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在當下文壇，“批評”的用法逐漸被“評論”替代，消除了可能由“顧名思義”產生的價值判斷色彩。不管這種替代是意味著文學生態意義上的平和或犬儒，還是呈現了更為學理化、客觀化的知識生產，“批評”的本義正面臨著被消解的危險。而“新媒體”的概念自20世紀70年代由美國學者提出后，經過半個世紀的發展，到今天已經成為一個不言自明的概念，誰都無法否認當代中國已經進入“新媒體時代”多時，也無法否認各個學科——尤其是人文學科——在這一時代必須接受的挑戰。面臨內涵消解危機的“批評”在這樣的時代格外引人注目，這和“批評”本身的傳統、內涵及內在結構有關，更因為“批評”關涉著當下社會人們的精神、情緒難題的即時呈現。然而，“批評”的傳統與當下嬗變并非僅僅是時代環境變化的簡單表達，其中蘊涵著現實認知與文學觀念的古今博弈，也包含作為一切起點與終點的“人”對自我、他人、世界的抗爭與妥協。

一

批評：從“中間物”走向“媒介”

關于“批評”最經典的論著當然可以追溯到亞里士多德的《詩學》，“詩學”這一命名似乎已經在字面意義上定義了“批評”的學科與知識屬性?，F代以降，關于“批評”的討論愈發顯現出時代癥候。艾布拉姆斯在其影響卓著的《文學術語詞典》中總結道：“批評，或更具體地稱之為文學批評，是研究有關界定、分類、分析、解釋和評價文學作品的一個總的術語?！保?）這當然是一本詞典應有的客觀立場，而另一批評理論大師弗萊則認為“文學批評的對象是一種藝術，批評本身顯然也是一種藝術”（2）。相比于艾布拉姆斯認為的“批評不是一門自然科學，甚至連心理科學也算不上，這是我們在今天仍然必須正視的現實結論。任何出色的美學理論都是從事實出發，并以事實告終，因而在方法上都是經驗主義的”（3），弗萊則堅持維護“批評”的內在質地，“在文學批評中，可能也正是一種科學要素，使批評一方面有別于寄生在文學之中的東西，另一方面又與強加于它的態度區別開來”，“批評是一種思想和知識的結構，這種結構本身有權利存在，而且不依附于它所討論的藝術，具有一定程度的獨立性”（4）。艾布拉姆斯更多堅持文學批評的經驗性、主觀性，弗萊則更傾向于強調文學批評的科學性、客觀性。二人之間其實并無本質分歧，因為“文學批評”作為一種學術層面的鑒賞、評價、提問、建構，本身就不應被單一論之，“批評”不僅需要搭建文學作品與社會、理論、事件、知識之間的橋梁，同時需要充當文學作品、作者、讀者之間的中介，這就使得“文學批評”在某種意義上成為相對小眾——或者說乏味——的學術研究中最具活力的部分，作為“中間物”溝通了作者、作品、讀者，以及當下世界，也在擔負重要的時代責任，“向熟悉的文本提出當代問題，來重新激發它們的活力，如是澄清文本，深化它們的神秘內涵”（5）。

當然，這依然是對于相對傳統、理想的“文學批評”而言，20世紀中期以后，隨著全球范圍內“文化研究”的興起和資本主義的發展成熟，“批評”的對象也逐漸擴大至更為寬泛的文化現象、意識形態、性別話題、區域爭議等。從伯明翰大學的“當代文化研究中心”成立始，“文化研究”就以發達資本主義時代的大眾文化、底層日常生活為關切中心，某種意義上說，以馬克思主義理論為指導思想的“文化研究”在興起之初就將被束之高閣的“文學/文化”平民化、普及化，作為“中間物”的“批評”也由此擔負更多的社會責任，在“澄清文本”“激發活力”之外，也需要以更為曉暢的方式接近普通大眾。這當然不意味著關于批評的實踐由此成為一種人人皆可操練的技藝——正如“五四”時期所提倡的白話文運動，依然是文人知識分子之間的辯論博弈——“中間物”連接作品與讀者、現象與問題，卻并不承諾連接愉悅與解脫、路徑與答案。于是，當媒介技術發展到一定程度，當依托數字、衛星、互聯網技術的新媒體時代真正降臨，曾經在學術上、理論上被深入討論的“大眾文化”的主體有了發聲的場域，以及發聲的正義，鑒賞、評論、提問等方式人人得而用之。這一方面使得“批評”呈現眾聲喧嘩的喜人之狀，另一方面也使得學科意義上的“批評”邊界動蕩、搖搖欲墜。新媒體時代的來臨是否意味著具有一定科學性的“批評”即將或者已經開始陷入自我解構的旋渦？

事實上，關于這一問題，弗萊在《批評的解剖》中已經以先見之明做出過討論。他以學者的嚴謹定義了“大眾批評家”：“面向大眾的批評家之任務，便是舉些例子來說明具有審美情趣的人是如何應用和評價文學的，從而告訴人們文學又如何為社會所吸收?！薄八麄儚氖碌墓ぷ鞑⒉皇且婚T科學，而僅是另一類文學藝術。他們從實效出發研究文學，從中攫取一些自己的觀感，卻并不試圖去創造或進入一種理論體系?！薄按蟊娕u家，也即強加于批評界的態度的代言人，往往是草率、隨意地利用一下這類材料，事實上，他們對待學者經常像哈姆雷特之對待掘墓人那樣，凡從墓坑中拋出來的東西他都視而不見，唯獨撿起個古怪的骷髏，才借題大大議論一番?！保?）弗萊的情感色彩十分鮮明，他并不認為“大眾批評家”所做的工作屬于他定義的學科意義上的“批評”，以此類推，當下新媒體環境中對文學、藝術、影視劇作品的“短平快”的評論大多屬于這一類。如果以弗萊的標準為標準，便可以在最大限度上維護傳統文學批評的學術尊嚴，以一種決絕的姿態將其他類型統統“排除在外”，簡單、便捷且有效。然而，在全面發展的新媒體時代，這無異于一種粗暴的“掩耳盜鈴”。

正如弗萊本人所認可的，“批評能夠講話，而所有藝術都是啞巴”（7）?！芭u”在其誕生之初便具有“媒介”的作用，麥克盧漢早就以“媒介即信息”“媒介是人的延伸”等論斷提醒我們，“媒介”絕非無關緊要的形式中介，而是決定著信息的清晰度和結構方式，也在影響人的感知結構（8）。所謂“大眾批評家”其實正是新媒體時代不可忽視的“批評”與“媒介”的結合，這種結合與其說是“+”，不如說是“×”，是批評者將時代審美、觀念、問題、邏輯，乃至精神內核向大眾的主動傳達。雖然“不能把藝術的價值與大眾對它的反應程度粗率地等同起來”（9），但所有藝術的價值也都是從大眾的反應中不斷刪選和沉淀得來的，新的批評實踐在初生和發展階段也總難免流于淺顯，卻是文學與時代相觸碰發出的真實的聲音。忽視大眾批評、新媒體，或者單純地以學院派的高傲姿態將新興的批評類型置之門外，不僅有違時代潮流，也不符合“文學批評”作為一門學科的內在發展規律?！懊浇?、載體與渠道的變化，從口語到文字、印刷術，再到電子技術對語詞處理的不同方式嬗變，不僅影響了語言藝術樣式的演變，決定了形象塑造、情節結構、抒情風格與審美趣味的方式，甚至改變了人自身。如果要將文學視為有意義的交流，文學史就不能不直面文學生產、流通、消費中對于過去文學遺產的翻新和當下文學現場的建構。”（10）作為“有意義的交流”中的重要部分，新媒體時代的“批評”除了內容闡釋上的中介性，也應當在文學生產、文學接受的意義上生發自身的“媒介價值”。

因此，真正值得警惕的，恰恰是被束之學院的“批評”無法完成自己的“中間物”職能，無法實現真正有效的與時代和大眾的互動，這帶來的必然結果是弗萊意義上的“學者”愈發脫離群眾、無人問津，那么問題便在于，在全新的媒介時代，“批評”應該往何處變？改變后的“批評”的內容與形式是傳統的丟失，還是新的生命力的生長？我們又該如何“批評”這種“批評”？

二

新媒體時代：批評降格？

即便處于爭議之中，理智的做法仍然是以細致的目光深入考察新媒體時代的文學批評。正如在傳統的文學批評中，“做法是從文本的敘述、語言修辭，尤其是隱喻和象征，人物的行為與命運，去揭示其中所折射的文學史變異走向和社會歷史意味。這就是要討論小說文本的內隱與外化，這也是立足于文學的根本上，即文學是關乎字詞語言和敘述的藝術”（11）。新媒體時代的文學批評，依然立足于語言的修辭與敘述，同時關切媒介環境與傳播機制。

我們不妨從一個并不新鮮的案例談起。2022年7月25日，B站視頻《回村三天，二舅治好了我的精神內耗》（后文簡稱《二舅》）突然刷屏各大網站、社交平臺，引發熱烈討論。截至視頻發布4天后的7月29日，《二舅》在B站的播放量已達3000萬次，多個相關詞條沖上各平臺熱搜，話題內容累計閱讀次數超9億。幾個月后，該視頻也獲得了2022年B站“年度最佳作品”。這組簡單的統計數據看似平淡，卻是新媒體時代無數媒體從業者經營數年都難以企及的流量目標。短短11分鐘的視頻講述了殘疾人“我二舅”的人生故事，關涉鄉村、貧困、底層、醫療事故、領養、殘疾、倫理、養老等諸多敏感話題，一天之內觸發大眾多條神經。爭議和討論主要集中于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對二舅及以二舅為代表的底層勞動人民的高度贊揚，認為他表現了中國人民吃苦耐勞、勤勞勇敢的傳統品質，彈幕“敬二舅”刷屏；二是對視頻真實性的質疑，不少人認為“Up主”（網絡音視頻上傳者）杜撰視頻內容吸引眼球，吃“人血饅頭”，有違媒體倫理，“打假斗士”方舟子也加入戰局；三是對“Up主”消費苦難、褒揚苦難傾向的指責，認為“Up主”價值觀偏狹，缺乏現代反思精神。吊詭的是，在日新月異的新媒體時代，在最愛高喊“人心不古”的互聯網環境中，一旦涉及社會公共爭議，大眾普遍“批評”的依然是具有人文主義色彩的傳統話題。

事實上，“二舅”這一形象在廣大農村地區并不罕見，從趙樹理、柳青、路遙、莫言等作家的作品中，我們便可以梳理出這類農村“能人”的文學史脈絡，但如何“講述”類似的故事則顯示出了創作者敘事水平的差異。視頻的創作者“衣戈猜想”（本名唐浩）本是一位高中歷史老師，后來在培訓機構任職多年，近年專職從事自媒體工作，《二舅》是他精心策劃、寫稿、編排、拍攝、剪輯后完成的，文案曉暢自然，語調詼諧，金句迭出，分鏡、運鏡、特寫等也頗具電影感，展現出一個專業媒體人的素養。參與《二舅》話題爭議與討論的網友實際上也充當了弗萊所定義的“大眾批評家”，他們和唐浩一起，使得《二舅》成為接受美學意義上的“作品”而非“文本”。當然，有意思的地方不僅在于“大眾批評”的喧囂，還在于作者時隔近兩個月后發布的回應視頻。

唐浩在熱度基本完全消散的2022年9月20日，發布長達39分36秒的視頻正面此前所有爭議，而該視頻的封面標題為“二舅的互聯網奇幻漂流”。視頻以“二舅”從無到有制作一匹木頭玩具馬的過程為主要畫面，文案部分則以視頻爆火之后“二舅”的網絡評價變化為線索：從“受村里人敬重的瘸老頭”到“受村外人敬重的瘸老頭”，再到“死了很多次”“成了菩薩”“苦厄本身”，再到“中國醫學界的標本”“中國最尊貴的病人”，甚至“金融詐騙犯”“中國階層鑒定神器”“打假對象”。唐浩繼續風趣幽默的語言表達，以解構式的敘述話語嘲諷了事件中的荒謬和笑料，更提出了有價值的問題與反思，由此完成了對于《二舅》的“批評之批評”。這又一作品，以邏輯化的梳理呈現了新媒體時代偶然卻典型的熱搜事件，包含了作者對于大眾心理、媒介環境、傳播機制的熟稔認知，不卑不亢，有理有據，堪稱“媒介批評”之典范。

然而，即便是典范，《二舅》也只是短暫占據熱搜，作者本人的回應視頻熱度已經驟降，“二舅”也成為一個“歷史名詞”，成為如本文一樣乏味的論文討論的對象。與之可以形成參照的，是視頻號“木魚水心”于新媒體環境中的“常勝”?！澳爵~水心”不僅連續多年位列“B站百大Up主”，且已經達成B站超千萬粉絲“Up主”目標（全站僅6位），集均播放量365萬左右。視頻號以動畫片段賞析起家，后發展出多種類別視頻，但仍以影視劇賞析為主，這類偏“傳統文藝”的賬號能夠在B站這一新媒體網站取得如此成績實屬難得?！澳爵~水心”不僅設有世界經典電影、知名導演專題，也囊括了如《編輯部的故事》《士兵突擊》等具有年代感的中國電視劇作品，新近開設的專欄“星空讀書會”則涉足各領域重要書籍賞析?！澳爵~水心”視頻時間長（基本都超過20分鐘，重要專題集均超40分鐘），內容信息量極大。視頻通常詳細講述影視劇或書籍的主要內容，契合時下觀眾無暇細讀文本卻需要了解劇情的需求，同時加入諸多學術性評論，有系統、專業的既往研究的文獻綜述，也有諸多具有個人風格的創新論點，甚至會加入對專有名詞、理論的科普。視頻節奏舒緩，娓娓道來，配音、配樂和片段剪輯呈現難得的閑適美學。觀眾可以借視頻下飯，也可以一邊播放視頻一邊做家務、做運動，但視頻提供的知識含量、學術思路、解讀視角、新穎觀點又是極豐富的?！澳爵~水心”是新媒體時代的“傳統文藝批評”，在媒介性、知識性兩條道路上都做到了近乎極致的呈現。如《水滸傳》系列視頻不僅對讀原著、不同年代和版本的電視劇，同時加入相當篇幅的原著講解、歷史背景、時代接受、比較研究等，合計50期，每期長達1小時，更新周期1年多，文字稿已然可以整理為多篇專業論文。當然，這種“過高質量”（overqualified）的視頻需要花費大量時間、人力、物力，也使得“木魚水心”有相當長一段時間陷入生存危機。

《二舅》和“木魚水心”無疑都是“文學批評”在新媒體時代的重要實踐，它們接受了時代的挑戰，也抓住了媒介變革的契機，在偶然和必然的規律下獲得巨大流量，展現了“批評”與“媒介”的適配：把握時代的敏感神經，討論大眾的內心關切；以便捷有效的方式滿足普通觀眾的文藝需求，以“不惜代價”的方式完成對文藝創作的堅守。我們都無法預知這樣的新媒體時代會持續多久，“木魚水心”的關注者也許會在某一天忘記打開最新的視頻，正如現在已幾乎無人問津《二舅》，但這并不意味著今天的流量和關注就沒有意義，它們的“起”與“落”正是“批評”ד媒介”的具象顯現，容納著真正意義上的市場/受眾的即時反饋。

根據麥克盧漢定義的“熱媒介”，當下的社交平臺、網站、APP等新媒體都在一步步形塑受眾的思維方式與觀念意識，甚至影響了公眾的社會參與，以及人的能動性發展?！懊浇椤睆膩聿皇菃渭兊男问奖旧?。換句話說，這些“新媒介批評”并非“批評”的降格，而恰恰是替“批評”走出逼仄的研究領域，去考察正在發生劇變的廣大的思維與實踐空間，而這些劇變，或早或晚，終將反噬其起源與內核。那么，在媒介全面變化的當下時代，“批評”該如何在起源與內核的意義上面對新的定義與使命？又該如何尋找到存在、發展的可持續性？

三

逃離“議程設置”：無問西東

關于媒介變化與文學的關系問題，本雅明也曾有過精彩的論述。在《講故事的人——論尼古拉·列斯克夫》中，本雅明借對與陀思妥耶夫斯基同時代的作家列斯克夫作品的討論指出“講故事”的“工藝”的日漸消亡。在本雅明看來，列斯克夫是優秀的“講故事的人”，因為他的作品里浸潤著“口口相傳的經驗”，這種經驗“是所有講故事者都從中汲取靈思的源泉”，這種經驗也會隨著故事的一遍遍被講述和講述中，與聽眾形成的松弛、自然的互動氛圍而不斷增強、繁殖，構成“講故事”這一技藝的內在積累。故事與講故事的人在這種狀態下所呈現的，正是本雅明多次論述過的“靈暈”（aura）。本雅明也清醒地認識到，隨著印刷、傳播等現代媒介技術的發展，這種傳統技藝的靈暈正在走向暗淡。長篇小說、新聞消息等體裁的出現讓本雅明深感焦慮，他遺憾于小說家的“離群索居”“對人亦無以教誨”，遺憾于新聞消息的“被解釋得通體清澈”“欠缺豐滿與充實”。本雅明并非保守主義者，他理解這種狀況的出現來源于新媒介環境之下作者無法再做到講述故事過程中手、眼、心的協調，聽眾也無法再沉溺于輕松自由的精神狀態，但他依然認可小說“把不可言詮和交流之事推向極致”“顯示了生命深刻的困惑”，也承認“人們最喜聞樂見的不是來自遠方的報道，而是使人了解近鄰情況的消息”（12）。作為深諳“資產階級世紀”的哲學家、批評家，本雅明以懷念“柏林童年”的情感眷戀著“講故事”的技藝，但他同時明白機械復制時代的不可阻擋，更明白在這樣的時代進行文學書寫的內在價值。本雅明對“進步”的批判本身包含著對時代的擁抱，或者說，本雅明對“靈暈”消逝的慨嘆包含著對新的技藝，以及新的對技藝的批評方式的召喚。

本雅明由是闡釋了獨具特色的“歷史的天使”，闡釋了何為“救贖”，以及容納了歷史與救贖的“寓言”。那個“背對著未來”看著歷史廢墟的天使也始終在前進，以非線性、碎片化的方式造就的“寓言”也依然是以書寫為中介，這是本雅明這一歷史唯物主義者對媒介環境變化所做出的最為積極的應對。張旭東曾指出：“本雅明的文化史研究和認識論批判，無論其具體課題和方法如何變化，總是同重建技術時代的‘史詩性智慧’，為批判的歷史意識找到觀念和風格的形式這個目標息息相關。本雅明的‘自然史’概念，就是這種努力的表現……是一種批判意識的時空框架，它在自然的進程中看到人的因素，也在技術、社會、文化的進程中看到自然的因素。它是人與其環境之間的辯證法，是過去在現在之中富于教益的存在，也是現在對過去的充滿記憶的承諾。在此，主體和客體互相包容、互相占有，而非彼此排斥。歷史作為‘人化的自然’，而自然作為‘自在的歷史’，都在對方的存在中看到了自己的‘合目的性’（purposesiveness）?！保?3）張旭東對多義的本雅明的闡釋切中肯綮，本雅明提供了技術時代“觀念和風格的形式”存在的功能與意義，更提供了這些形式生長的時空邏輯。通俗地說，本雅明在對傳統與經典進行維護的前提下，更以批評家的身份燭照了對觀念與風格呈現方式的天人合一、與時俱進。在本雅明的觀念中，以進化論為基礎的進步觀并不值得贊賞，真正重要的，是人與環境的互動和諧、彼此成就。

由是觀之，當我們驚恐于環境變化帶給文學的挑戰并在糾結是否要進行概念的區分定義時，也不過是在回溯古老的話題?！抖恕泛汀澳爵~水心”的處境也正契合本雅明的遠見：在“自然史”的框架中呈現人與環境的辯證法。“靈暈”或許不再，但在現代性的歷史進程中，它們的作者也正如那“背對著未來”的天使，即便滿眼廢墟，卻也是在“倒退著前進”。在新的媒介環境中，這種前進也并非對進化論的信仰，而恰恰是一種主客體之間的互動、包容，乃至矛盾、統一。這也就使得我們在對待新的媒介環境中生發的“文學/文藝/文化批評”時，也無法以褒貶單一論之。青年學者李靜在討論技術時代的文學創作與傳播等相關話題時，就曾表達過這種憂慮：“我一方面可以看到在資本—技術—平臺的塑造下，更能適配當代生活方式、直擊情緒痛點的文化產品不斷被制造出來，某種程度上也激發了文化傳統的活力。比如以《西游記》為例，近期的‘打工西游’（將取經視為‘項目管理’，‘打工人’自我代入）、暗黑西游/權謀西游等各種類型的‘重述’與改編，無不激活了當代人與文學傳統之間的關聯。但另一方面，我們與經典文學之間并非親密無間，而是被‘中介’了諸多權力，我們所感受到的‘娛樂性’‘自由感’往往是經不起推敲的，許多議程（‘風向’‘痛點’）是被設定好的?！保?4）李靜顯然是極其敏銳的，感受到了新媒體時代文化產品與公眾情緒的對標，也察覺了背后的“替公眾發聲”的權力與中介。

這種感受其實并非偶然或杞人憂天，其背后是在傳播學中被廣泛提及的“議程設置”理論。該理論起源于20世紀60年代的美國總統大選，學者們通過調查發現，選民在猶豫投票給誰的情況下，更容易受到媒體報道的影響?；蛘哒f，公眾對外部世界的認知大多來自新聞媒體的塑造，從報道的對象、角度、頻率、深度、偏好，公眾逐漸生活于新聞媒體塑造的“擬態環境”中，不自覺地跟隨媒體的議程走。這在某種程度上類似于我們今天的“熱搜榜”，我們總是關注“大眾”關注的內容，在“新”“熱”“爆”的標簽中游走，并相信自己正在“主動”選擇自己關注的內容。然而，這些標簽背后，登上榜單的內容也始終受控于一種技術數據模型，受控于一套有意識形態思想指導的操作流程。學者伯納德·科恩便認為：“在多數時間，報界在告訴它的讀者該怎樣想時可能并不成功；但它在告訴它的讀者該想些什么時，卻是驚人地成功?！保?5）用李靜舉的例子來說，媒體——更確切地說新媒體時代的批評產品——對《西游記》的“再創作”“設置”了公眾的關注內容與關注焦點，如國產動畫片《中國奇譚·小妖怪的夏天》、舞臺喜劇《喜人奇妙夜·八十一難》，以及近日風靡全網的游戲《黑神話：悟空》等，都在以一種新型的“媒介批評”向大眾傳達“議程”，或關注打工人心態，或關注人性暗黑，或體察卑微者處境……公眾以為尋找到了互聯網“嘴替”，殊不知心聲被替代的“需求”與“內容”都是由以不同方式、路徑對之進行報道的媒體一步步完成的設置。

當我們試圖繼承本雅明的遺產，試圖在自然史的框架中批判性地看待人與自然的互動，也必須直面技術環境變化帶來的更多議題，“議程設置”只是其中一個部分，這或許也可以回答我們在第二部分提出的問題：因為這種“議程設置”的存在，過了“設置期”的那些問題、情緒就會被實時更新的、更為“當代”的熱點問題所淹沒?！抖恕泛汀澳爵~水心”如是，那些沒有進入文學史、社會史，以及人類史的作品、問題、進程亦如是。如果新媒體時代的“批評”有使命，那最基礎的使命應該是對“議程設置”的逃離，是解構“設置”背后的力量，是關心“議程”背后深層次、結構性的話題，是實現“人化的自然”于“自在的歷史”中的前進。

當然，當我們繼續辨析被寫就的歷史，被降格的與被設置的，何嘗不是新媒體時代的環境提供給我們的又一種“自然”？即便無法再以傳統意義上的“靈暈”定義作品和批評，誰又能否認“靈暈”的內涵也會隨著時間流逝而改變？或者說，即便是短暫的紓解壓力、提供心靈困境的脫離路徑，新媒體環境下的“批評”何嘗不是在創造一種具有“當代性”的“靈暈”？更值得思考的問題恰恰在于，新媒體時代對“（傳統）批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在這短暫的當代靈暈之中被設置或束縛的“人”的意志與能動性，能否在“變格”的——如果不是降格——“批評”之中尋找到時代與自然交互中的縫隙，實現真正的價值突圍？本雅明所見的“倒退著前進”的天使，以悲憫之心施以救贖，又何曾在意過新舊、冷熱與西東？

結 語

不論在什么時代討論“批評”，其實都很難得出確定性的結論?！芭u理論中有許多涉及事實的論述因為只是部分地與理論的總體視角有關，因而受到這種理論視角的制約。從嚴格的科學意義上說，這些論述不是‘真實的’，也就是說，并非持任何觀點的人都會認為它們正確。因此，我們不能像在各門精密科學中那樣，指望在批評中也求得某種根本上的一致。任何這種企望最后都注定要使人失望?！保?6）這種無法定義，以及不確定性或許才是“批評”，乃至“文學”最為動人之處。然而，這也并不意味著我們陷入歷史和現實的虛無主義之中，我們依然在追求給予“批評”以知識性、理論性、系統性、客觀性的學科地位，同時不忽視“批評”誕生之初的“中間物”屬性，時刻提醒所有相信“批評”具有活力的研究者關注其所跟隨的媒介環境的變化。這種變化或許構成挑戰，但更多應是豐富與新變。這當然也并不是過程與結果誰更有價值的陳舊討論，而是關乎個體與媒介在歷史中的“勢能”變化，關注這些變化留給時代、語言、文字、人心的痕跡。如果“文學是人學”是永恒的真理，那么“批評”應該是人類學、歷史學、社會學、政治學、經濟學，是關于“人”的存在與發展的學科，更是關于“人與人”的交往、觀看、不解、容忍、共處的學科。

身處時刻處于變化之中的新媒體時代，我們都不知道這樣的時代是最好的時代還是最壞的時代，但我們知道，最好的和最壞的時代都有光影和斑駁，最好的時代和最壞的時代都需要背對著未來的天使，需要天使疏闊的目光。廢墟中的人們掙扎求存，卻得見天使正“倒退著前進”，那么，“批評”——關于既往文本的溫故、關于當代問題的提出、關于歷史與現實活力的激發——便有了活力與意義。

注釋：

（1）〔美〕M.H.艾布拉姆斯、杰弗里·高爾特·哈珀姆：《文學術語詞典》（中英對照），第135頁，吳松江等編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

（2）（4）〔加拿大〕諾思羅普·弗萊：《批評的解剖》，第4、10、6頁,陳慧、袁憲軍、吳偉仁譯，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6。

（3）（16）〔美〕M.H.艾布拉姆斯：《鏡與燈：浪漫主義文論及批評傳統》，第3、3頁，酈稚牛、張照進、童慶生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

（5）《紐約書評》對希利斯·米勒的《小說與重復》的評價，見〔美〕J.希利斯·米勒：《小說與重復——七部英國小說》，封底頁，王宏圖譯，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

（6）（7）（8）（9）〔加拿大〕諾思羅普·弗萊：《批評的解剖》，第11、15、6、5頁，陳慧、袁憲軍、吳偉仁譯，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6。

（10）劉大先：《當代性與媒介融合時代的文學史寫作》，《江淮論壇》2020年第3期。

（11）陳曉明：《小說的內與外》，第1-2頁，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23。

（12）見〔德〕漢娜·阿倫特編：《啟迪：本雅明文選》，第96-101頁，張旭東、王斑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8。

（13）張旭東：《從“資產階級世紀”中蘇醒》，〔德〕漢娜·阿倫特編：《啟迪：本雅明文選》，第9頁，張旭東、王斑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8。

（14）李靜：《跨媒介轉化：技術時代的文學作品的生產傳播》，微信公眾號“文學新批評”2024年8月21日。

（15）Bernard Cohen，The Press and Foreign Policy ，Princeton:University of Princeton Press, 1963，p.13。轉引自郭鎮之：《關于大眾傳播的議程設置功能》，《國際新聞界》1997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