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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技術主義寫作時代的寫作者意義

一 技術對文學性的生成和解構

技術主義寫作時代的來臨，帶來對“文學即人學”這一固有觀念的顛覆性挑戰——當文學想象世界的創造權力不再為肉身之“人”所獨有時，技術浪潮中寫作者之于文學的意義面臨著新的挑戰。

“人”之于文學藝術的角色發生了兩重倒轉——首先，那種“上帝創造亞當”一般的基石被挪動了——如果說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從詞性上規定著人與人造物的從屬關系，那么當AI作為某些文藝作品的創造者，而人類成為其產品的觀賞者、逐字逐句的分析者，甚至閱讀與寫作系統的被影響者時——這種“造物者”與“被造物”的關系便遭遇了模糊和動搖。

第二個總被忽視的重要事實，是寫作的人工具化地成為寫作的審查者。在傳統的寫作者與社會道德教育關系中，“詩人與哲人王”［1］的結構性事實總是輪番上演——十九世紀福樓拜的《包法利夫人》因“道德敗壞”而成為禁書；特殊時代的出版審查制度可以決定一個作者的命運。而在AI寫作的機制中，寫作與審查的關系被倒轉了，發起寫作的人需要提問、引導、挑選、修改。當AI負責生成大量作品，而發起寫作的人負責鑒賞并挑選時，事實上人也從“詩人”的創造性角色被調換為“審查者”的角色——發起寫作的人需要剔除不合心意的作品，保留心儀的作品，這看似是審美標準，但實際的權力結構是具有禁廢權力的審查——因為在AI的特殊寫作機制中，被剔除的作品就仿佛不存在，被保留的作品才真正“被創造出來”。在這個過程中，“審美”事實上發揮了“審查”的功能，而“審查”成為“創造”的根基性方法。

寫作的人成了寫作的審查者，作曲的人成了作曲的審查者，作畫的人成了作畫的審查者……這是文學、藝術、批評等商業領域正在面臨的普遍情況。在商業繪畫領域，近年來頻繁有原畫師被辭退，或某些游戲畫面為AI生成的新聞。一批AI商業繪畫者的工作模式，是根據甲方要求進行大量“跑圖”，畫面想象和生成由AI完成，而繪畫者從海量成品中挑選出最為優質的，以此為底本進行全局的人工繪制，或者在不符合繪畫邏輯的部分做局部修改。在商業效率大幅增加、人工成本顯著下降的同時，繪畫者成了為高速生產工具進行產品遴選和打補丁的人，而在想象與創造的發生場域，人被無可避免地外部化了。目前AI寫作還主要集中在應用文領域，而當通俗小說的AI寫作大規模投入商業時，寫作的人或許也會無可避免地進入這種生產程序。

我注意到這個問題，與一友人曾在某電子產品公司擔任AI開發崗的具體經歷有關。她告訴我一個令人驚訝的事實——當她為AI做數據庫編程時，她工作的難點并不是對AI詞源的建設性工作，相反，她日常最重要的工作是審查——在這個AI產品上市之前，盡可能地審查AI會使用的文字和語言，為其設置數據庫上的詞語禁區。“‘不許使用什么’比‘使用什么’重要得多。”她說。能夠成功理解“不許使用什么”，是AI應用于文字生成中的首要之事，因為這直接決定了產品能否通過商業審核，來到人們面前。這是全球范圍內的商業與技術準則。

這里隱藏著一個非常重要，但是往往被我們忽視的事實——在使用已發行的AI進行寫作時，我們所使用的，其實是一個被先天審查過數遍并進行重重限制的大模型——盡管AI寫作的生成物表現出海量之勢，但“不許出現什么”的區域永遠固定，禁忌早于“創作”而存在。這種禁忌并不只是內容的敏感性，包括政治、色情、犯罪等等，它同時意味著故事與語言的某種規范，比如在AI寫出的敘事性作品中，如果不加限制，我們看到的往往是近乎絕對正確的語法，錯亂的嘗試被禁止了。故事也是同理，AI寫作具有某種內生的規整性，無論是故事結構上的“起承轉合”，還是故事基于海量樣本的普遍邏輯。也就是說，AI寫作的誕生機制中擁有一種不可避免的固定性，這種固定性甚至不會因審查標準解除而消散，因為它表面上誕生于審查標準，但它根本上源自于“大數據規律”本身。固定性是工業大生產的根基，但確定性對于文學寫作是一種打擊。

在海量高速生成的文字中，一種揮之不去的匱乏感隱隱纏繞著我們，很多人會把這種固定性引起的匱乏感解釋為目前AI技術的限制，一切問題將會隨著技術進步而得到解決，AI寫作在未來能寫出與人類經典作家相媲美的偉大作品，或者最終抵達某種嚴肅的文學性——這種技術主義的樂觀期盼，看似具有科學支撐，其實并不符合AI技術的原理和生產邏輯。

我們以一些具體的例子來解釋這個問題，例如“讓AI學習《紅樓夢》的前八十回，寫出更符合其原意的《紅樓夢》結局。”例如“前八十回和后四十回通過詞匯統計可以斷定并非一人所寫，而AI可以更準確地建立曹雪芹的語言模型。”你或許也聽過這些樂觀版本的對AI寫作的寄望，以及對使用AI寫作來進行文學新發展的期待。在此，我們不妨仿照科技哲學的方法提出問題并進行思想實驗——“AI能更準確地續寫《紅樓夢》嗎？”

仿照物理學意義上的“理想條件”，我們先假設AI寫作技術會在未來無盡地趨于完美，AI能充分理解文學性內涵，AI對曹雪芹作品的學習無限深刻。那么，這場思想實驗是否會成功呢？即AI是否能通過對前八十回的深度學習，寫出比人類續寫者更符合曹雪芹的《紅樓夢》呢？

很遺憾的是，即使在理想條件下，這個答案大概率仍是否定的，這是由技術原理決定的——AI寫作深度地依賴模型訓練，而模型必須使用海量的數據樣本，海量的數據樣本就意味著所謂“用《紅樓夢》前八十回訓練出一個曹雪芹AI”，這種對“更純粹的、更靠近曹雪芹文學本身”的寫作訓練，在技術上是無法成功的，因為《紅樓夢》前八十回的文本量遠遠支撐不起AI學會寫作所需要的全部數據規模。

這里明顯的悖論就是——如果要讓AI寫續作，那么它必須先吸收大量與曹雪芹《紅樓夢》無關的文字樣本，它的敘事思維和情節結構將不可避免地被人類文字作品中平庸、普遍、最能支撐起大量樣本的內容影響；而如果讓一個AI如初生嬰兒一般“純粹地”只學習曹雪芹來進行寫作，那么《紅樓夢》文本量遠遠不足以支撐AI從空白中學會寫作，更無從談起續寫。正如在路面駕駛中，讓一個人類孩子學會看信號燈并遵守規則或許只需要幾分鐘，因為這個孩子在成長中便具備關于空間、時間、城市、道路、速度、法律、危險的全部常識儲備；而從零搭建一個能夠自動駕駛的AI系統，需要海量樣本數據作為學習對象，才能使其建立起對現實物理世界的基本認識。僅僅是讓AI判斷信號燈，就需要這樣海量的前提條件。寫作領域的人工智能，同樣離不開大數據原理，因此，當我們展望AI寫作的文學性前景時，我們必須意識到這種前所未有的“技術—文學”的緊密關系。

AI寫作是基于海量數據樣本生成的，盡管理想狀態下它能以“曹雪芹的語言”“曹雪芹的思維”來為偉大作品寫續作，但這并不意味著AI寫作的續作能夠更高明、更純粹、更符合原意，因為它天然地帶有人類敘事者思維的均質性，這種均質性是由大數據中的海量樣本決定的。

這就是為什么我們不能空談AI寫作的文學性和倫理問題，而必須考慮到技術因素，因為技術問題已然如此深刻地介入到了文學的內部空間。AI寫作過程由于使用文字大模型而難以避免均質性，這與人類寫作者可稱為“靈暈”［2］一般的那種東西——本雅明口中某個夏日下午遙望樹枝之影一般的“此時此地”和“獨一無二”——它們是并不相類的。現代詩或許更適合AI寫作的生成邏輯，并在審美性和多義性上提供闡釋空間。但是在敘事領域，AI寫作將更趨于一種“行活”。

在此，我試圖給出一個大膽的判斷——AI在敘事領域不會產生與人類歷史上最好的作家們相提并論的偉大作品。首要原因是，縱觀文學史，那些可稱為“正典”的偉大作品具有歷史與社會的獨一性，它們既是吉光片羽，又誕生于唯一的此時此地。假設未來某一天，“AI寫作的一部媲美托爾斯泰的偉大作品”問世，這就意味著這部作品具備獨一性，但AI寫作的大批量生產過程無法制造作品的獨一性，這種悖論擊垮了它存在的可能性。

另一個原因是文學需要去不斷觸及未知之地。米蘭·昆德拉在《小說的藝術》中贊同赫爾曼·布洛赫之言：“發現唯有小說才能發現的東西，乃是小說唯一存在理由。一部小說，若不發現一點在它當時還未知的存在，那它就是一部不道德的小說。”［3］AI寫作縱然可以瞬間產生數以萬計的、看似包羅萬象的作品，但是AI基于大數據學習的本質使它難以真正地觸及米蘭·昆德拉意義上的文學未知之地。一個可以類比的問題是AI技術無法進行前沿數學研究——AI學習的技術原理是對已有的大數據樣本進行分析和理解，而前沿數學研究是解決尚無規律之問。因此AI無法獲得足夠的樣本數據，而無法向人類頂尖數學家一樣去思考作為未知之地的前沿數學。

AI寫作將對文學研究造成巨大的方法論沖擊——敘事學、詩學、精神分析、新批評、情感研究、文學史研究、文學社會學研究、作家論等等——無論是外部還是內部，無論偏向形式、語言還是社會歷史，傳統文學研究方法都遭遇了某種解構，嚴肅性被消解了，文學性內涵圖景無限靠近為讀者闡釋。但是這些沖擊并不意味著純粹的悲觀主義，相反，在寫作的獨一性和未知性面臨著危機的時刻，文學與人類的深刻關系重新顯現。或者說，它為人類寫作者從另一個角度帶來了文學的新啟示——在技術主義浪潮的沖擊下，以何種態度理解人之文學，理解人之寫作。

二 人之文學和寫作者

如何想象一部技術主義寫作時代的文學史？回到一百多年前的丹麥，勃蘭兌斯樹立了文學史作為社會史、心理史的研究方法的述學典范——“文學史，就其最深刻的意義來說，是一種心理學，研究人的靈魂，是靈魂的歷史。”在《十九世紀文學主流》中，他以勾連的筆墨描繪出十九世紀歐洲諸國之間互相激發、風起云涌的文學與社會思潮：“我描繪的是一個帶有戲劇的形式與特征的歷史運動。我打算分作六個不同的文學集團來講，可以把它們看作是構成一部大戲的六個場景。”

第一組是在盧梭啟發下產生的法國流亡文學，反動由此開始……

……正是拜倫引起了這部大戲的突然轉折。希臘的解放戰爭爆發了，一股使萬物復蘇的清風刮過歐洲上空。拜倫英勇的為希臘的解放事業犧牲了，他的死給整個歐洲文藝界留下了極深的印象。

……他們受到希臘解放戰爭和七月革命思想的鼓舞，像法國作家們一樣，把拜倫的偉大形象看作是自由運動的領導力量。［4］

在十九世紀文學中，盧梭和伏爾泰的啟蒙思潮，宗教改革、王朝復辟、民族解放戰爭、拜倫之死、七月革命、自由運動……這一系列鼓舞人心的政治事件、社會思潮與民族國家文學是如此深刻地互相啟發，作家人格深刻地介入了文學與歷史空間。而在想象一部技術主義寫作時代的文學史時，那種夏多布里昂與歌德和盧梭的共鳴，那種整個時代受到同一事件和思潮的震撼——這種“同時代人感”和跨越地理空間的心靈影響，它們無法被簡單化為大數據樣本的學習對象；而文學誕生于此特殊社會、此特殊時刻的意義——那種如魯迅寫下《狂人日記》一般的歷史獨一性，或者如何其芳青年寫作《畫夢錄》和中年寫作《夜歌》時那種迥然不同的人生獨一性——這是人之文學的不可取代之處。

生活在技術主義時代的文字膨脹中，寫作的去人格化，反而從另一面突顯了人在歷史空間中寫作的獨有內涵。“但是如果從歷史的觀點看，盡管一本書是一件完美、完整的藝術品，它卻只是從無邊無際的一張網上剪下來的一小塊。”［5］文學不僅是封閉文本的符號系統和闡釋系統，更是時代、社會、思潮、心靈這一無邊無際的歷史之網的一部分。而寫作于此時此刻的文學，也將從此刻的歷史之網蔓延向未來的漫漫來者，王羲之在《蘭亭集序》中寫道：“后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寫作的生命在百代人格與心靈中傳遞，“雖世殊事異，所以興懷，其致一也。后之覽者，亦將有感于斯文”。寫作者的肉身短暫，但文學人格和精神意義在一代代閱讀中永存。歷史的意義不僅在歷史的此刻涌現，更不斷在未來被發現。

在這個意義上，文學的外部通往著文學的內部，文學的內部也通往著文學的外部。在人之文學中，寫作者自身的時代空間、社會思潮、人格情感，與文學作為獨立系統的美學、詩學、文學性價值， 二者并非全然二分，而是相互確認。技術主義使文學的內部與外部產生了空前的分裂，而人之寫作的意義，恰在于此。寫作者的境遇與心靈以文學的形式通向此刻的歷史之網，更具有超越時空、超越人類不同經驗、而傳遞到“后之覽者”手中的心靈力量，文學性問題在這個意義上才成為歷史的連續線索，展現出獨立價值和豐富內涵。

文學，是人的彼此確認，這種心靈的共鳴既是同時代人的，也是時間長河之上后人與前人的對望。發現人，理解人，展現作為現代人的微觀心靈景象，進行文學性未知之探索，這是人類寫作不可泯滅的意義，也是技術主義寫作無法取代的地方。寫作者之于文學性的意義被空前地顯現出來，而非人格化的寫作因為與歷史空間的孤立，難免成為文學性內涵上的懸島。

另一方面，我們也能意識到，AI寫作沖擊更大的是通俗文學。純文學與通俗文學的界限，或許會被空前地深化。那一本假想中的“技術主義寫作時代的文學史”，更可能存在于商業化文學生產中。AI的固定性和可復制性，滿足了消費性文學工業大生產的需求，本雅明意義的“機械復制時代的藝術作品”將向“機械生產時代的藝術作品”邁進，并且已經在網絡小說的商業版圖中逐步顯現出來。

從“機械復制”到“機械生產”，媒介的結構將發生根本性變化，傳統意義上，媒介的功能是傳播，但在網絡文學的工業生產和消費性路徑中，媒介甚至會成為文學生產本身。“生產—傳播—消費”的傳統路徑將被壓縮為一體。尼爾·波斯曼在“媒介三部曲”的最后一部《技術壟斷——文化向技術投降》中創造了“technopoly”一詞［6］，它的直譯是“技術壟斷”，它指的是人們往往把媒介理解為藝術形式的外部載體，但事實上，媒介深刻影響著藝術本身的生產、內涵和形態，甚至一個時代的媒介生態在某種意義上決定著藝術景觀。而AI寫作時代與商業互聯網的空前結合，將帶來媒介生態與藝術景觀愈發直接的生產關系，這種“technopoly”將在此意義上直接構成文學生產的結構面貌。

本雅明認為，機械復制技術觸及作品的“本真性”問題，因為即便最完美的復制品也不具備藝術作品的此地此刻(Hier und Jetzt)，而正是這獨一無二的誕生地使作品體現著歷史，這種此時此地便具有本真性——獨一無二的作品制造了觀看的距離和不可再現性，因此美是具有神性的，在這個意義上產生藝術的“靈暈”［7］。而技術復制藝術的崛起, 使藝術作品變得唾手可得、隨時觀看，作品的本真性消失了，靈暈枯萎，而使“神秘而完滿的藝術體驗失落了。”“消費方式也發生了變化,傳統中占主導地位的對藝術品的凝神專注式接受, 越來越被消遣性接受所取代。”［8］而AI寫作對文學機械生產的完成，使作品在寫作意義上同樣不具備本真性——寫作不與此時此地發生關系，不具備特殊性，更不具備距離和難度——在這個意義上，“隨時可生產”的寫作無法支撐起讀者凝神的觀看，只能滿足消遣性的接受，這也匹配于AI寫作思維的均質化。

在技術主義寫作的時代，人之寫作以其歷史性、本真性、精神性，而顯現出珍貴的意義。寫作者的陣地既被縮小也被擴大，一方面是消費性文學領域，寫作者將在技術時代中遭遇某種商業殖民；另一方面，心靈的圖景，文學形式與內涵的超越與探索，時代的精神思潮——人之寫作對于歷史的獨一性，是永遠不會泯滅的，并會在文本膨脹的對比中，顯現出愈發重要的價值。

（作者單位：北京大學中文系）

注釋

［1］〔古希臘〕柏拉圖：《理想國》，商務印書館，2007年。

［2］〔德〕本雅明：《啟迪：本雅明文選》，〔德〕漢娜·阿倫特編，張旭東、王斑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4年，第237頁。

［3］〔法〕米蘭·昆德拉：《小說的藝術》，董強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07年，第6—7頁。

［4］〔丹麥〕勃蘭兌斯：《十九世紀文學主流》，張道真譯，人民文學出版社，1980年，第2頁，第3頁.

［5］〔丹麥〕勃蘭兌斯：《十九世紀文學主流》，張道真譯，人民文學出版社，1980年，第2頁。

［6］〔美〕尼爾·波斯曼：《技術壟斷：文化向技術投降》，何道寬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

［7］〔德〕本雅明：《啟迪：本雅明文選》，〔德〕漢娜·阿倫特編，張旭東、王斑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4年，第237頁。

［8］方維規：《本雅明“光暈”概念考釋》，《社會科學論壇》，2008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