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清越是美國越南裔作家，他在四歲時便跟隨父母從越南逃到美國，被迫淪為難民。在難民營度過一段時間后，阮清越兩度被美國白人家庭收養，全家最終定居加州圣何塞。2015年，他憑借長篇小說《同情者》在族裔文學創作中嶄露頭角，并不斷運用豐富的人生經歷及獨特的敘事能力進行新的文學創作，出版多部作品，其中包括《難民》《踐諾者》等，逐漸確立了在美國族裔文學作家中的地位。他的作品《雙面人：回憶錄、歷史、紀念碑》，“探索了歷史與記憶之間稀薄的邊界”，書中對作者生活的再現、身份困境的掙扎、越戰的重述及主流話語的反撥，讓我們聽到一位美國越南裔作家的聲音。

在《雙面人》一書中，阮清越以第二人稱的視角和口吻進行敘述，通過與自我對話，以倒帶的方式審視個人處境與時代背景，追溯與排解越戰時期一代人的創傷記憶。在創作這部回憶錄時，作者并未采用連貫的線性敘事，當他想要強調某種意圖時，會通過放大的字體或不規則的段落斷句實現。例如，通過大寫的“美國商標”，作者意在諷刺美國利用“美國夢”的塑造和好萊塢的營銷手段，占據主流話語權，持續輸出意識形態。

阮清越在《雙面人》中回憶了自身的成長經歷與家庭記憶，代際形象傳遞的背后是亞裔家庭的情感紐帶。作者像父親那樣打理自己的頭發，在母親去世后試穿她留下的灰色運動衫。書中那條通往圣何塞的記憶之路，也不時被戰爭的硝煙籠罩。種種跡象表明：他并沒有停止回溯創傷記憶、追尋身份認同的步伐。

阮清越四歲時就被迫離開父母，因此，他對創傷記憶的敘述尤為深刻，“與父母分離的痛苦，仿佛烙印在你的肩胛骨之間，這是一個你通常不會察覺的印記，除非你通過寫作的鏡子去審視自身”。阮清越還以幽默的方式調侃自己，在作家身份所帶來的困境中找到“微妙的平衡”：“作家的兩難境地是，既要足夠傷痕累累，才能成為一個好作家，又不能太過傷痕累累，把自己搞得一團糟。”當回憶起童年離開越南、遠渡重洋的逃難經歷時，他用寥寥數筆，輕描淡寫地回溯了這段深刻的經歷：“你記得一個好心人與你母親分享牛奶給你喝，或者你只是記得母親講過這個故事。也許那牛奶已經變質了。又或者，即便牛奶是新鮮的，你也會把它的味道與擁擠的船、驚恐的人們、一片你從前沒見過的海景聯系起來。”此后，作者對牛奶的恐懼與排斥深植于味蕾，他把這看作難民處境的后遺癥之一。書中阮清越將大量獨特的創傷記憶碎片拼接起來，通過平淡又真實的口吻，講述了他個人成長經歷中的多重苦難。

值得一提的是，在眾多創傷記憶碎片中，還夾雜著一部經典的越戰電影——《現代啟示錄》。它作為一塊美國主流話語強勢輸出的招牌，在阮清越的作品中被反復提及。這是一部好萊塢炮制的美國人的越戰電影，對這場戰爭的審視完全出于地道的美國視角。整部影片缺乏越南或越南裔的演員及角色份額，這被以瓦奧萊特為代表的美國人解釋為：越南人無法充分演繹自己的故事，他們必須被代表。對于阮清越而言，導演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以美國為中心構建的越戰敘事，以及越南人在這種“美國視角下的越戰”中的缺席，是他所無法容忍的。在美國的敘事話語體系里，美國是越戰的主體，它以拯救者的姿態出現，而越南人民被迫成為歷史的炮灰。因此，在文學創作中，阮清越致力于解構美國傳統的主體性敘事，挑戰美國歷史敘事的主流話語。他同時批判好萊塢電影擁護白人個人英雄主義，揭露了弱勢群體失語的處境，使難民形象不再處于隱形和失語的邊緣化狀態。

通過這部回憶錄，阮清越再次展現了自身復雜的心路歷程：既要面對美國主流話語體系，又要坦誠面對自我、直面美國少數族裔的處境。他是一名難民生活記錄者，擅長敘述時代背景下的個人苦難。在《雙面人》一書中，他清楚地界定自己所屬的群體，是難民而非移民，并在創作中有意區分移民敘事與難民敘事：移民具有主體性，他們選擇作為外籍人士來到新的國家生活；難民則是被迫流離失所者，恐懼的情緒和恐怖的氛圍塑造著他們，迫使他們學會在陌生的國度生存。

阮清越認為，難民危機、毒品戰爭、種族間暴力等問題的根源，均可追溯至長達五百年的殖民化進程。這一進程與資本主義的興起、歐洲現代性的發展緊密相連，并隨著歷史的演進逐漸波及美國。因此，《雙面人》采用非傳統的敘事形式，旨在通過“元敘事”的方式向讀者揭示：美國夢實質上是對移民殖民主義的一種委婉表達。可以看到，當今時代像阮清越一樣的美國少數族裔作家，通過解構、反叛和重塑主流話語，逐漸建構出屬于他們的主體性身份，正以更具影響力的話語擁抱世界。

（作者系中央民族大學外國語學院碩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