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皮箱側面局部放大可見“BAGGAGE LABEL”，“由”（from）和“青島”（TSINGTAO）字跡

皮箱正面局部放大可見“朱自清衣箱 到北平 清華園”毛筆手跡

朱自清衣箱（中國現代文學館藏）

1996年11月25日，中國現代文學館芍藥居新址舉行隆重的奠基儀式。11月29日，朱自清的兒子朱喬森來文學館談捐獻朱自清遺物的意向。次年12月24日，中國現代文學館新館地基開始動土，當天，朱喬森捐獻朱自清藏書、文稿和文物。2000年5月，中國現代文學館新館落成，朱自清先生用過的一只舊皮箱引起參觀者的興趣。這只皮箱——我們姑且稱它為“朱自清衣箱”——有朱自清手書“朱自清衣箱 到北平 清華園”恭楷毛筆手跡，隔著時光歲月，依然明晰娟秀。2024年12月，朱自清衣箱被認定為國家一級文物。

一

朱自清衣箱質地雖好，但由于使用時間過久已經有些走形。箱子上還留有幾處模糊字跡。在箱子側面有一頁發黃的殘紙，上面有“青島”。

這頁殘紙的第二行是漢語繁體字“行李號牌”，下面是英語“BAGGAGE LABEL”。第三行是三個漢字，下面有兩個英文單詞，都很清晰：“由”（from）和“青島”（TSINGTAO）。以下是漢字“至”和“經由”，無譯文，其他無法辨識。

這頁殘紙的最上端首行是不連續的兩個繁體漢字，中間約空兩個字的距離。第一個字是“鐵”的殘留，字形完整，容易辨認；最后一個字只剩下下半部似“呂”字。繁體字下面是外文字母R.-Kiaochow-Tsiean。我開始辨認不出是哪國文字，好友吉宇佳提示，“...chow”應該是“...州”。我小時候在膠州灣青島海邊生活過，馬上聯想到可能是“膠州”。通過搜索，“Kiaochow”果然是“膠州”的拼音音譯。接著查到，Tsi是“濟”的音譯，ean是形容詞尾，這個詞是“濟南”。R.也許是英語“鐵路”railway一詞的首字母，呼應上方繁體字“鐵”。據此明確：R.-Kiaochow-Tsiean是“膠濟鐵路”（在同事付丹寧的提醒下，經查詢，綜合文獻考證與語言學規范，“Tsiean”確為“Tsinan”之訛。參照1904年《膠濟鐵路章程》英文本及民國鐵道部文件，膠濟鐵路的標準威妥瑪式拼寫應訂正為Kiaochow-Tsinan）。由此推測，“呂”可能是“營”的下半部殘留，首行或許是“鐵路運營”四字。

1937年8月，國民政府成立“鐵道運輸司令部”，對鐵路系統實行軍事化管理。由于平漢、津浦等鐵路干線部分中斷，中國最早的鐵路之一膠濟鐵路成為抗戰物資生命線，也成為了抗戰時期知識分子南遷的主要通道。

朱自清有寫日記的習慣。根據日記，朱自清在青島共逗留三次，分別是1930年7月、8月和1937年9月。我們先來看前兩次。

1930年7月7日，因中文系原主任楊振聲赴青島籌辦青島大學，清華大學議決朱自清代理中文系主任職務。7月10日，朱自清乘天津丸津滬航班南下到上海。8月上旬，由上海返北平。

《朱自清年譜》（光明日報出版社2010年11月版）第77頁載，“王統照說：‘當他（引者注：朱自清）與李健吾兄一同出國的那年，也是八月初旬，他一人由北平赴滬（原注：王統照記憶有誤，不是1931年，當為1930年。不是由北平赴滬，當為由滬返平。）忽然高興，乘船經過青島住了兩天。’”《朱自清年譜》對時間的辨析是準確的，但是后面一句話不對。因這兩次，即自北平至上海一往一返，朱自清都曾在青島逗留。

1930年9月13日夜，朱自清在《南行雜記》中寫道：“我來去兩次經過青島。船停的時間雖不算少卻也不算多，所以只看到青島的一角”。朱自清由北平赴上海經過青島時，只待了5個小時：“去時過青島，船才停五點鐘”。（《南行雜記》）這是路過。停留時間雖短，朱自清還是忙里偷閑游覽了匯泉海濱浴場，想洗個海水澡，但“一直到回來時才洗了”。朱自清由上海返回北平途經青島，下船與楊振聲、王統照住了一夜，第二天由他們二人送往碼頭上船。1930年這兩次經過青島，朱自清本人下船，行李仍在船上，所以行李上不應有“青島”字樣標記，并且同“膠濟鐵路”也不曾發生關系。那么，朱自清衣箱和青島的交集就聚焦在1937年9月這次旅行。當時，全面抗戰爆發，朱自清一家搬離清華園賃屋而居。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先行南下，籌建由清華、北大、南開組成的長沙臨時大學，隨即通知朱自清南下。

根據朱自清日記，1937年9月20日，朱自清忙于整理行李；9月21日，與許多人告別；9月22日，到天津，“車站檢查行李甚嚴”。9月25日，經過四個小時抵達塘沽，朱自清事先把行李留給中國旅行社，由腳夫帶路把行李運往船艙。朱自清的妻子陳竹隱回憶當時情形：“走的那天，他戴著一副眼鏡，提了一個講課用不顯眼的舊皮包，加上他個子也不高，沒有引起日本人的注意，總算躲過了日本人的搜查”。（陳竹隱《追憶朱自清》）而朱自清在《出北平記》中也寫道：“因為想免去天津站上檢查的麻煩，便將所有行李都扣牌子，到天津后只要叫旅館里人去取就成。”

由上可知，朱自清為了躲避敵人檢查，手提平常上課用的包，而把行李交給旅行社托運。在1997年朱喬森捐贈的朱自清遺物中，除了衣箱，還有一副黑邊的圓圓的眼鏡、一個書架和一只放講義的舊公文皮包。

根據朱自清日記，1937年9月28日，朱自清“晨抵青島。住新亞大飯店，為新近建成者。青島頗蕭條”。9月29日，“早晨購票”。“今晚去濟南，單人臥鋪似小房間。”9月30日，“早八時抵濟南，住鐵路飯店。10時半乘津浦路車”。“晚十一時半抵徐州，3時頃，換隴海路車。”10月1日，“下午抵陳橋，換乘平漢路火車”。2日，“晨抵漢口，下榻揚子江旅館”。3日晚乘武長線車，4日中午抵長沙。7日，“行李運到”。

我們且來參考朱自清的同事兼好友蕭公權當時的行程。蕭公權比朱自清晚幾天離開北平，于1937年10月9日由北平到天津。“那時津浦、平漢等路不能全線通行，只好從天津坐海船到青島，然后坐火車經膠濟路到濟南，經津浦路到徐州，經隴海路到鄭州，經平漢路到漢口。”“在青島中國旅行社招待所住下，把比較笨重的行李都托旅行社直運漢口。第二天我們乘膠濟路的西行車去濟南。我們在青島托中國旅行社交鐵路局聯運的行李，全數安全運到了漢口。”（蕭公權《問學諫往錄》）

由此，我們基本可以推斷，朱自清在1937年9月28日抵達青島后，29日“早晨購票”，在購票時將從輪船上帶下的行李包括朱自清衣箱通過鐵路部門托運，在長沙收到行李。朱自清衣箱成為抗戰時期知識分子南遷的重要物證。

二

朱自清衣箱正面上的大字豎排三列，自右至左依次為：“朱自清衣箱 到北平 清華園”。北平自然是收件地址，那么衣箱是從哪里寄出的呢？壓著這三列字下端的紙上有印刷體“國立”兩個大字，比較清晰，隨后的字只剩下部分筆畫，看不分明，“國立”后面是“西”還是“四”不好判斷。推測寄件地址可能是“國立西南聯大”，也可能是“國立四川大學”。陳竹隱曾在國立四川大學工作過，一個孩子也在那里讀書。朱自清一家1946年10月從成都經重慶返回北平，所以“國立四川大學”是一個選項。當然朱自清衣箱在昆明待的時間更久。朱自清只是休假時期去成都，他絕大部分時間還是在西南聯大教書，達七年之久。

1938年1月30日，長沙臨時大學常委會決定學校遷往昆明，改稱國立西南聯大。2月16日，朱自清同馮友蘭、錢穆、陳岱孫等十余人乘汽車從文學院所在地衡陽動身赴昆明。與此同時，聞一多等11名教師和240多位學生步行到廣州經香港、越南入滇。

朱自清衣箱隨同他乘汽車經桂林、陽朔、柳州、龍州、南寧、鎮南關、安南抵達越南河內，然后乘滇越路火車赴昆明。由于校舍不夠，朱自清帶著衣箱于4月5日抵達離昆明四百里的邊城蒙自。隨后，陳竹隱攜子女隨同清華大學幾位教授親屬一起，1938年5月15日在天津乘輪船南下，由朱自清在越南海防迎接，6月5日抵達蒙自。從陳竹隱水路行程看，排除朱自清衣箱由陳竹隱攜帶的可能。由此基本判定“青島”是朱自清1937年經過青島時托運行李留下的痕跡。

1938年8月，蒙自分校撤回昆明，朱自清衣箱也隨著主人到了昆明。因昆明物價昂貴，1940年6月，陳竹隱攜兒子朱喬森、朱思俞回故鄉成都生活，朱自清一人留居昆明。8月4日，朱自清休假到成都，家人團聚。在成都休假一年后，朱自清于1941年10月30日返回昆明，辭清華大學中文系主任職，由聞一多接任。此后，每逢假期，朱自清都會赴成都探親。

1946年5月4日，國立西南大學宣告結束。清華、北大、南開三所大學開始向平津遷移。6月1日，朱自清“上午到系辦公室交書籍。緩運之九包置清華第七箱，急運之六包置了一及江清箱中”。從這里看，15個裝書包裹都置于箱子里，朱自清衣箱似不應在內。6月11日，朱自清“下午整理行裝”。6月12日，“列出箱子裝物清單”。這里應該是整理個人物品，不同于前面是學校書籍。6月14日，朱自清“倉卒趕至中華航空公司，又急忙趕至機場”。晚上飛到重慶。6月16日，“晨乘長途汽車，編號上車”。“兩小時后，汽車方到并卸下行李。”6月17日，“六時頃抵成都”。這次旅行提到的“箱子”“行李”，似應包括朱自清衣箱在內。

7月23日，“去郵局寄書十七包”。7月24日，“到郵局寄大包裹三件”。8月11日，“到朋友處話別。未訂到飛機座位”。因在成都沒有訂上飛機票，朱自清攜全家于8月19日“由蓉赴渝”。8月20日，“傍晚抵重慶”。8月23日，“上午寄包裹”。10月5日，“去中航公司稱行李，一切均甚倉促”。朱自清到重慶后被告知，等待航班需要排隊一個月以上，這天剛買上機票。10月7日，朱自清等“匆忙乘機，所幸行李全部免檢”。“飛機在漢口暫停，午餐極貴。”“北平時間六時著陸。海關免檢，后乘中航公司汽車進城，座位極其舒適。”

根據朱自清兒子朱思俞回憶，他們全家返回北平所乘飛機為C-47運輸機（據朱自清日記稱，“一大型客機自西安飛來”。），乘客28人，載重量2700公斤（朱自清衣箱上有“最急”“25公斤”等字樣）。機艙兩邊坐人，背靠窗戶。中間放行李，估計朱自清衣箱就是跟飛機一同回到北平的。

朱自清衣箱自此靜靜地躺在朱家，由陳竹隱保管。朱思俞2025年2月6日回憶，“1990年母親在北京去世。三哥朱喬森在收拾整理清華15公寓的房子時，發現了寫有父親名字的皮箱。連同其他一些有紀念意義的物品，分別捐給了中國現代文學館和清華大學”。

當1997年中國現代文學館常務副館長舒乙來到朱喬森家取衣箱時，看到這只又舊又大的皮箱里，還放著朱自清收藏的幾幅名人字畫，以及曾師從齊白石的陳竹隱所畫的牡丹圖等物品。（舒乙《朱自清的遺稿和遺物》，《文匯報》1998年2月17日）這說明朱自清衣箱在朱家是作為有紀念意義的珍貴物品保管的。同事王磊告訴我，當年清華大學博物館辦朱自清展覽，由于朱自清的物品極少，特意借用過這個衣箱。這從側面也說明朱自清衣箱的珍貴。

斑駁磨損、略有變形的朱自清衣箱，靜靜地躺在西南聯大的房間角落，見證了朱自清多次從箱子里取出物品典當，也見證了他清貧勤勉的生活。為了生計，朱自清陸續將大字典、燈泡、墨盒、網球拍、被單、橡皮管、皮外衣、窗帷布等拿去寄賣，也經常到別人家蹭飯。朱自清在日記里還經常記載諸如此類的話：“下午陳夢家贈面包一個”“晚到拍賣行寄售淋浴器具”“晚挾行軍床至永安行寄售……余擬售百二十元……該少年僅允標五十元。商酌久之，增至六十元。”“找出幾件東西去賣，我竟無力步行，只能乘公共汽車進城。晚上找了幾家拍賣行，將帶去的東西全部寄賣。”

朱自清購買的一件馬夫用的氈披風，不僅用于御寒，還曾在晚上鋪下當褥子，這件衣物后來多次出現在朋友的回憶中，成為他清貧生活的標志。他在歐洲游學時，曾買了一冊梅斯費爾德的詩集送給葉公超，葉公超回贈了一本包世臣的書法。在昆明時，為了湊回成都路費，朱自清將包世臣書法寄賣。他在日記里寫道，去“長虹”，將包世臣的字畫減至三千元。陳竹隱回憶，朱自清“賣了一個硯臺、一幅字帖，朋友們又湊了些錢，才買了飛機票回來。那天正是我的生日”。這一天是1944年7月14日。

當然，朱自清衣箱更見證了他在艱難歲月中堅持學術和教育事業的情懷和嚴謹治學態度。1942年，朱自清開了《文辭研究》這門課，聽課的只有兩個學生，并且經常是王瑤一個學生聽課。朱自清仍在黑板上一條一條地抄材料，抄過了再講，講過了又抄，一絲不茍，好像對著許多學生講課一樣。

三

朱自清衣箱的形制是歐式的，國外工藝，使人自然聯想到朱自清留學歐洲的情形。朱自清衣箱正面還有一處極微小的殘留，是“Pe”和“RA”。不同于前面“青島”“膠濟鐵路”的中外文對照，這兩處只有幾個外文字母，此處紙張比“青島”殘留紙張年代更久。

我們猜測，“Pe”可能是“Peking”（北平的英文拼寫）的縮寫，表明衣箱與北平有關。好友左尚提示，“RA”可能是法國（République Fran?aise）或法蘭克福（Frankfurt am Main）的略寫，表明購買地或轉運地。法蘭克福是德國的重要城市，是歐洲的交通樞紐。朱自清在歐洲游學期間曾訪問法國，也到過法蘭克福。

從1925年8月開始，朱自清在清華執教已滿六年。按照學校章程規定，教授每工作五年，可以享受休假一年、專事研究的待遇，地點可在國內，也可在國外。如果出國，學校除支付半薪外，還補貼往返川資各520美元以及每月研究費100美元。1931年8月22日，朱自清從北平啟程赴歐洲。9月8日下午，朱自清抵達倫敦。他有一個總體的設想，即全面考察英國文化和歐洲文化，重點了解小說、詩歌、戲劇、音樂、繪畫等文化藝術門類。朱自清留學期間曾漫游威尼斯、佛羅倫薩、羅馬、柏林、巴黎、瑞士等地。

柳亞子之子柳無忌在《古稀話舊——柳無忌散文選》里提到，“朱自清一天到晚忙得很，參觀博物館，瞻仰文人宅，游公園，跑市場，逛書店，沒有時間與興趣到女子學院去聽德國文學史”。“那時候，他身體好，游行高，不料后來竟為生活的負擔，損毀了他的健康。”

因為有學校補助，歐洲游學時期也許是朱自清一生經濟狀況最好的時期。1932年2月15日，他在日記里寫道：“買了一架留聲機和《哥倫比亞音樂史》一書。今天是我最近幾個月來花錢最多的一天。”3月9日，“下決心買以前選訂的唱片。我在音樂方面花掉的錢要超過九磅了，天哪！”3月14日，“因買書和唱片花費過多而不安。”“我該怎么辦呢？為買留聲機和兩打唱片已花去了十英鎊！不務正業使我一步步走進了死胡同。”1931年10月7日，朱自清寫道：“我在此做了一套衣服，一條法蘭絨褲，是機器做，并非手工，共花了六磅，合中國百三十元（按從前匯價）。”由此推測，買留聲機和唱片所花費的十英鎊大約折合二百余元。在西南聯大，朱自清在日記里屢屢提起和同事或孩子一起聽留聲機，后來他還是把留聲機賣了作為赴成都探親的路費。

根據日記，在歐洲時，朱自清有兩次往國內托運行李。1932年5月14日，朱自清離開倫敦去巴黎。6月9日清晨，抵達德國柏林。6月13日，“把錢匯給倫敦辦事處訂購去上海的船票”。6月14日，“去運輸公司托運兩個衣箱”。這兩個箱子里或許有一個就是朱自清衣箱。1932年6月23日，朱自清在“早八時三十分上船”，“須晚十時才能到馬恩司。由馬恩司乘車至法蘭克福。明日逛一天，后天到瑞士去。”“信寫成了，想起你的新通信處，放在大箱子里，一時不便往取，只得將記得的寫上。”這里提到的大箱子，也有可能是朱自清衣箱。由于朱自清在8月4日日記里提到，“事先運行李三件至北京”。綜合觀之，1932年6月14日，朱自清在柏林去運輸公司托運兩個衣箱；6月24日，朱自清在法蘭克福逛了一天，這天可能又寄了一個大箱子。在本段開篇，我們曾推測“RA”可能是法國或法蘭克福的略寫。由于這兩次托運行李均發生在德國境內，所以朱自清衣箱有可能是6月24日這天由法蘭克福寄往北平（“Pe”）。

1932年7月8日，朱自清在意大利南部布林迪西（Brindisi）港埠乘船，途經紅海、阿拉伯海、印度洋，7月31日在上海靠岸。陳竹隱在碼頭接他，兩人隨即在上海舉辦結婚典禮。

那么，朱自清衣箱為何不寄往上海而寄到北平呢？這是因為朱自清原計劃是到北平同陳竹隱會合。1932年4月20日夜一時，朱自清致信陳竹隱：“我們打算七月七日由威尼斯（意大利）動身，七月三十一日到上海。大約在上海及揚州勾留十日，八月中可到北平見你，這算是很早了。”1932年5月30日，朱自清在信里說：“現在我決定由蘇伊士回國，想七月中由意大利動身，八月中到上海，在揚州上海住一星期光景；大約二十五日前可到北平，我們就可見面了。”（《朱自清全集》第11卷）

但是，也還有一種可能，即朱自清衣箱是在國內購買的。1930年秋，朱自清與陳竹隱相識。1931年5月16日，兩人訂婚。因為訂婚不久就要出國，出國前置辦行李是很自然的事情。1931年9月2日，朱自清在火車致陳竹隱信：“到滿洲里后須檢查行李，不免有些麻煩；有些新買的東西也許還要上稅。”1931年9月21日，朱自清在信里說：“在莫斯科北站，搬行李四件一上一下，要六盧布，也是我們所受的竹杠之一；后來知道，只須一點六盧布便行了。”這四件行李當然可能包含李健吾的行李，但是朱自清衣箱也有可能在其中。

朱自清衣箱是歐洲形制和工藝，同事張夢告知箱子鎖扣上有U.S.A字母，表明可能是美國制造。綜合比較，朱自清在歐洲生活比較富足時購買衣箱，以便攜帶新購買的書籍、衣物和一些旅行用品，方便他在歐洲的移動和生活，在歐洲購買這只衣箱的可能性更大。而在歐洲游學回國前這個時間段購買衣箱并裝物寄回國內，這樣可以更好地滿足他的旅行需求。

當然，“RA”不止我們前面所分析的幾種含義，由于殘缺，它還有若干種可能性。比如，RA海運等海上運輸的服務方式；Transfer是指轉乘換乘轉運等；還可能是Peking TRAVEL（北平旅行社），等等。

不管怎樣，朱自清衣箱在歐洲的流動，不僅見證了朱自清的歐洲游學經歷，也反映了20世紀30年代中國知識分子與歐洲的文化交流，符合國家一級文物“反映中外文化交流特別重要代表性文物”的界定。

四

2002年4月5日，正是清明節，中共中央黨校中共黨史教研部原常務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導師朱喬森去世。4月11日，朱喬森遺體送別儀式在八寶山革命公墓蘭花廳舉行。我其時作為中共黨史專業碩士研究生也參加了送別儀式。當時，我也曾隨劉景錄老師學習舊體詩詞，多有往來。這次，為了查詢朱自清衣箱資料，我又讀到劉景錄《斯人已逝 典型長存——懷念喬森》。

中央黨校文史部原主任劉景錄是朱喬森的同事，他倆又同為全國政協委員。他回憶見到這只皮箱時的情形：“同行的人過去后，我依然站在展覽柜前，盯著這只皮箱出神，想象喬森獻出這件物品時的情景，想起他那圓圓的紅潤的臉龐，想起他那謙和可親的微笑，想起他不緊不慢的說話的語調，想象他一定會為這只皮箱的歸宿感到無比欣慰”。（《學習時報》黨校教育專刊2003年4月7日）

朱自清衣箱上的字樣，如“清華園”“國立西南聯大”（“國立四川大學”）、“青島”以及“Pe”“RA”等，記錄了朱自清的生活軌跡，也見證了朱自清人生的重要階段。朱自清衣箱是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物品，承載了他的記憶和情感。可以說，朱自清衣箱不僅是一件個人物品，更是中國現代歷史文化和文學發展的重要見證。

朱自清是中國現代文學巨匠，以高尚的人格、嚴謹的學術態度以及寧可餓死也不領美國救濟糧的深厚的愛國情懷著稱。朱自清衣箱記錄了他的生活軌跡和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的精神風貌，為研究朱自清的生平、思想和創作提供了重要的實物資料。作為中國現代文化名人的遺物，朱自清衣箱已經成為中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國際文化交流的橋梁。通過學術研究、文物保護、文化旅游、文化創意、數字化共享和社會公益等多種方式，保存和展示這樣的實物遺產，可以更好地喚起人們對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生活狀態和歷史經歷的記憶，提醒人們不要忘記那段艱難而光輝的歷史，尤其是知識分子在國家危難中的擔當；可以進一步堅定文化自信，傳承歷史，弘揚文化，啟迪未來，為建設文化強國、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發揮應有的作用。

（作者系中國現代文學館常務副館長，本文凡引文未注明出處，均引自朱喬森編，《朱自清全集》第9-11卷，江蘇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