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在2024 年3 月12 日的早晨，驚聞周勛初先生逝世。那時，我正在武漢東湖湖溪河邊的圖書館校對李輔燿日記。陽光正好，而消息大壞。李輔燿是兩江總督李星沅長孫，其時日記寫他晚年回到故鄉長沙，每每多病，卻始終不忘整修他家祖傳的居所——芋園。

在我模糊的印象中，周先生一生也多與疾病斗爭。記得有一回見先生，他大約精神狀態不佳，對我說，“我這一生就是身體不好”。然而，即便新冠以后，入住重癥病房，需要鼻飼，周先生也以驚人的意志與病魔斗爭。

周先生始終是樂觀、堅韌而富有奮斗精神的。

二

周先生想寫的東西，基本都寫出來了。他想完成的工作，大約只有《全唐五代詩》未及見全部完工。他青年時深為疾病所苦，中年大把時光又多被消磨，及至五六十歲以后，才能專心于學術。一路走來，凡有機會，他總要留下一些論著。無論是求學期間醞釀的《九歌新考》，還是后來奉命校注《韓非子》，周先生總能在有限的空間開墾出一點“自留地”。

學界同行說周先生是“多面手”，他只自嘲為“勤雜工”。1991 年，應《文史知識》邀約，周先生寫了一篇談治學經驗的文章，題目為“順其自然地登攀”。我以為這點睛之題，是夫子“回看射雕處”有意味的自道。

“登攀”，易使人想到毛澤東的名句——“世上無難事，只要肯登攀。”（《水調歌頭·重上井岡山》）而“順其自然”，則《易經》和老莊著述里有諸多說法。在周先生而言，大約指盡管埋頭實干和苦干吧，至于成果，則并不特別計較，因往往計較不來。“有心栽花花不發，無心插柳柳成蔭”（《鐘山愚公拾金行蹤》），周先生這輩子的諸多著述往往如此結果。他每能因禍得福，大概還與深諳《韓非子》不無關系。外在的限制，順其自然地接受，而自身能動性，則總不忘加以發揮，這是周先生的“順其自然地登攀”。

在自己的學術節奏里，周先生是從容而瀟灑的。這令我羨慕。

三

周先生善于組織力量開展學術工作。他主編《冊府元龜》《唐人軼事匯編》《唐詩大辭典》等，是許多學生和朋友共同協作的集體結晶。

集體項目于許多參與者而言，往往勞而無功，周先生對此深有體會。談及領銜主編整理的《冊府元龜》，他說：“我自完成《唐人軼事匯編》之后，深知集體編書得有節制，因為這會影響到工作人員的評職稱。高等院校內評職稱時，大都把功勞歸在主編身上，漠視具體工作人員的貢獻，這就必然會影響到他們的前程。因此，我在九十年代初期做這項決定時，內心很矛盾，本不想再干什么集體項目了，只是形勢逼人，也不能不多方考慮。”周先生對集體項目之優劣得失有深刻的認識，對參與者有相當的愛護，能夠團結許多人，最終才敢于承擔并圓滿完成諸多重大項目。

近人丁傳靖所編《宋人軼事匯編》缺點不少，周先生在出版社邀約下重編《宋人軼事匯編》。考慮到南大古典文獻研究所的成員各有項目，他便請外校專家葛渭君、周子來、王華寶參加，最終順利蕆事。晚年談話，周先生還時常提及職稱評聘的不合理，為那些因集體項目而耽誤職稱的人感到遺憾。

周先生青年時期參與《辭海》修訂、評注《韓非子》，得以飽覽各地風光，且在各圖書館續有發現。改革開放后，他積極從事學術交流工作，以為參加學術會議好處多多，可以“以文會友，多聞博識”。晚年口述治學經驗，他以為一個人的學術旅途，歸根結底，是“孤掌難鳴，得道多助”。

以敬業的態度，團結集體的力量，最終領導并完成較大規模的學術工作，這是周先生留給后世的又一筆可貴的學術經驗。

四

我到南京大學讀博時，《全唐五代詩》已近收尾，未及參與。《全唐五代詩》編纂辦公室，我去過一回，是幫周先生取《中古姓氏佚書輯校》及《中華文史論叢》2020 年第3 期的。南大牽頭的《全清詞》編纂室，我也只去過一回，記得張暉逝世后家屬捐贈的藏書擺在墻角的書架上，我翻閱了幾冊，印象較深。

晚年的周先生，最牽掛他所主編的《全唐五代詩》。2021 年12 月8 日，在南京馬群的君頤康年養老院，周先生和我談起懷念羅宗強先生的《此情永憶》（《中華讀書報》2020 年6 月3 日第13 版）。他說這篇文章一則悼亡友，一則順便澄清有關《全唐五代詩》的一些爭議。我先前讀過這篇，感到文章最后一段有深意，特轉錄如下：

自我出任《全唐五代詩》第一主編起，宗強兄一直密切關注此一巨著的進展。此書初盛唐部分即將出版時，陜西人民出版社領導希望得到國家出版基金的資助，希望我找兩位知名專家寫推薦信去爭取。為此我就請羅宗強兄和陶敏兄二人幫助。那時陶敏兄已患癌癥，且兩次開刀，正在休養。但他欣然同意，力疾撰文，可惜沒能見到此書的面世。宗強兄亦病患纏身，也在預期內完成申報事宜，陶敏兄的逝世，我一直深感痛心，但從未寫過什么紀念文字，這已成了我的精神負擔。今借紀念宗強兄之機，將二人的申報文字附上，借以一起紀念二人對這一大書的貢獻。

2012 年，為了《全唐五代詩》申報國家出版基金，羅宗強和陶敏兩位先生為周先生寫下很有分量的推薦信，可惜《中華讀書報》刊《此情永憶》一文未照登，但“南雍論學”和《江蘇文史研究》附錄了申報書全文。周先生說，他從前很少對外談這件事，這一次也不過點到即止。

周先生對“全”字號的古籍整理項目，體會很深。1998 年5 月，全國高校古委會與中國臺灣漢學研究中心聯合主辦兩岸古籍整理學術研討會，周先生提交了《“全”字號古籍整理項目的重大意義》一文，“從學理與事實上說明了此類項目的重大作用”，有力地反駁了當時普遍質疑重大古籍整理項目的批評聲音。

周先生曾說：“人的一生，來也匆匆，去也匆匆，既不必為自己的點滴成就而自我陶醉，也不必故作謙虛而妄自菲薄。”在一些時候，周先生有當仁不讓的果決與信念。

五

2017 年9月12 日，在南大古典文獻研究所2017級博士生見面會上，徐雁平老師叮囑大家讀讀程千帆先生和周勛初先生談論治學的文章。嗣后不久，徐老師將周先生《艱辛與歡樂相隨——周勛初治學經驗談》（以下簡稱“《治學經驗談》”）一書交我們讀。我在2017 年10 月7 日至10 日間讀完此書，大為受用。我深感周先生的研究始終帶有明確的方法意味。

2017 年12 月底，我們師兄弟五人分頭校對《周勛初先生九十壽辰紀念文集》，由此對周先生及其群從弟子的學問有了更多認識。后來，我分得校對費500 元，并獲贈樣書一冊。

我沒有讀過周先生全部的作品，盡管鳳凰出版社贈了我全套。但我看過周先生的手跡，無論是他寫的還是修改他人作品的。他改徐興無老師的論文，我見過，在南京大學文學院展廳；他親筆修改的《守護我們的師道傳統》，我保存著，在我電腦的硬盤里。

周先生的論文與筆記原稿，字體蒼勁而瀟灑，一如他留給外人的一般印象。

我先后執筆寫過兩篇介紹周先生人生與學問的文章，周先生都做了詳細的修改。我由此略微知悉周先生文字的清通及耐人尋味，其來有自。

周先生不曾以文章家面目示人，但他的善于改文章，也是他治學經驗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六

2018 年4 月14 日，時任南大黨委書記的張異賓到北京西路二號新村看望周先生。張異賓請周先生對學校發展提一點意見。周先生談起南大中文學科在改革開放以后逐步崛起的歷程。最后他說，只要肯埋頭做事，學科總能不斷向上。

這是我與周先生的初次見面，我拍了照，也錄了視頻。我是作為隨行的校園記者，旁觀了周先生和張異賓的談話。

周先生后來住在養老院，隔壁鄰居是他20 世紀80 年代工作時的上級——南大物理學院馮端院士。馮院士四十年前任南大研究生院首任院長，其時周先生任副院長，分管文科。馮院士要求坐班，周先生以為太不自由，一年多以后就辭任了。

我先前看不太懂周先生的“出處”，直到讀曹虹老師的回憶文章，見里頭寫道：“周先生在私下里偶爾也會恣意指著自己的鼻子笑談說‘別人喊我周主席’（主辦唐代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時任學術委員會主席），‘我這種人也當上了研究生院副院長’等。”（曹虹：《乘著“學術”的翅膀：記周勛初先生與馬來西亞的學緣》）我才對周先生的“出處”有了更深的理解。

在面臨學術和官銜之間做選擇時，我以為，周先生始終是站在學術一邊的。

七

周先生的學問，人們都嘆服其精博，譽為“貫通歷代，彌綸群言”。我讀到明代王穉登《丹青志》贊沈周繪畫，以為相仿佛。王氏贊沈周“繪事為當代第一，山水、人物、花竹、禽魚，悉入神品。其畫自唐宋名流及勝國諸賢，上下千載，縱橫百輩，先生兼總條貫，莫不攬其精微。……一時名士，如唐寅、文璧之流，咸出龍門，往往致于風云之表。信乎，國朝畫苑不知誰當并驅也”。“兼總條貫，攬其精微”，私以為是周先生治學的一大風范。

我博士論文答辯的“座師”之一——俞士玲老師是周先生的高足。從前我只略知俞老師從事魏晉文學、中國古代女性文學和域外漢籍研究，等答辯時親聞俞老師擲地有聲的教誨，不禁悚然，私以為俞老師不愧為清代文學研究專家。后來，我又拜讀俞老師所著《明代書籍生產與文化生活》（南京大學出版社2022 年版），以為這本運用書籍史方法而有扎實文獻根基的中國文獻文化史研究專著，是近年明代書籍研究的佳作。

一個人一輩子能耕耘好一塊學術園地，已屬不易。而俞老師始終銳意開拓新領域，不聲不響，然而不屈不撓地在那個新領域站穩腳跟，且迭有新見。在她身上，我依稀見到周先生的學術身影。

有一回我們和徐雁平老師去江蘇高郵，那是周先生另外一位學生吳正嵐老師的故鄉，得知我們的行程，吳老師特為趕回老家，只為帶我們品嘗汪曾祺筆下高郵的美食。

周先生指導研究生，只要求學生隨時問答，而不主張授課，貌似散漫，卻很受學生歡迎。聽周先生另一高足徐興無老師的學生講，他們從徐老師讀書，也以問答為主，雖比一般讀書會都緊張，卻每每視為求學歲月的絕大享受。

于近代學人，周先生尤其佩服陳寅恪。他曾比較近代“史學二陳”（陳垣、陳寅恪），以為一是程不識，一是李廣。“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周先生帶學生，我無緣親見，于今揣想，當亦如李廣將兵。

教師周勛初，我想，這是周先生眾多身份里最重要的一個，也是他最愛的一個。

八

周先生指導學生的經驗，有兩本書做了很好的敘說。一是弟子余歷雄記錄的《師門問學錄》，另外一部則是《治學經驗談》。《師門問學錄》早已行銷海外，十年間印行四五個版本，足見影響之大。而《治學經驗談》，則我更加偏愛。我每常以為《師門問學錄》初意在私相授受，是傳授博士論文起承轉合的專業指南；而《治學經驗談》方是有意開壇講法，是人生甘苦與學術經驗交織的生命之書。

猶記得《治學經驗談》初版不久，張伯偉老師即組織讀書會討論，討論結果發表在《古典文學知識》上。“識量淹通、金針度人”，這是張老師對《治學經驗談》的總評，也道出了這本書的真價值。

我想，當代中國文史專業的青年，倘以學術為職業，有兩本書或勢必不能不讀。在歷史學方面，是嚴耕望的《治史三書》；在文學園地，則周先生的《治學經驗談》當仁不讓。

九

近來讀程千帆先生的《閑堂日記》，我常能見到周先生的身影。20 世紀八九十年代，周先生寫的不少論文，往往都要拿到程先生家，請他幫忙提意見。周先生自己也曾深情回憶，“每有疑難，總是向他請教”。同一機構中，這種親密的學術友誼，如今恐是不多見了。

周先生繼程先生而擔任江蘇省文史館館長，卻并不出于程先生的舉薦，而是江蘇省委組織部指派。不過，“千帆先生后來知道了這一消息，甚為高興……并指示今后工作要點”（周勛初：《深切懷念程千帆先生》）。學術情誼并未延伸出工作偏私，這又是兩位先生交往的一個細節。

程先生提出著名的“兩點論”，即“文獻學與文藝學相結合”的研究方法，是許多人所熟知的。周先生提倡“文獻學與綜合研究”，則認為“一個高水平的研究工作者，應該具有多方面的能力，因為一篇高水平的研究論文，常是包容著鑒賞、考證、理論闡發等內容”。他又說：“在歷史上，無論是一種風尚、一個流派、一部著作的形成、發展和變化，都是紛糅交錯地呈現出來的，后人當然可以分別從文、史、哲等不同角度進行探討，但若能作綜合的研究，也就可以理解得更全面、更深入。”

在文獻學方面，程先生與弟子徐有富教授合作有《校讎廣義》，而周先生則有《唐語林校正》等享譽學林的文獻整理成果。倘粗略比較兩先生的治學理路，大概程先生更常從文藝學探究，而周先生由文獻出發申說得多一些。

程先生留給后世的照片，滿面風霜，飽經滄桑。他那充滿憂患的面孔，總使人想起吳宓對他的評價——“行道救世，保存國粹。”有這樣的使命及不服輸的湘人骨鯁，程先生受的委屈必然是要多一些的。周先生呢？外在的形象是身材偉岸，目光炯炯，天然具有一種瀟灑的風采。倘以唐詩“雙子星”類比兩公，則程先生仿佛杜甫，而周先生好比李白。

程先生的名文《一個醒的和八個醉的 ——讀杜甫〈飲中八仙歌〉札記》說杜甫是一個“清醒的現實主義者”。他愛這樣的杜甫，他又何嘗不是這樣清醒的現實主義者。周先生的名作《詩仙李白之謎》《李白評傳》總致力于寫出一個奇特的李白，而終于認為，“李白是唐代詩人復古的健將，杜甫是革命的先鋒”。這一觀點，卻是申說恩師胡小石先生的觀點。

程毅中先生曾概括周先生的學術是東南學術的現代一脈，是“新樸學”。我以為頗中肯綮。如以外語而論，在程先生處，是必修的，而周先生似并不那么措意。

我愛讀程先生的《唐代進士行卷與文學》《古詩考索》，卻每以為自己的研究路數（如果有的話），更靠近周先生。

十

南大文學院資料室的書很多，我卻很少去，偶或前去翻檢，總能在書后的借閱單上遇到周先生的名字。譬如20 世紀50 年代出版的李長之《中國文學史略稿》，印象深刻的借閱人依次有王氣中、郭維森、周勛初、張宏生等。后來翻閱1979 年版《魏源集》，也赫然見到那一年周勛初和李開的借閱記錄。還有一回翻閱《曾昭燏日記》，內頁也鈐有“周勛初贈”四字朱文印。

我把在閱覽室發現的閱讀記錄告訴他，周先生笑笑，沒說什么。倒是周先生的妻子祁杰先生補充說，當年周先生讀書真的相當認真。

在病床上，周先生也還讀書。我曾撞見一次，他倚靠在高高的枕頭上，手里捧著一冊《中華文史論叢》。《中華文史論叢》時常刊載唐代方面文章，周先生或許正看這方面的論文吧。依稀記得，周先生與《中華文史論叢》感情深厚。60 年代，他在該刊發文，所獲稿費300 多元，足稱巨款。

周先生愛書，也愛惜文章。晚年他所發的文章，即便刊在《江蘇文史研究》這樣的內刊，也鄭重簽名，并轉交弟子們看看。印象中，我曾幫著把這份刊物投到莫礪鋒、徐興無、程章燦等老師的信箱。

讀書人周勛初，我以為這是大家容易忘記的周先生的本色。

十一

我至今完好地保存著祁杰先生交代我為周先生辦事的紙條，箋紙上每一件事都寫得清清楚楚。大略包括：到鼓樓校醫院416 找孫醫生開藥，杜密克，每日三次，需93 袋。南京腦科醫院取發票，報銷。在該院內科掛號，開復方草珊瑚含片。祁先生做事的細致，于此可見一斑。記得有一回，得知我打車往返，祁先生還執意塞給我100 元，以補車費。

2021 年8 月3 日，我讀《師門問學錄》，看到徐雁平老師從前采訪周勛初先生一文，文中周先生提及其父周廷槐為光華大學國文系畢業。于是，我便利用全國報刊索引數據庫檢索，得周廷槐先生1937 年畢業照以及1936 年國文比賽一等獎照片。我把照片截圖下來，發給祁先生。她說這兩張照片家里也沒有，對我表示感謝。

離開南京后，我詢及周先生近況，也都通過祁先生的微信。我想，周先生的高壽和學術事業的輝煌，祁先生功不可沒。

我為周先生送藥，原是小小門生的義務。而委托我辦事的劉重喜書記就贈我一冊《霏霏寒雨濕征衣——一本八十年前的紀念冊》，那是胡小石兒子胡令德珍藏的留言冊，里頭有于右任、羅家倫、徐悲鴻等先生的字畫，前有周勛初先生所作序文一篇。這是南大“兩古”專業老師的古道，我在離開南京后，愈加懷念。

記得新版《周勛初文集》面世不久，我就收到第一批五冊，分別是《擷英集》《師門問學錄》《韓非子札記》《詩仙李白之謎》《九歌新考》，那是周先生特意委托武秀成老師轉交的。周先生記性很好，誰幫他做點什么事情，哪怕微不足道，他總會給予適當的回報。遙想他從前主編《宋人軼事匯編》，請了南大幾位博士幫忙校對，末了，也每人贈予一冊《師門問學錄》。

讀《閑堂日記》，我印象很深的是，1998 年12月10 日程先生住院，除家人照料外，12 月12 日至12 月24 日，是莫礪鋒、程章燦、張宏生、張伯偉、鞏本棟、陳書錄等弟子輪班值夜。2023 年初，周先生遭罹新冠，南大“兩古”專業的青年教師又復輪流陪護。我聽到這個消息，對南大“兩古”的大家庭有了更深的理解。

十二

周先生長我近一甲子，2018 年我始有幸面見，那年他八十九歲，我三十一。

周先生曾問我的研究方向，我說是關于清朝的文獻與文學，尤其在嘉慶、道光兩朝。他說，研究還是要解決實際問題。知我喜談明清近事，周先生又說，先秦《孟子》《莊子》《韓非子》三部書應當熟悉。

我聽周先生的談話，仿佛回到長沙，聽鐘叔河先生對我耳提面命。猶記得2019 年，鐘先生對我說：“你我都是聰明人，但學問無邊無際，光聰明是不夠的。”我不以為自己聰明，卻對老人家的鼓勵和鞭策有了更切膚的體會。他們是我的良師，是我仰望的老成典型。

周先生曾贈我一冊《治學經驗談》，扉頁上題了幾行字：“育飛賢棣留念。勛初。一〇二〇年十二月十七日。”那時他的手已有些顫抖，我也沒有請他更正年份。我想把這個小小的錯誤細節，永遠印在腦海。

后來，聽說周先生曾向人問起我為何沒有留在南大工作。我聽后十分感動。記得鐘叔河先生從前對我說，你畢業后回長沙工作也很好，我也多了一個說話的人。我想周先生大概也把我當作一個可與談話的人吧。

有一回，我掏出手機，和周先生分享棲霞山的紅葉。祁先生在旁說，等明年周先生身體好一些，就乘車去棲霞山看看。那是2020 年冬天的事情了。

在《此情永憶》一文中，周先生說羅宗強先生“對自然界的美景，總是盡情享受，即使體能有所透支也在所不惜”。在周先生自己，對自然的美景、對人間的美好，又何嘗不是盡情感受并深深熱愛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