下在廣州拜見孫中山。1921年12月，在陳獨秀和林伯渠的安排下，共產國際代表馬林與孫中山在桂林會面，并進行了三次長談，使孫中山與共產國際建立了直接聯系，對共產國際和蘇俄有了進一步的認識和了解。

當時，馬林通過考察認為，中國共產黨在當時的力量還比較小，工人階級的人數也很少，而國民黨同情工人階級，支持工人運動，孫中山“傾向于社會主義”，對俄國革命持贊同態度，允許在其黨內進行共產主義宣傳。因此，他從廣州返回上海后，向中共中央提出共產黨員應該加入國民黨的建議，但是遭到了陳獨秀等大多數共產黨人的反對。

1922年8月在杭州西湖召開的中共二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特別會議上，馬林與陳獨秀、李大釗等具體討論中共黨員加入國民黨、實現國共合作的問題。在會上，陳獨秀強調“國民黨主要是一個資產階級政黨”，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會“引起許多復雜而不易解決的問題，其結果將有害于革命勢力的團結”。馬林表示，“黨內合作”是共產國際已經決定的原則，中共必須尊重和服從共產國際的決議。最后，陳獨秀為顧全大局，表示愿意服從共產國際的決定，但孫中山必須改變其管理模式并根據民主主義的原則改組國民黨。最終會議通過了陳獨秀的意見，確定了國共合作的方針。西湖會議后，陳獨秀在同孫中山會晤時，向他提出條件：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允許取消打手模和宣誓服從他的原有入黨辦法，并依照民主化原則改組國民黨”等，得到了孫中山的贊同。隨后，陳獨秀、李大釗、蔡和森、張太雷等在孫中山主盟下加入國民黨。

陳獨秀積極幫助孫中山改組國民黨。1922年9月4日，孫中山召集在滬國民黨員53人召開改進黨務會議，指定由陳獨秀等9人組成改進方略起草委員會，負責起草國民黨黨綱和總章草案，并任命陳獨秀為國民黨本部參議。1923年6月，陳獨秀主持召開中共“三大”，提出了建立國民革命聯合戰線的思想，會議決議全體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12月20日，陳獨秀以中共中央委員長名義與秘書羅龍章共同簽署了《中共中央通告第十三號》，號召全體共產黨員積極推動國民黨的改組工作。

陳獨秀在《向導》第106期發表《悼孫中山先生！》一文

1925年3月12日孫中山因病在北京逝世后，陳獨秀于3月14日在《向導》周報第106期發表《悼孫中山先生》，稱：“我們沒有了中山先生了！我們失了一個偉大的革命領袖，是我們極大的損失，惟正因我們有了這個極大的損失，我們更應該加緊奮斗，因為我們的敵人——帝國主義者及軍閥——必然跟著中山先生之死向民眾加緊進攻。”他號召“全中國的革命分子”，“團結成偉大的集合體，來繼續中山先生的革命事業”。

在上海會晤李大釗，稱其為“真正的革命同志”

李大釗是中國共產黨的主要創始人之一。早在辛亥革命前后，李大釗就對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予以關注。1907年，李大釗在天津北洋法政專門學校讀書，開始樹立民主主義的觀點，愛國政治思想亦日益高漲。當孫中山領導的各地起義接連失敗，李大釗發出了“家國十年多隱恨，英雄千載幾荒丘”的感慨。

1912年12月，北洋法政學會成立，李大釗任編輯部長，主持翻譯了日本人署名復堂學人（即中島端）的小冊子《支那分割之命運》，書中有《孫逸仙之月旦》一節，認為孫中山在辛亥革命中一事無成，只是“所謂幸運兒者”。李大釗譯后撰寫了一篇題為《<支那分割之命運>駁議》，其中指出中國革命“種因于二十年前，而卒收光復之果者，中山也，何言一事無成？”，并指出“逸仙實造時勢之英雄”。針對孫中山讓位于袁世凱，李大釗認為“中山隱退，高潔之懷，天下共見”，“孫氏倡革命于舉世不解共和之日，莽莽神州，一身無所寄，流寓海表，辛苦備嘗，二十年如一日，遂有多數黨人連翩而起，言孫之言，行孫之行，以與人道蟊賊窮兇極惡之專制政體抗，停辛佇苦，踏白刃而不辭，力填平等路，血灌自由苗，平等路如砥，自由苗而茁，中華民國乃見于東亞大陸”。“有孫氏，乃成其為民國，乃成其為共和國。”李大釗在文中對孫中山領導辛亥革命推倒清王朝的作用及讓位于袁世凱的胸襟做出了準確的評價，可見他對孫中山作為中國民主革命先行者、中華民國締造者的推崇與認識。但袁世凱當政后，李大釗撰文抨擊袁世凱統治下的黑暗現實，稱其竊國賣權，“政疾病風，民如秋草”“盈廷皆爭權壤利之桀……鉤心斗角，詐變機譎”，支持孫中山的反袁斗爭。尤其是他在《甲寅》雜志第一卷第四號發表的《國情》一文，矛頭直指袁世凱陰謀復辟的野心，表現出堅定的政治立場。

1913年，李大釗東渡日本留學時，開始接觸馬克思主義。1916年回國后，在北京大學任圖書館主任兼經濟學教授。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爆發后，李大釗深受鼓舞，相繼以《新青年》和《每周評論》等雜志為陣地，發表了一系列宣傳十月革命和馬克思主義的文章，逐漸轉變為一名馬克思主義者，于1920年10月在北大發起成立北京共產主義小組，成為中國共產主義的先驅。而孫中山早在1912年，便對馬克思主義有了一定的認識，曾發表題為《民主主義與社會主義革命》的演說。俄國十月革命爆發后，孫中山也深受鼓舞，開始轉變革命思想，多次同列寧及蘇俄代表書信往來，加強交往以尋求合作。

1918年，李大釗發表了他的論著《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孫中山看后十分贊賞，對李大釗等人“孜孜不倦地研究馬克思主義和列寧的著作，感到非常高興”。他滿懷激動地欣賞著李大釗“試看將來的環球，必是赤旗的世界”的偉大預言。孫中山曾對宋慶齡說：“在20世紀，社會主義必將取代資本主義”。孫中山與李大釗對馬克思主義的認識，他們在思想上的碰撞，為后來國共合作的醞釀打下了思想基礎。

1922年8月23日，在中國共產黨西湖會議之后，李大釗受中共中央委托，赴上海莫利愛路29號孫中山寓所拜訪孫中山，商討國共合作。在寓所二樓書房的一張六角桌旁，孫中山與比他小23歲的李大釗交談甚歡。在會談中，孫中山對李大釗說：

對中國處在如此混亂狀態之下的這種局面，我時常在考慮解救它的方法。我以為應恢復合法的國會、護法總統、護法政府，與此同時，使中央在事實上擁有強大的武裝力量，以此來削弱各督軍的勢力，這是促進統一的最好方法。我決不承認現在這樣的督軍割據的聯省自治，應當一面采取集中兵力于中央的辦法，一面擴大縣的自治權力從而削弱現有督軍的權力。

在逐步加強兵力于中央來實現全國統一的同時，緊接著就需要組織強有力的政黨。所以我目前正在改進中國國民黨，使本黨能有更多的工人參加進來。這樣經過改組后的大政黨，一方面要討論政治手段的運用，作一般政黨應作的工作；另一方面為了謀求社會的根本改革，還要努力喚起民眾的覺醒。歸根到底，是要把它建成一個群眾革命的先鋒組織。總之，我國在近期內，想要依靠短暫的統一來實現永久的和平，那是不現實的。除了四萬萬民眾的覺醒和真正的群眾性的改革之外，別無他途可尋。

返京后，李大釗曾于9月13日接受日本《北京周報》記者的訪問，介紹了他與孫中山談話的部分內容。這次談話以《中國統一的方策與孫吳兩氏的意見》為題發表在1922年9月17日的日文《北京周報》第33號上。孫中山與李大釗在上海的會晤，為國共兩黨合作奠定堅實的基礎。

李大釗在《獄中自述》記載了當時與孫中山的會談情況

此后，李大釗多次來訪，與孫中山商討國共合作的問題，并在孫中山的主盟下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成為第一個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的中共黨員。1927年李大釗被捕后，他在《獄中自述》中詳細講述了他與孫中山在上海會晤的過程。其中寫道：“釗曾親赴上海與孫中山先生討論振興國民黨以振興中國之問題。曾憶有一次中山先生與我等暢談此問題亙數小時，間當即由先生親自主盟介紹釗入國民黨。”宋慶齡也曾回憶那時的情景說：“孫中山特別欽佩和尊敬李大釗，我們總是歡迎他到我們家來……孫中山在見到這樣的客人會常常說：他認為這些人是他的真正的革命同志。他知道，在斗爭中他能依靠他們的明確的思想和無畏的勇氣。”

為促成國共合作，1923年1月16日，李大釗以養病為名陪同蘇俄特使越飛前往上海。1月20日，李大釗陪同越飛赴孫中山寓所會晤，商討改組國民黨、建立革命軍隊及蘇俄援助中國革命等問題。1月26日，李大釗在滬見證了在第一次國共合作史上具有重要意義的《孫文越飛聯合宣言》的發表。

為支持孫中山改組國民黨，李大釗先后發表《普遍全國的國民黨》和《實際改造的中心勢力》等文章。1923年6月，在中共三大上，李大釗表示擁護共產國際的主張，積極主張共產黨員參加到國民黨中去，組成革命統一戰線；同時也指出要保持黨的獨立性。他的建議得到了大會的采納，并當選中央委員。1923年10月19日，孫中山曾致電國民黨上海事務所，密電李大釗赴滬商討國民黨改組事宜。1924年1月，他在廣州出席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被選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國民黨“一大”結束后，李大釗回到北京，在北方積極發展國民黨和共產黨的組織，為國民黨和共產黨基層組織的建立和發展做出了貢獻。

孫中山逝世后，李大釗作《挽孫中山》聯，高度評價了孫中山革命的一生：“砥柱于革命中流，啟后承先，滌新淘舊，揚民族大義，決將再造乾坤；四十余年，殫心瘁力，誓以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喚起自由獨立之精神，要為人間留正氣。”并表達了承繼孫中山遺志繼續奮斗的決心：“問繼起何人，毅然重整旗鼓；億兆有眾，惟工與農，須本三民五權群策群力，遵依犧牲奮斗諸遺訓，成厥大業慰英靈。”1926年李大釗又作《孫中山先生在中國民族革命史上之位置》 及《中山主義的國民革命與世界革命》，高度評價孫中山，流露出真摯的革命情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