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甲午戰爭的失敗，宣告了洋務運動在中國的破產。表現在教育改革方面，“資產階級改良派則用民權、平等的理論，抨擊封建教育的等級觀念與不平等現象。資產階級革命派則進一步把政治革命作為推進傳統文化教育變革的先決條件”。[1]面對日益高漲的變革要求和挽救瀕臨崩潰的命運，晚清政府不得不在教育方面做出改革：頒布新式學制、廢除科舉、宣布教育宗旨以及大量興辦新式學校，并因此“直接導致了近代教育的產生，并實現了由中國古代的教育思想向近代教育理論的過渡”。 [2]

清末學制不僅僅改變了傳統科舉教育的形式，更是在教學內容與教學方式方面發生了系統性、全面性的革新。反映到文學方面，它為中國文學的古今演變培養了全新的讀者，提供了充分的思想與理論準備，并直接催生出五四新文學的發生。

一、新式教育與新式學生的大量涌現

1901年，光緒皇帝迫于各方面的壓力宣布實施教育新政。該年8月，清政府頒布《興學詔書》，規定各地書院一律改為學堂。1904年1月，由張百熙、張之洞和榮慶編制的《奏定學堂章程》（俗稱“癸卯學制”）正式公布實行，這個學制主要參照日本學制修訂而成。第一段為初等教育，分蒙養院4年、初小5年、高小4年；第二段為中等教育，不分級，共5年；第三段為高等教育，分高等學堂或大學預科3年、分科大學堂3—4年，最后是通儒院5年。此外，還有與之相并列的實業學堂和師范學堂。這是一個從蒙養院到大學的完整體系，也是清政府以法令形式公布的第一個新式學制，它終結了我國源遠流長的官學、私學、書院等辦學形式，是中國教育史上的一個嶄新開端。

1905年8月，清政府發布“立?？婆e，以廣學?！钡闹I令，自隋朝開始至此已有一千三百余年的科舉制度正式壽終正寢?！熬胖萆鷼馐扬L雷，萬馬齊喑究可哀！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才?！盵3]在鴉片戰爭前后，就對空疏、無用的八股取士制度進行抨擊的龔自珍等先賢的理想終于得以實現。在這道諭令之前，上海、天津等沿海大城市就曾星星點點誕生過一些新式學校，比如1895年出現在天津的北洋大學堂和1896年成立于上海的南洋公學等，但規模和數量都較為有限?？婆e制度正式宣告結束以后，從沿海到內地、從城市到鄉村，新式學校如雨后春筍迅猛涌現，一場轟轟烈烈的大辦學校運動以從未有過的速度在我國古老的大地上展開。根據陳景磐的《中國近代教育史》中的材料統計，1907年也是我國全國學校數和學生人數有正式統計的元年，學校數37888所，學生數1024988人；1912年，學校數87272所，學生數2933387人；1916年，學校數121119所，學生數3974454人。短短十年時間，學校數和學生數就增加了三、四倍之多。而在1919年，亦即五四新文學運動爆發的這一年，總計學生數達到了5700000人。[4]而根據宋薦戈的《中華近世通鑒·教育專卷》中的另一份統計，1923年4月，中華教育改進社運用一年時間所得出的數字是：當時全國學生總數為6819486人（其中大學和專門學校學生34880人，中等學校學生182804人，職業學校學生20469人，高等小學校學生615378人，國民學校學生5965957人），各類學校總數為178972所（其中大中專125所，師范275所，師范講習所110所，中學校547所，甲種實業學校164所，乙種實業學校439所，高小10236所，國民學校69076所。此外還有各類培訓學校98000所）。[5]不管是1919年全國學生總數的570萬人，還是1923年的681萬余人，都十分強烈地揭示出這樣一個事實：1905年科舉制度廢除以后，新式學校風起云涌，學生和學校的數量均呈現幾何級數的快速增長。

正如商品的需求決定著商品的產量一樣，當一個迅速擴大著的、具有一定的文學欣賞能力的讀者群體大量涌現時，必然會帶來文學的興盛與繁榮。清中葉前后，中國每年參加科舉制度考試中最低一級的童試生員數量大約為60萬人，前期是53萬左右，后期是64萬左右，而當時全國的總人口是4億4千萬上下。[6]從這一統計人數，大致可以推測出當時進過私塾、接受過教育的知識分子數量，而這個數量從根本上來說，其實也就是當時社會上讀者群體的大體人數。它與五四時期的新式學校學生數量相差十倍之多！——學生數量僅統計在校生人數，更多的是已畢業的新式讀者；而參加科舉考試的生員則沒有年齡的限制。葉圣陶曾經這樣說過：“科舉時代每一個青年在書房里讀書作文，無非為著裝進材料，預備應試題目。一朝應付得法，考試中式，就是讀書的成功。”[7]進學讀書，或者請塾師到家指導，都無非是為了科舉這條路。《儒林外史》中的范進，除了一次又一次地參加科舉考試，其實別無他途。這是科舉制度的性質所決定的。然而，當科舉制度廢除、新式學校產生、大量知識分子涌現時，整個文學生產領域的生態與土壤就必然會出現翻天覆地的變化了。1917年2月，陳獨秀在《文學革命論》中振聾發聵地宣稱：“文學革命之氣運，醞釀已非一日。……旗上大書特書吾革命軍三大主義：曰推翻雕琢的阿諛的貴族文學，建設平易的抒情的國民文學；曰推到陳腐的鋪張的古典文學，建設新鮮的立誠的寫實文學；曰推到迂晦的艱澀的山林文學，建設明了的通俗的社會文學。”[8]貴族文學、古典文學和山林文學，從根本上說，是科舉制度的必然反映。當讀書、識字只能是少數知識分子的專利時，當這些少數知識分子中的極少數又成為高高在上的特權階層時，他們的文學肯定是貴族的、古典的與山林的。因此，當科舉制度廢除、新式讀者大量涌現時，國民文學、寫實文學和社會文學，便必然成為社會的要求與時代的選擇。1912年，辛亥革命的主要健將黃興在面對蓬勃發展的湖南新式教育時，發出如此感慨：“回憶兄弟初出湖南時，公立、私立之學校尚不過數處。此次歸來，公私學校至一百三十余所之多。而革命中之有功者猶復求學不倦，足見湖南教育界之進步。……造成民國者為教育，建設民國者亦為教育。不受教育，于個人尚難自立，況一國乎！”[9]在黃興看來，“造成民國者”是教育，“建設民國者”也是教育，這是他親眼所見的現實。

飛速發展的新式學校以及由此培養出的數以百萬計的學生，正是中國文學由古典向現代轉型的力量與基礎，也是五四新文學繁榮與興旺的重要原因。這其中最直接、最表面的特征，便是文學作品出版數量的陡然增加，以及文學社團和刊物的大量興起。羅家倫在1919年發表的一篇名為《今日中國之小說界》的文章中指出：“中國近年來小說界，似乎異常發達。報紙上的廣告，墻壁上的招貼，無處不是新出小說的名稱?！盵10]文學，是文字的藝術，與是否接受過基本的教育直接相關。當社會上突然增加十倍于以往的具有文學欣賞能力的讀者時，他們自然會構成廣泛的文學接受群體。據統計，從清政府成立到1897年，全國共出版通俗小說275種，[11]而在1898年到1911年這短短14年中，就出版小說1145種。[12]這種情況到了五四時期更為突出。張靜廬在《中國現代出版史料》中說：“自新文化運動后，出版界出書的數量大增，就中以翻譯東、西洋文學的書為最多，幾乎出版界沒有一家不出幾本文學書?！盵13]這種增加梯度，幾乎與新式學校學生數量的增加幅度相同。

在文學社團和期刊方面，情況也如出一轍。由于清王朝長期采取禁止文人結社的高壓政策，在整個清代文學中鮮見文學社團和同人刊物，只是到了晚清末年，才略見松弛。1907年，葉圣陶進入公立小學，不久考入蘇州草橋中學，在學校中，外國文學引起了他強烈的閱讀興趣，同時他也神往于外國作家的文人結社活動，于是與幾位志同道合的同學一起組織了一個詩會——放社。這是一個較早的新式學校學生組織文學社團的例子。至五四時期，這種文人社團在全國各地普遍出現，蔚為大觀。文學史家王哲甫說：“新文學運動勃興以來，國內研究學術的會社團體如同雨后春筍勃興起來，只就文學的會社團體而言，也是數不勝數。試舉其重要的，如文學研究會，創造社，少年中國學會，未名社，語絲社，文學周報社，晨報副刊社，藝林社，上海戲劇社，摩登劇社，南國社，新月社，中國文藝社……或研究，或創作，或翻譯，或討論，都有良好的成績?！盵14]而根據茅盾的統計，在1922年到1925年這三四年間，組織成立的文學團體和刊物就有一百余個。[15]這種繁盛的文學局面是以往任何時候都無法比擬的。1926年，著名作家郁達夫在論述五四新文學運動產生的原因時，就曾將科舉制度的廢除和新式教育的涌現作為一個特別重要的方面：“現代教育的普及，和一般求智欲的亢進，也是促成小說發達的一個原因。受了教育的人，和吸上鴉片煙的人一樣，閑空下來，沒有書讀，是很難受的?！盵16]盡管這個比喻不甚恰當，但是，他對新式教育與新式學生群體的大量出現在五四新文學發生過程中作用的認識，倒是準確與真實的。

二、現代思維與文體的解放

廢科舉、興學校帶給五四文學深遠影響的，還有新鮮、立誠的現代思維和文體的解放。

古代科舉考試往往以策論為主，即從“四書五經”中選取某一話語，要求考生由此闡述論證，到明清時期，更是發展成為一種僵化的八股文。這種死記硬背的教學方式和束縛考生獨立思維的取士標準，極大地壓抑了學生的想像力和積極性，根本培養不出學生的興趣和愛好。包天笑曾經這樣記述自己入塾讀書的經過：“認識一千字后，陳先生便給我讀了一本《三字經》……讀完后，先生便給我讀一本《詩品》……讀完《詩品》后，先生說可以誦讀長短句了，便教我讀一本《孝經》。……讀完《孝經》就讀四書了。照例讀四書的順序，先讀《大學》，次讀《中庸》，然后讀《論語》與《孟子》?！盵17]對于一個天性活潑的少年來說，整天囫圇吞棗的背誦，只會讓學生視讀書為畏途。魯迅曾將這枯糙乏味的場景在《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中詳細地記錄了下來：“先生讀書入神的時候，于我們是很相宜的。有幾個便用紙糊的盔甲套在指甲上做戲。我是畫畫兒，用一種叫作‘荊川紙’的，蒙在小說的繡像上一個個描下來，像習字時候的影寫一樣。讀的書多起來，畫的畫也多起來；書沒有讀成，畫的成績卻不少了……”[18]塾師在上面搖頭晃腦地讀書，下面的學生卻在做著小動作，這樣的“景象”簡直就是對科舉教育的諷刺。至于應試文訓練，同樣也限制著學生的創造力。葉圣陶回憶：“我八九歲的時候在書房里‘開筆’，教師出的題目是《登高自卑說》；他提示道：‘這應當說到為學方面去?！乙浪愿?，寫了八十多字，末了說：‘登高尚爾，而況于學乎？’就在‘爾’字‘乎’字旁邊博得了兩個雙圈。登高自卑本沒有什么說的，偏要你說；單說登高自卑不行，你一定要說到為學方面去才合適：這就是八股的精神。”[19] 八股是一種固定的格式，它極大地妨礙了文體的發展，而所有的別出心裁、自我發揮，則都會在科舉考試這場競爭中敗下陣來。這幾乎是無解的怪圈，在晚清開始的新式教育面前土崩瓦解了。

新式教育與科舉考試無關，它的國文教育再也不與國家選拔人才直接掛鉤。這就使我國長期僵化、呆板的文體，終于迎來了一次徹底解放、自由的契機。冰心曾經這樣回憶她學習《國文教科書》時的情景：“啟蒙的第一本書，就是商務印書館出版的線裝的《國文教科書》第一冊。我在學認‘天地日月，山水土木’這幾個偉大而筆劃簡單的字的同時，還認得了‘商務印書館’這五個很重要的字。我從《國文教科書》的第一冊，一直讀了下去，每一冊每一課，都有中外歷史人物故事，還有與國事、家事、天下事有關的課文，我覺得每天讀著，都在增長著學問與知識?！盵20]這套全名為《最新初等小學國文教科書》由蔣維喬等編寫，蔡元培、張元濟、高鳳謙校對，是上海商務印書館為適應新式學校的開辦而專門準備的初等小學國文教材，共10冊，1904年出版。它選擇以淺近文言刪削傳統文章，或者編寫富有趣味的短文，并附以精美圖畫。比如第二冊共60篇課文，前10篇的名稱如下：一、學堂；二、筆；三、荷；四、孔融；五、孝子；六、曉日；七、衣服；八、蜻蜓；九、采菱歌；十、燈花……最后一篇是“放假歌”。內容包括禮儀、常識、典故、識物、孝道等方面，生動活潑、輕松有趣，相較于以往科舉制度下的死記硬背和艱深的古奧文言，自然能夠受到開蒙時期少年兒童的喜歡。

茅盾的情況也與冰心相似。他小學時期的國文課本是當時被人們稱為“洋書”的《速通虛字法》和《論說入門》。他回憶：“這兩本書都有圖畫，尤其是《速通虛字法》的插圖大大使我愛好。我現在回想起來，覺得《速通虛字法》的編者和畫者，實在是了不起的兒童心理學家；它的例句都能形象化并且有鮮明的色彩。例如用‘虎猛于馬’這一句來說明‘于’字的一種用法，同時那插圖就是一只咆哮的老虎和一匹正在逃避的馬；又如解釋‘更’字用‘此山高，彼山更高’這么一句，插圖便是兩座山頭，一高一低，中間有兩人在那里指手畫腳，仰頭贊嘆。”他感慨道：“《速通虛字法》幫助我造句，也幫助我能夠讀淺近的文言，更引起了我對于圖畫的興味?！盵21]進入中學后，茅盾的國文教育仍然趣味盎然。在湖州中學時，教國文的楊老師是“以《莊子》作為最好的古文來教我們的。他說，莊子的文章如龍在云中，有時見首，有時忽現全身，夭矯變化，不可猜度”。[22]這在以“四書五經”為正統的科舉時代是無法想像的。另外一位代國文課的錢老師更是鼓勵自由發揮：“輪到兩星期一次的作文課了。錢老先生來到我們班上。他不出題目，只叫我們就自己喜歡做的事，或想做的事，或喜歡做怎樣的人，寫一篇作文。”[23]從科舉教育時從古典經書中摘取一些難以理解的章句讓學生痛苦地發揮，到倡導學生寫“自己喜歡做的事，或想做的事，或喜歡做怎樣的人”，無疑，國文教育變得有趣了，也愈來愈受歡迎了。

著名畫家豐子愷曾經這樣深情地記述他的國文老師夏丐尊教授時的情景：“他教國文的時候正是‘五四’將近。我們做慣了‘太王留別父老書’，‘黃花主人致無腸公子書’之類的文題之后，他突然叫我們做一篇‘自述’。而且說，不準說空話，要老實寫。有一位同學，寫他父親客死他鄉，他‘星夜匐伏奔喪’。夏先生苦笑著問他：‘你那天晚上真個是在地上爬去的？’引得大家發笑……”[24]摒棄八股做法，講究真情實感，反對掉書袋，是當時一代學人在科舉制度廢除后在新式學校得到的培育與訓練。在學校時，他們感到新鮮、愉悅、快樂，而當他們走出校園，或在校園中進行文學創作的實踐時，這種培育與訓練就直接轉化為他們文學創作的特點與風格。這是五四時期文體解放的一個內在的重要原因。

茅盾在一篇綜合性觀察五四時期文學創作特點的文章中，曾經這樣概括：“這些短篇創作，當然是現代青年心力的結晶，良心的呼聲。他們那對于舊習慣的反抗的精神，對于新理想的追慕，以及寶愛自己剎那時的感想，努力要創造的誠意，我雖然不能從字面一一熱烈地感到，卻也從字縫里隱隱的猜想的覺著了。”[25]“創造的誠意”是這一代青年作家的追求目標。他們不再無病呻吟，也不作思古之幽情，更不愿意按照八股文的套路來表達情感。他們在啟蒙時代接受的就是新式教育，當他們長大成人創作起文學作品時，自然而然地與腐朽的科舉文學劃出了界限。作家蘇雪林的感覺是：“我們拋棄了之乎者也，學做白話文。我們也把紅樓水滸做圣經寶典來研究，我們又竭力閱讀西洋名著，易卜生的戲劇，安徒生的童話，斯徳林堡、庫普林、托爾斯泰、杜斯妥益夫斯基等人的小說，對我們都是很大的誘惑?！盵26]科舉廢除以后的新式學校是一片開放的天空，中外文學的營養澆灌著古國少年的文學心田。他們沐浴著歐風美雨，迎接著八面來風。他們是一代文學新潮的開創者。

陳獨秀在《文學革命論》中曾經直指科舉文學的弊端：“所謂桐城派者，八家與八股之混合體也。所謂駢體文者，思綺堂與隨園之四六也。所謂西江派者，山谷之偶像也。求夫目無古人，赤裸裸的抒情寫世，所謂代表時代之文豪者，不獨全國無其人，而且舉世無此想?！盵27]這是科舉制度時代的病根，是一個漫長時代的特定印跡。而當科舉制度廢除、新式學校創辦之后，茲生“桐城謬種、選學妖孽”的土壤便不復存在了。郭沫若對此大聲地宣告：“近代的文藝在自然的桎梏中已經窒死了。二十世紀是文藝再生的時代；是文藝再解放的時代；是文藝從自然解放的時代……”[28]因應著晚清新式學校的廣泛普及，“國文”教育從以前僵化的科舉制式中徹底解脫了出來，腐朽的八股文逐漸演化出敘事、說理、抒情等文體樣式，朱自清、冰心、郁達夫、周作人、廬隱、俞平伯、葉圣陶等一大批現代作家呈現出從未有過的生動、活潑氣象?，F代思維的產生、五四文體的解放與表現內容上“創造的誠意”，與晚清開始的新式教育密不可分。

三“科學”與“民主”思想的準備

晚清開始的新式教育熱潮，還是五四新文化運動中“科學”與“民主”思想的重要準備與有力鋪墊。

1903年，清政府在《奏定學堂章程》中首次提出興辦新式學校的宗旨：“至于立學宗旨，無論何種學堂，均以忠孝為本，以中國經史之學為基。俾學生心術壹歸于純正，而后以西學渝其知識，練其藝能，務期他日成材，各適實用，以仰副國家造就通才、慎防流弊之意?！盵29]“忠孝”本為中華優秀傳統，以此為宗旨并無特別的政治涵義；這里特別需要注意的是將“中國經史之學”與“西學”并舉，顯示出當時興辦新式學校時的開放態度和務實姿態，是順應時代潮流的進步行為。1906年，清政府成立中央教育行政機關的“學部”，將教育宗旨擬定為“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實”十字方針。相對于前者，這次明顯具有濃郁的封建色彩。不過，晚清時期的社會，王綱解紐，政權的威力已然式微。作為民辦的商務印書館，它所出版發行的《最新國文教科書》就占有全國超過百分之六十的份額。同時，主要由民間人士創辦的教育學術團體也具有相當大的影響力。比如，1902年4月在上海成立的中國教育會，由蔡元培任會長，章太炎、蔣維喬等人為骨干。他們不僅經常進行教育研究，而且還開展廣泛的教育實踐，在當時有相當大的影響。在上海，他們開辦了具有進修補習學校性質的通學所，分理化、代數、幾何、外文、博物等科，培養了不少學員。因此，在新式學校和通學所等機構中，科學和民主是其主流，“忠君”“尊孔”等內容并沒有得到真正的落實。比如1907年，十一歲的茅盾進入當時新辦的浙江嘉興烏鎮植材高等小學，接觸到的多是英文和現代科學技術課程?！拔疫M植材后，才知道教的課程已經不是原來中西學堂的英文、國文兩門，而是增加了算學（代數、幾何）、物理、化學、音樂、圖畫、體操等六七門課，又知道教英文和教新增加的課程的，都是中西學堂的高材生，畢業后由學校保送到上海進了什么速成班，一年后回來做我們的老師的?！盵30]這是一個全面向西方學習借鑒的時代，數、理、化等現代科學技術學科，迅速在一個江南小鎮的高小課堂中引進。至于國文課，也具有了自由、民主的內容。根據現在所見茅盾在1908年下半年至1909年上半年使用的兩冊《文課》中的材料，[31]可以發現此時國文課程中的作文內容已經有了巨大的變化。除了以前常用的《漢武帝殺鉤弋夫人論》《吳蜀論》《漢明帝好佛論》《宋太祖杯酒釋兵權論》等史論之外，增加了許多現實生活的作文題目，如《學部定章學生畢業以學期為限……》《學堂衛生策》《青鎮茶室因捐罷市平議》《選舉投票放假紀念》等。尤其是《青鎮茶室因捐罷市平議》《選舉投票放假紀念》等篇，在當時清王朝的專制政體下，教師公然讓學生在作文中討論如此敏感的政治議題，實屬不易。因而，有學者指出：“‘選舉投票’這樣的舉措，在傳統的士大夫看來，自然是大逆不道，無父無君。然而，就是這樣的一些話題，竟然也在新式學堂獲得了議論的空間，這對學生既有的文化心理結構的重構作用自然是不可小覷的?！盵32]

向世界打開窗戶。數學、物理、化學、天文、地理等自然科學的學習，可以使學生認識宇宙的起源，從鬼神迷信的黑暗中掙脫出來。而外文的教授，則使他們能夠接觸到西方的文化典籍和文學作品，了解到現代政治制度和自由民主的觀念。這是中國社會由古典向現代轉型的一個重要原因。除了茅盾之外，郭沫若、冰心、朱自清等人也都留下了他們在新式學校的深刻記憶。郭沫若說：“科舉廢了，各地興設學校。我們那偏僻的鄉鎮也有了蒙學堂的設立”，“關于新學一方面的，如數學、物理、化學之類，因為教者本身都還不十分精通，怎么也引不起興趣。——不僅引不起，反而養成了我不喜歡這些課程的傾向?！瓫]有東西可學，只是讀些課外的東西。林紓譯的小說，梁任公的論說文字，接觸得比較多”。[33]由于在內地鄉鎮，新式的課目與數學格致之類，沒有合格的師資，教學不得法，不能引起學生的興趣，不過，在新式學校中，林紓的翻譯小說卻獲得了郭沫若的極大熱情。他如饑似渴地閱讀著西方的翻譯文學，發現了一個與中國傳統古典文學迥然不同的精彩世界。冰心的情況與郭沫若有些類似，她從小在家接受中國傳統文學的熏染，大量閱讀了《論語》《孟子》《三國演義》《聊齋志異》等經典書籍。女子學堂開設后，她考入福州女子師范學校預科，在接受西方自然科學之余，閱讀興趣轉到了西洋翻譯小說。林紓翻譯的《黑奴吁天錄》《巴黎茶花女遺事》等作品極大地激發出冰心對外國文學的熱情，她這樣自述《巴黎茶花女遺事》對她的引導作用：它是“以后竭力搜求‘林譯小說’的開始，也可以說是我追求閱讀西方文學作品的開始”。[34]由中國古典文學進入西方文學，這是冰心文學接受的路徑，也是一個傳統文人向現代作家轉變的標志。朱自清，原名朱自華，他的父親對其教育極其嚴格：“朱小坡對兒女教育甚嚴，一到揚州唯恐自華學業荒疏，即把他送到私塾接受傳統的教育，讀經籍、古文和詩詞。不久，就讓他進入初等小學……”隔了幾年，朱自清進入高等小學?！澳抢镉幸粋€姓黃的先生和陳春臺先生，他們教授英文十分得法，大大誘發了他學習外語的興趣”。[35]從對傳統典籍的博聞強識，到對外語濃厚的興趣，朱自清的眼界打開了，已不是一個傳統、保守的知識分子了。巴金在《家》中曾有一段描寫青年人覺慧在課堂上接受西方文化時的心理與情景：“他走過覺新的窗下，看見明亮的燈光，聽見溫和的人聲，他覺得好像是從另一個世界里逃回來了一樣。他忽然記起了前幾天法國教員鄧孟德在講堂上說的話：‘法國青年在你們這樣的年紀是不懂得悲哀的。’然而他，一個中國青年，在這樣輕的年紀就已經被悲哀壓倒了。”[36]這是無數青年學子在接受了新式學校教育以后的真實鏡像。外面的世界原來如此精彩，外面的科學原來已經如此發達，外面的年輕人原來是如此生活的，種種激蕩，刺激了原來一直生活在封閉、愚昧、專制社會中的莘莘學子。要科學、要民主、要自由、要公平，種種現代性的訴求，是當年廢除科舉、興辦新式學校的清政府萬萬沒有想到的。

1919年1月，五四新文化運動主帥之一的陳獨秀，在《本志罪案之答辯書》中鮮明地高舉起兩面旗幟：“要擁護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孔教、禮法、貞節、舊倫理、舊政治。要擁護那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舊藝術、舊宗教。要擁護德先生又要擁護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國粹和舊文學?！彼舐曅妫骸拔覀儸F在認定只有這兩位先生，可以救中國政治上、道德上、學術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為擁護這兩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壓迫，社會的攻擊笑罵，就是斷頭流血，都不推辭。”[37]這種斬釘截鐵的聲音，這種不容懷疑的語氣，這種勇往直前的精神，其實，都是建基于廣泛的社會基礎之上的。如果沒有了自晚清開始的新式學校的普及，沒有了數學、物理、化學、天文、地理等自然學科的教育，沒有了大量西方文化與文學作品中人文思想的哺育，沒有了規模龐大的新式學生隊伍，“德先生”（民主）與“賽先生”（科學）的口號，就不可能受到整個社會普遍的歡迎與擁護，簡言之，五四新文學運動也就不可能迅速地取得成功。

孫中山談到從專制思想到共和思想轉變的復雜過程時，曾經這樣形象地說道：“現在人民每謂共和不如專制，不知共和之結果，須在十年以后。譬如生子雖好，返哺必在二十年以后，若產下數月，即望食報可乎？”[38]晚清新式教育的效果亦當作如斯觀。1905年前后，迫于各界有識之士的壓力，當然更是出于維持搖搖欲墜的統治愿望，清政府被迫作出了廢除科舉、興辦新式教育的舉措。在這“二十年以后”的1919年前后，新興的、進步的、發展的積極力量不斷積聚，終于在五四運動時期迎來了一場翻天覆地的文學革命。清末學制的變革，在中國文學發展史上的推動作用，值得認真總結與研究。

注釋：

[1]朱永新：《中華教育思想研究》，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345頁。

[2]朱永新：《中華教育思想研究》，第345頁。

[3] [清]龔自珍：《己亥雜詩》，《龔自珍全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125頁。

[4]陳景磐：《中國近代教育史》，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年，第271頁。

[5]宋薦戈：《中華近世通鑒·教育專卷》，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2000年，第164-165頁。

[6]李鐵：《中國文官制度》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89年，第148頁。

[7]劉國正編：《葉圣陶語文教育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35頁。

[8]陳獨秀：《文學革命論》，《新青年》第2卷第6號，1917年2月1日。

[9]毛注青編著：《黃興年譜長編》，北京：中華書局，1991年，第356頁。

[10]志希（羅家倫）：《今日中國之小說界》，《新潮》第1卷第1號，1919年1月。

[11]孫楷第：《中國通俗小說書目》，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5年，第132頁。

[12]此數據根據阿英《晚清戲曲小說目》（上海：上海文藝聯合出版社，1954年）統計。

[13]張靜廬輯注：《中國現代出版史料》丁編，北京：中華書局，1957年，第387頁。

[14]王哲甫：《中國新文學運動史》，上海：上海書店，1986年，第54頁。

[15]茅盾：《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一集》，上海：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1935年，第5頁。

[16]郁達夫：《小說論》，嚴家炎編：《二十世紀中國小說理論資料》第2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第420頁。

[17]包天笑：《釧影樓回憶錄》，香港：大華出版社，1971年，第7-8頁。

[18]《魯迅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年，第282頁。

[19]劉國正編：《葉圣陶語文教育文集》第3卷，第374頁。

[20]卓如編：《冰心全集》第8卷，福州：海峽文藝出版社，1994年，第51頁。

[21]《茅盾專集》第1卷（上），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86頁。

[22]茅盾：《我走過的道路》（上），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第71頁。

[23]茅盾：《我走過的道路》（上），第77頁。

[24]豐子愷：《豐子愷文集》第6卷，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1992年，第157頁。

[25]嚴家炎編：《二十世紀中國小說理論資料》第2卷，第21頁。

[26]蘇雪林：《蘇雪林文集》第2卷，合肥：安徽文藝出版社，1996年，第65頁。

[27]陳獨秀：《文學革命論》，《新青年》第2卷第6號，1917年2月1日。

[28]郭沫若：《自然與藝術——對于表現派的共感》，《創造周報》16號，1923年8月。

[29]舒新城編：《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上冊，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年，第197頁。

[30]茅盾：《我走過的道路》（上），第66-67頁。

[31]《茅盾專集》第一卷（上），第328-330頁。

[32]李宗剛：《民國教育體制與中國現代文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21年，第186頁。

[33]郭沫若：《郭沫若全集》第12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2年，第8-12頁。

[34]卓如編：《冰心全集》第7卷，第15頁。

[35]陳孝全：《朱自清傳》，北京：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1991年，第3-4頁。

[36]《巴金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6年，第305-306頁。

[37]陳獨秀：《本志罪案之答辯書》，《新青年》第6卷第1號，1919年1月。

[38]《孫中山全集》第2卷，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第34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