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四大譴責小說中，個人尤喜《老殘游記》，不足18萬字的篇幅（殘缺不全），比之動輒四十余萬字乃至百萬字上下的另三部小說，不啻為最精簡的一本。當然字數少只是一方面，更為重要的是，劉鶚非職業作家出身，而且一輩子也僅此半部小說，卻被公認為創作水平迥出同時代諸多作家，在四大譴責小說中亦屬成就突出。當年的劉鶚，是實打實的水利專家、數學家、收藏家和實業家，后以小說家名世，實屬無心插柳柳成蔭。

劉鶚寫這部小說純屬偶然：1903年，劉鶚有位密友落難逃往上海，此人生性耿介，挺要面子，不肯受人財貨資助。劉鶚一心幫其紓困解難，遂寫《老殘游記》，所得稿酬悉數饋贈。劉鶚雖忙，卻每晚寫上數頁，于次日一早謄錄后送去報刊連載。寫作過程中，不乏中斷、續寫的曲折過程。由于曾在不同報刊連載，未出單行本，部分稿件遺俟難尋，這便是前文所提“殘缺不全”的由來。

這是一部怎樣的小說呢？個人以為系借老殘之游歷為線索，通過小說中的人物（均有生活原型）如高紹殷、姚云松、劉仁甫、王子謹等，對晚清時局、政經、民生諸命題逆世斯吐，發為心聲。主人公“老殘”含“抱殘守缺”之意，是此時劉鶚事業受挫、悲鳴自況的心理折射。此稿充滿對社會人生的思考，文字力透紙背、異常老辣，而且語言獨特，令人耳目一新。胡適認為《老殘游記》“無論寫人寫景，作者都不肯用套語濫調，總想熔鑄新詞，作實地的描寫，在這一點上，這部書可算是前無古人了”。

基于此，每當我們評析《老殘游記》的內在經緯，便不能不略費些筆墨，與劉鶚的現實人生作一觀照。由于劉鶚的遭際太過跌宕，經歷太過豐富，不宜面面俱到地展開，本文只以“經世”“濟世”和“傳世”作為話題的切入點。

先談“經世”。劉鶚父親劉成忠與李鴻章同科進士，在河南為官數十年，主要干了一件事：治黃。劉鶚受其影響，科舉落第后始攻河工之術。1887年，鄭州、開封黃河決堤，各縣受災嚴重，雖經治理，仍一年不能合龍，清廷遂派廣東巡撫吳大澂前往救急。此時，31歲的劉鶚躍躍欲試，赴河南拜見吳大澂，提出“筑堤、束水、攻沙”之策，被吳大澂留置處理河務。劉鶚不僅能干，還勤于著述，寫了《勾股天元草》《弧角三術》《治河七說》《歷代黃河變遷圖考》等著作流布于世。中年劉鶚受洋務運動影響，熱衷于“實業救國”，所創辦的企業橫跨公用、礦業、筑路、煙草、肥料、食鹽、商埠、新聞、書局等行業，成為當年首屈一指的大實業家。雖然他有鳥瞰全局的眼光和一腔古厚的家國情懷，希圖通過辦實業“以養天下之困”，但由于攤子鋪得太開，布局還有些超前，在企業管理方面所用非人，更兼內外擠壓、不察大環境確然之變數，最終以失敗告終。

再說“濟世”。劉鶚一生濃墨重彩的一節，無疑是“京城賑災”。庚子年七月，八國聯軍攻陷北京，慈禧太后攜光緒帝倉皇出逃。京城一時糧米斷絕，餓殍滿地。劉鶚時在上海，但他心憂黎元，變賣家產湊銀五千兩、籌借七千兩呈送救濟部門。考慮到各國分兵駐防，運輸多有不便，劉鶚遂改穿洋裝，親率二十余人北上賑災。他用捐款購買大量糧米運抵京城，不發國難財，只按平價售賣，平抑了京城的米價……可誰曾想，他的善舉非但沒有得到褒獎，卻因所謂“私購、盜賣倉米”“壟斷礦利”等莫須有罪名遭捕。事件背后的操縱者，即曾與劉鶚共事而結下梁子的袁世凱。劉鶚一生積累，盡數充公，還被流放新疆。次年腦溢血突發，死于烏魯木齊戍所。

劉鶚作為商人，其行事風格或有乘時取便的一面，這里，我們不依于傳聞而擬其是非，但遭此構陷以至身死，不免令人瞠目。

倘對上述內容作一時間梳理，則不難發現其中的經緯：洋務運動發生在19世紀60年代至90年代，劉鶚經商由盛而衰也處此區間；劉鶚去京城賑災發生在1900年、1901年，1908年獲罪遭流放，而《老殘游記》寫于1903年至1906年，這便構成小說創作的大體背景。劉鶚雖非職業作家，但他波瀾壯闊的人生閱歷，非一般作家能望其項背，故其運意狀物、描摹世態均入木三分；加之創作思路較少羈絆，一下筆即帶有強烈的個性特征，正可謂出手不凡、“無意于佳乃佳”。

劉鶚本具淵博的才學，只是由于長期從事實業，才墨不暇研，筆不暇揮，并不代表他不具備一名優秀作家的潛質。魯迅評價《老殘游記》說：“歷記其言論聞見，敘景狀物，時有可觀。作者信仰，并見于內”；“揭發伏藏，顯其弊惡……嚴加糾彈”（《中國小說史略》）。個人以為，這部小說也是劉鶚“經世”“濟世”理想破滅后，感時悲世，于不經意間寫出的“傳世”之作，成為近代文學史令人驚鴻一瞥的傳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