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葛亮的每部作品都在創作旨歸和敘事范式上更迭演進、力求突破。此前的“家國三部曲”《朱雀》《北鳶》《燕食記》，皆以呈現歷史傳奇人物身世及家族薪火存續為線索，以宏闊筆力見證時代風云興變、聚散流徙，描摹出中國近百年社會變遷、世態人情的雄渾畫卷。新作《靈隱》則宕開一筆，以獨特的雙線敘事結構、深入人物心理動因的追索和豐富的地域文化元素，既接續了《燕食記》以來的嶺南文化脈絡，又別有一番風貌。正如葛亮自己所說：“《靈隱》這部作品可以說開啟了一個新的‘南方圖志’寫作系列……它更回歸和關注于人本身，在人物命運交疊中塑造了一種別樣的歷史演繹方式。”小說以“父篇：浮圖”和“女篇：靈隱”相對應，又綴以“番外：側拱時期的蓮花”，在敘事上形成彼此呼應的美學空間，內容上則以南華大學教授連粵名及其女兒連思睿的命運軌跡為主線，細膩描繪了歷史長河中的個人沉浮與社會變遷，為讀者呈現了一幅看似波瀾不興，實則暗流涌動、變動不居的社會畫卷，更以對個人史、微觀史的觀照切入人間煙火，精致里見出宏大，輕盈中托出渾厚。

扉頁題著元代禪師惟則的詩句“人道我居城市里，我疑身在萬山中”，頗有全書題眼之意。葛亮并不諱言，《靈隱》的創作靈感與現代人的心境相關。香港在更多人眼里，是一個充滿現代性的國際化大都市，但葛亮似乎總是執著于將目光投向中環那鱗次櫛比的高樓之外的濃郁煙火之氣，從香港現代性的罅隙中去發掘一如古都南京深藏的歷史感。比如《靈隱》中寫到的太平清醮、猴王誕等古老節慶，還有女篇中一再提到的“香港也有座靈隱寺”。

立足嶺南不斷北望江南、呈現某種文化對位的寫作姿態，其實是葛亮多年來在其香港寫作中始終堅持表現的香港這座城市古老與現代兼容并存的特質。葛亮認為，這是香港人對歷史抱持的獨一份“天然的敏感和尊重”，只要你愿意，永遠能在香港那些逼仄的空間里找到壓縮得滿滿當當的歷史。看葛亮筆下的故事，總能深深感喟，市井罅隙里的人情世故往往最具打動人心的力量。“當人們身處鬧市中的一方園林時，恍然發現四周全是高樓，會油然生出一種‘不知今夕何夕’的虛幻與孤獨。”而如何守住你我心底的那一方園林和凈土，在那里游歷，在那里呼吸，可能需要歷經無數次的坍塌與重建。一念拿起，一念放下，可停駐，亦可靈隱。

小說是以一宗當年震驚港島的熱點事件為切口，通過連粵名和連思睿父女二人互為鏡像又彼此纏繞的命運，打開一方人性試煉場，勘察所有入局者多面立體的性格成因與命運走向。在每一次心靈的坍塌與重建中探討執念與放下、創傷與治愈、和解與告別等話題，也為讀者展開一幅從繁華都市到偏遠村落橫向綿延、縱向貫穿將近半個世紀的香港社會更迭圖景，點染粵港澳乃至閩地百年滄桑變遷史。這正是葛亮一直秉持的微觀史觀，經由自己的寫作指向一個個具體的“個人”來打開時空，在這樣博弈和抗衡的演進中呈現更多城市及歷史的開放性、包容性和不確定性。正如蔡崇達所言，葛亮借《靈隱》攜帶的在大時代的破碎感傳達出對人性的細膩深情和悲憫之心。這既是葛亮雖溫潤平和卻自有撼人心魄的力量之所在，也是他自出道以來便一以貫之的創作根柢。《靈隱》雖不同于前作著意表現時代洪流中的家國興衰，卻以其小而美的微觀視角觀照個體命運浮沉、拓展香港都市書寫，從俗世繁華中照見樸實堅定的溫暖力量，以人間煙火知著命運如椽中的歷史褶皺，縱有破碎荒蕪卻始終不失明月照大江之遼闊，市井巷陌之聲與喃喃梵音在字里行間交錯流淌，人性與佛性也在氣韻流轉中渾然交融，有容乃大，氣象萬千。

葛亮曾說，所謂“靈隱”，是五千年傳統中華文化所沉淀下來的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那部分，那是“我們中國人締造心靈的方式”。據此，《靈隱》既是地方史、族群史，亦是心靈史。連粵名由性情溫厚、知書達理、處于社會上游的大學教授深陷家庭與倫理漩渦，最后淪落成殺妻犯，而連思睿則經歷了愛人變性離世、獨子失智、父親殺害母親、網絡暴力等一系列人生磨折，每一次坍塌都成為她不得不努力重建自我的契機。在連思睿這一系列的磨難與重建當中，林昭與段河這兩個角色對她的命運軌跡變化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在不同側面形成互文。每個人都不得不直面自我最深層的掙扎與痛苦，在命運猛烈的沖擊下艱難跋涉，獲得成長或者最終放下、自我成全。故事中，除連家父女之外，作為妻子和母親的袁美珍曾經是一個對愛充滿希冀的女子，后來在家庭的經營和女兒的沖突中要強自救，但最終走向精神失常，始終帶著原生家庭的傷痛遭逢人世。這是非常值得注意的一條副線。而在段河的家族前史中，金秀與明香一妓一伶生死相托的故事則和《燕食記》中的月傅與榮慧生的故事遙相呼應。弱者罹逢亂世互相扶持并結下深厚情誼，這份韌性和深情正是世紀流轉中普通民眾之所以綿延不絕的族裔密碼，始終是葛亮濃墨重彩書寫的中華民族特質。

葛亮以溫潤如水又自有風骨的文字，對筆下每一位個體選擇予以尊重，所謂“不假臧否”“對于世界乃至個體的一種微微仰角的態度”，更是叩問心靈之后難能可貴的理解與圓融。這些特質，自葛亮早期的都市異聞錄系列，如《浣熊》，到前幾年的《飛發》《燕食記》，已有所體現。《靈隱》接續這一悲憫與風骨兼具的情懷，為當代文學界逐漸豐富的“新南方寫作”帶來別樣的質感。

葛亮以處于多種文化交匯點的國際大都市香港為錨點，輻射粵港澳及閩南地區，有意識地在城市發展的源流中尋找本土文化與外來文化、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相互交融碰撞的多元面貌。借南方所處空間及語言表達上天然的多樣性、開放性和流動性，融入自己對于歷史現場的思考和表達。在書寫個人史、心靈史、器物史和技藝史的過程中，呈現更豐富多元的現代漢語寫作，創作出既有古典質感又深具現代性沖突的“南方圖志”系列。從《燕食記》到《靈隱》，從同慶樓到春秧街，從連勝街到木橋街，從上海、福建到嶺南，葛亮在飲食文化和器物技藝的遷徙流變中敏感地捕捉著命運、時代變遷的圖景，以日常人間煙火的磨礪和情感冷暖打通個人經驗與時代歷史。作家溫柔地摩挲著那些在歷史褶皺中依然溫潤有光的“物”，以人世流轉的生命實感來構建抵抗文化同質化的文學飛地。

《靈隱》作為葛亮開啟“南方圖志”系列的一次重要實踐，也為當代文學提供了新的思考方向。他以“物”的重量來沉淀“人”的質感，以塵世老腔通達寺院的梵音，以人間煙火知著百年粵港史，讓時代變遷脈絡和文化肌理在器物的裂痕與技藝的余溫中顯影歷史神經元，將嶺南文化、客家文化等多元文化因子熔鑄于市井巷陌的呼吸之間。人類的歷史正是在無數次的自我確認中完成螺旋式演進，葛亮以其“向嶺南，向南海，向天涯海角，向著粵港澳大灣區”的寫作，呈現出這種從固定空間到流動載體的轉變，勾勒出一幅個體命運與集體記憶交織的圖景，恰恰隱喻著嶺南文化在現代化沖擊下的自我調適，既波瀾壯闊又細膩入微，而這正是《靈隱》和葛亮在“新南方寫作”中獨特的位置所在。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副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文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