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架上有本書，叫做《不可言說的言說》[1]。我承認本評題目的確定受該書啟發而得，不完全屬穿鑿附會。從表象上看，《在彌勒》中的“他”——師大電影學院正在考察公示擬提拔為院長的副院長——“知道自己沒有辦法講出這一切，他永遠不會講出來。就算他們槍斃了他，他也不會透露半個字”，即“不可言說”。人物不可言說，但作者必須得言說（否則作者便不成其為作者），也就是人物把言說的責任推卸給了作者。小說的寫作進程，即作者的言說過程。必須得言說，但怎么言說是作者的權利。作者把懸念留在小說即將收尾處，把一直捂著的蓋子打開了。喜設置懸念是駱平小說的特色之一，閱讀過程便是探秘過程。任誰讀罷《在彌勒》，都難免有這樣的感慨：哦，原來如此，非“換妻”，非“聚眾淫亂”，只是一巴掌而已。在贊嘆作者高妙寫作手法的同時，或許你還會為一度掠過你腦際的“齷齪”想法而羞慚吧。

前述本評套用“不可言說的言說”為題“不完全屬穿鑿附會”，除了前段提及的表層因素外，更在于荒誕敘事掩蓋下的經驗真實、象征真實和本質真實。H·奧特如此表述什么是不可說的，“（1）它顯然是真實的，而不是某種人們盡可以置之不理的非真實的，因為它與人相關。（2）它顯然是被經驗到的，因為在人們之間產生了對不可說的經驗交流。（3）它始終是特殊的，因為在人們之間對他們在象征上所體驗的經驗交流始終是一種特殊的交流，與象征的內涵相適應”[2]。下面，我結合以H·奧特概括的“不可說的”三方面特征對小說文本進行解析。

小說的核心意象是一記耳光，是“二嫂”甩給“他”的。她僅是“妻子”的閨蜜，是“他”和“妻子”這個兩口之家的局外人，與“他”并無直接沖突，但這記耳光卻具有內在的邏輯性與可信的關聯性。“他”和“妻子”、“二哥”和“二嫂”在家庭中的地位恰成鏡像，“他”和“二嫂”是強勢主導的一方，“妻子”和“二哥”則處于從屬的被動地位，這里不存在強強聯合的可能性，而唯有女性間的相惜相憐。小說中早有交代，“因為男人們的緣故，妻子跟二嫂連帶地也成了閨蜜，縱然她們是完全不同類型的兩種女性。”況且，這記耳光不是天外來物，而是以多年來“二嫂”在“二哥”醉酒之時賜予其無數記的“響亮的耳光”為鋪襯的。這仍只是表象，凡事都有起因，否則“二嫂”對“二哥”不滿，未必以扇耳光的方式待之。“這念頭的始作俑者，并不是二嫂，是妻子”，“她受夠了他這種占據道德制高點的、拯救者的嘴臉”，“她想打他”，“在十多年前就萌生了這樣的想法”，只可惜“妻子”只是思想上的巨人、行動上的矮子，擁有的武器只有“語言”和“咬牙切齒”。鑒于她和“二嫂”屬意氣相投、無話不談的閨蜜，這便是耳光的緣起，她由此成為“二嫂”的“精神導師”，“二哥是那個倒霉的實驗者”。既然“二哥”受得了“二嫂”多年來在其醉酒之時賜予其“響亮的耳光”，同樣處于醉酒之時的“他”為啥就受不得？“二嫂”五年前甩出的這記耳光，既隱含對多年來“妻子”賜予其懲罰“二哥”的獨門絕技的感激之情，更是為“妻子”替天行道，作為對“他”因不拋棄不會生育的“妻子”而以其救世主和拯救者自居的必要懲戒。由此，“二嫂”甩“他”耳光的舉動雖看似不可理喻，卻具有本質上的真實性，這記耳光打醒了一向處于優勢道德地位的“夢中人”即是明證：“他是頭一回意識到，這世間不止有淡淡金色的彌勒，費穆的灰調小城，原來也是一種真實的存在”。

“不可說的”第二個特征是“被經驗到的，因為在人們之間產生了對不可說的經驗交流”，對此，小說里有生動形象的描述。“妻子”與“二嫂”成為“共謀”，前者提供想法，后者付諸實踐，再一起“欣賞著二嫂動手的視頻”，“二嫂打過一次，就像是做了一回高端醫美，能夠神清氣爽、氣血暢通好一陣子。妻子羨慕二嫂的果決”，等等。這些只是“那記耳光”之前的事，“妻子”還只是旁觀者，打與被打，都是別人家里發生的事，與己無關，唯有羨煞。及至“二嫂朝著酗酒熟睡的他，狠狠地扇了一個耳光。她用手機拍了一個小視頻，發給妻子，妻子居然做成了動態圖”，“視頻像是高貴傲慢的上帝視角，他在里面看起來像是一灘爛泥”，此時的“妻子”才成為真正的參與者、局中人，因為借助他人之手，她終于把“想象中的巴掌”送到了可憎男人的臉上，快哉快哉，也難怪她覺得單純欣賞視頻遠遠不夠，于是還“居然做成了動態圖”。閨蜜之間的秘密，自然是不方便與外人道的，包括“那記耳光”的后文如何，是到此為止呢還是猶如長江之水連綿不絕。“那個饑餓的午后，他想問問妻子，那個夜晚之后，那記耳光還有沒有出現過”，他最終沒問，即便問了又如何，因為那是“不可說的”。

小說的結尾富于象征意涵。師大的紀檢人員A、K、E恐怕是永遠搞不清楚五年前在彌勒某個酒店的312房間里發生的事了，但“他”卻可以拿著“妻子”的身份證核對清楚身下的女人是誰。是“他”的妻子，錯不了，有她的身份證為證，有他和她的結婚證為證，有她的“沉默、馴服的模樣”為證，有他“沒有拋棄這個不能生育的女人”的良心為證，絕對錯不了。但也正是如此吊詭、駭人、充滿諷刺意味的場面，恰恰真實反映了他“強大”、“崇高”和自以為是的嘴臉掩飾下的偽善、虛無、外強中干的靈魂本性，正如H·奧特對“象征的內涵”之闡述，“我們在象征中感受到不可說的，我們通過象征獲得對不可說的真實的經驗”[3]。

《在彌勒》為作者“高校小說”系列又添新成員。作者身在高校，又始終以高校作為其小說創作的重要場域，關注著高校中形形色色的男男女女，尤其是女性。《在彌勒》的當下敘事是“他”接受師大紀檢部門的核查談話，在這個層面上“他”是主要人物，但究其實是通過“他”被核查帶出“妻子”的際遇和反抗——“妻子”借“二嫂”之手恩賜于“他”的一記耳光及可能的后續耳光，自然還有當下那封可能出自“妻子”之手的舉報信。“妻子”亦由此成功躋身作者塑造的系列中年女性知識分子形象之列。

注釋：

[1] 《不可言說的言說》，（瑞士）H·奧特著，林克、趙勇譯，三聯書店，1994年6月版。

[2] 見腳注1，第43頁。

[3] 見腳注1，第4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