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的雜文，多針對時人、時事、時聞。不論是家國大事、政治風云，還是文壇動向、市井言傳，也不管對象是當權政要、文壇名宿，還是普通民眾、尋常百姓，只要他聽說、看到、經歷的事令他感慨，他都會有感而發。他的雜文多譏諷、刺責，犀利直接，字字見血。至于文章的標題，有時精心而為，提綱文章主旨，比 如《“喪家的”“資本家的乏走狗”》；有時信筆寫來，表明是偶然成文，比如《偶成》。

1933年6月15日，魯迅作《偶成》一文，最初發表于1933年6月22日《申報·自由談》，署名葦索，后收入文集《準風月談》。

文章一開始，魯迅就說：“善于治國平天下的人物，真能隨處看出治國平天下的方法來，四川正有人以為長衣消耗布匹，派隊剪除；上海又有名公要來整頓茶館了，據說整頓之處，大略有三：一是注意衛生，二是制定時間，三是施行教育。”

關于文章起始的那句話“四川正有人以為長衣消耗布匹，派隊剪除”，據《魯迅全集》第五卷注釋介紹：派隊剪除長衣事，指當時四川軍閥楊森所謂“短衣運動”。《論語》半月刊第十八期（1933年6月1日）“古香齋”欄曾轉載“楊森治下營山縣長羅象翥禁穿長衫令”，其中說：“查自本軍接防以來，業經軍長通令戍區民眾，齊著短服在案……著自4月16日起，由公安局派隊，隨帶剪刀，于城廂內外逡巡，偶有玩視禁令，仍著長服者，立即執行剪衣，勿稍瞻徇。”

作《偶成》前兩天的1933年6月13日，魯迅曾作《諺語》一文，也提及四川營山的“剪衣”一事：“不料到得今年，卻又‘衣服蔽體已足，何必前拖后曳，消耗布匹……顧念時艱，后患何堪設想’起來，四川的營山縣長于是就令公安局派隊一一剪掉行人的長衣的下截。長衣原是累贅的東西，但以為不穿長衣，或剪去下截，即于‘時艱’有補，卻是一種特別的經濟學。”

作《偶成》四個月后的1933年10月19日，魯迅又作《“滑稽”例解》一文，再次提及四川營山的“剪衣”一事。魯迅對“楊森治下營山縣長羅象翥禁穿長衫令”顯然是反感的。不然，他不會在三篇文章里反復提及此事，不會一而再再而三地進行譏諷：“四川的營山縣長于是就令公安局派隊一一剪掉行人的長衣的下截”；“四川正有人以為長衣消耗布匹，派隊剪除”；“衣服蔽體已足，何必前拖后曳，消耗布匹”。

魯迅之所以反感營山縣長羅象翥的禁穿長衫令，或許是因為他將長衫視為傳統文化的表征，認為強行剪短民眾的長衫，是對傳統文化的戕害。除留學日本曾經身著西裝外，魯迅一生多穿長衫，長衫應該是魯迅最為青睞的服裝。在魯迅看來，硬生生將長衫剪短，剪掉的不只是一截衣衫，而是一種喜好，更是一種文化。雖然事發萬里之外的四川營山，但身在上海的魯迅感同身受，仿佛有人正拿著剪刀在窺視他的長衫，所以要奮起批駁，憤而譏諷。

還有可能是他認為強行剪短長衫是政府管了不該管的事，將手伸得太長、管得太寬、任性胡為。不知道魯迅是否提倡過“小政府、大社會”，也不知道魯迅是不是要“將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里”，但魯迅反對“上管天，下管地，中間管空氣，還要管老百姓放屁”的政府，則是肯定的。強行剪短長衫，仿佛強行刪改甚至禁止他的文章一樣，令他痛恨不已，必須鳴鼓而攻之。

但更有可能的是他認為強行剪短民眾的長衫，是對自由的妨礙與干涉。民眾本有穿衣的自由，穿什么樣的衣服應該由民眾自己選擇，更何況長衫是幾千年傳統文化演繹而來的，既不違背公序良俗，也不是什么奇裝異服，怎么可能不讓他們穿呢？怎么可以強行剪短呢？退一萬步，即使長衫已不適應新的時代有礙務農做工，要提倡更方便、更符合近代規范的新式服裝，也只能引導、勸導，而不能強迫。如果連自由地穿衣服的權利都被剝奪得一干二凈，還談什么人的其他權利？

魯迅肯定不是絕對的自由主義者，但他多年來遭受的北洋政權、民國政府對他的限制、威脅、迫害，他不得不“躲”入租界、經常改換筆名的無奈，他身邊的“同志”不斷被肉體消滅的現實，都使他對自由有更深的渴望和更高的追求。正因為如此，魯迅才會在1927年2月19日香港青年會演講（以《老調子已經唱完》為名，收入文集《集外集拾遺》）時說：“貪安穩就沒有自由，要自由就總要歷些危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