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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先鋒小說以反傳統姿態閃耀文壇，在現實主義傳統之外開辟出一條新路，在某種程度上改變了中國當代小說的發展方向。先鋒小說的出現主要來自思想解放的賦能和西方文學的影響，它通過敘事形式變革實現了文學思想的突圍和文學意識形態的重建，敘述生產意義，形式創造思想，由此推動當代文學思想從主流到個人以及從單一到多元的轉型，具有十分重要的文學思想史意義。

關鍵詞：先鋒小說 文學思想 文學史 1980年代 敘事

所謂“先鋒小說”并不是一個明確清晰的概念，而具有相對性和曖昧性。一般文學史將1980年代中后期出現由批評家、作家以及刊物共同推出以馬原、扎西達娃、余華、蘇童、孫甘露、葉兆言、格非等為代表的小說群體稱之為先鋒小說。先鋒小說之為先鋒，首在社會時代的先導，次在文學傳統的反叛，再在藝術形式的創新。在當時，還有“新潮小說”“探索小說”“現代派”等其他說法。它主要是指以個人想象和形式變革為中心，以敘事方式為策略，顛覆現實主義文學傳統，聚焦表達方式創新的小說潮流。先鋒小說是當代文學不斷追求創新和變革的產物，推動了文學思想從主流到個人、從單一到多元的轉型，帶來了當代文學精神的轉向。對先鋒小說思想價值和歷史定位，特別是它與社會現實和意識形態的關系及其文學思想史意義尚有討論空間。

一、歷史語境：現代化的文化訴求

先鋒小說與1980年代社會現代化語境緊密聯系在一起，可以說是那個時代的一種文化符號。1980年代的社會思想文化異常活躍，充滿活力，人們討論和傾聽社會文化中的各種問題，形成了一個相對自由開放的社會場域，出現了翻譯熱和文化熱，這也為先鋒小說的出現提供了充足的社會條件和思想資源。“文化”是1980年代的流行語和關鍵詞，它包羅萬象，無所不在，且變化多樣。尤其是西方現代哲學和現代派文學的翻譯出版，讀者眾多，影響力大。西方的精神分析學、現象學、存在主義、符號學、結構主義等學說都同時被介紹進來，出版了一系列文化叢書。如三聯書店的“走向世界”叢書、“新知文庫”和“現代西方學術文庫”，四川人民出版社的“走向未來”叢書，商務印書館的“漢譯學術名著”，外國文學出版社和上海譯文出版社聯袂推出的“二十世紀外國文學名著”叢書，漓江出版社出版的“諾貝爾文學獎獲獎”作家作品集，還有外國文學出版社的“荒誕派戲劇”叢書，這些叢書讓中國作家接觸到了西方現代派文學，諸如意識流、超現實主義、表現主義、象征主義、未來主義、新小說、荒誕派戲劇、存在主義、魔幻現實主義等新思潮、新觀念和新手法。這些作品也深受人們的喜愛。袁可嘉選編的《外國現代派作品選》，由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1981年出版了第1卷，就發行5萬冊，1983年出版第3卷，發行2.3萬冊。1981年，高行健出版的《現代小說技巧初探》，被馮驥才稱為“好像在空曠寂寞的天空，忽然放上去一只漂漂亮亮的風箏”，閱讀之后，“像喝了一大杯味醇的通化葡萄酒”，“多么叫人高興”1。在當時，閱讀已成為一種時代風潮，信息和知識如同金錢一般寶貴。西方哲學、思想、文化和文學著作的譯介出版，不僅打開了當代作家的思維視野，也為先鋒小說提供了思想啟蒙，“紛紜復雜的外來思潮和文學范例涌進中國內地”讓人們“在短短的不到十年的時間里瀏覽了西方一個世紀的思想成就和思想成果”2。1980年代的異域文化和文學改變了中國作家對社會和文學的認知，成為文學變革的思想資源和推動力量。盡管在接受過程中還談不上融會貫通，缺乏認識的整體性和歷史感，但受到的影響和沖擊確是巨大的。余華就如饑似渴地閱讀外國經典名著，特別是一些獲諾貝爾文學獎的作家和其他優秀作家，如：加西亞·馬爾克斯、博爾赫斯、陀思妥耶夫斯基、卡夫卡等等，還常托人從上海購買外國作家作品。這就打開了他的文學視野，培養了從世界立場看待中國、看待中國文學的眼光。1986年，他在閱讀《卡夫卡小說選》之后，產生了一種精神獲救之感，“在我即將淪為迷信的殉葬品時，卡夫卡在川端康成的屠刀下拯救了我”3。這對出生在1950—1960年代的先鋒作家們而言，在承受深切的物質貧困和精神饑餓之后，一旦面對不同的思想和異樣的文學，其興奮和震驚在所難免。

那是一個躁動和變化的年代。現代化成為時代的總體概念，它所提出的政治現代化、制度現代化和人的現代化，成為了新的社會意識形態。它重新組織社會，也重新組織文學。1980年代的現代化是從生產力開始，首先從體制改革開始，解決有飯吃的溫飽問題，這是物質的現代化；還有人的現代化，需要思想啟蒙，需要思想開放。往大的方面，由社會經濟、政治體制改革帶來了社會的流動和階層分化，文化權力以及文化話語的單一和封閉被逐漸瓦解，出現了多元化趨勢，一個以主流意識形態文化、精英文化、大眾文化構成的文化多樣性也逐步在推進和成形。隨著社會現代化的加快，改革開放帶來了社會思潮、社會心理和思想意識的轉變，中外文化的交流與融合，日常生活的物質需求和情感欲望的合理性都逐漸得到肯定和認同，這也進一步推動人們對社會結構的反思，對現代性的探索，形成了現代化的意識形態。往小的方面，以社會“改革”和思想“開放”為標志，也形成了不斷探索和勇于創新的現代化語境，這也成為先鋒小說觀念和形式變革的社會動因，成為文學新潮不斷涌現的社會“氣候”和文化“土壤”4。可以說，如果往前或延后都會影響到先鋒小說的發生與發展，土壤和氣候之于植物生長的重要性，自不必多言，文學也是如此。魯迅就說過，“縱有成千成百的天才，也因為沒有泥土，不能發達，要像一碟子綠豆芽”，這也是“泥土偉大的地方，也是反有大希望的地方”5。

正是擁有現代化探索的社會語境，先鋒小說才具有探索性的思想特征，如果沒有社會思想變革的支撐，先鋒小說也只能停留在形式層面，其格局和力度都會受到影響。求新求變是1980年代的時代精神。實驗性和探索性是社會主導力量。先鋒小說家格非曾說：“20世紀80年代的時候，我們這個國家正在成為一個蘇醒中的國家，不知道這個國家往哪里去，所有的可能性都出現的，大家都在考慮國家要往哪里去。從國家的層面說，其實它也在嘗試，在實驗。所以我覺得這兩個東西在某一個時間點上結合了起來——從國家的層面來說，可能也處在某種非常不成熟的狀態，就是一種摸著石頭過河的時期。我們這些人，剛好處在那樣一個大的背景里，在揮霍或者說在消耗我們的青春。”6“摸著石頭過河”曾經作為國家政策的通俗表達，“嘗試”和“實驗”就是摸著石頭過河。這也可以從一個方面解釋，為什么1990年代后的先鋒小說發生轉向，思想語境的變化，不能不說是其中的一個原因。余華就曾說過：“我和格非、蘇童一樣為什么不繼續寫20世紀80年代的作品，剛才格非已經給了很好的回答，不是沒有勇氣，而是沒有80年代的氣氛，那時候為了沖破什么的氣氛已經不存在的，不是沒辦法去寫而是沒有那種氣氛了。”7作家還是那個作家，寫作經驗更為豐富，小說藝術更為成熟，卻寫不出先鋒小說了，因為缺乏先鋒寫作的時代氛圍。

先鋒小說以“先鋒”為旗，創造出一個想象的、個人的和夢囈的敘述世界。先鋒作家“希望在寫作上突破寫實主義的文學傳統”，“尋找更新鮮、更細微、更有深度的表達方式”8。顯然，先鋒小說并不是走入了一個自足的、封閉的世界，而是“和那個時代聯系在一起的”，“他們和歷史是血肉相連的”，“它在開拓一種空間，開拓了一種異質表達的空間”9。它雖然只是“中國現代性內部一個充滿問題性的瞬間”10，卻可作為當代中國思想實驗的文學現場，成為觀察當代社會變化的重要窗口和樣本。社會開放帶來思想的解放，帶來文學創新和變革。正如有論者所說：“沒有人會懷疑20世紀80年代的中國文化潮流，一半來自‘思想解放運動’的推動，另一半來自對西方現代思潮的追逐，在文化方面尤其如此。”11相對過去，1980年代知識分子在思想和精神上擁有一種重獲自由和解放的感受，所有人“一直在努力拓展表達的自由度”12。先鋒小說批評家吳亮在回憶1980年代社會環境時也說：“強調‘雙百方針’呢還是強調‘四個堅持’，這肯定是不一樣的，那時大家都很關注中國的大氣候。”13文學是社會變化的晴雨表，是思想變化的溫度計。社會思想變革或多或少都會反映到文學中來。先鋒小說的藝術化追求，實是中國社會和思想現代化的表征。先鋒本身就是社會現代性和審美現代性的雙重訴求，表達了特定歷史階段的時代意識、變革意識和自由意志。當然，先鋒文學在敘事革命的旗幟下，也隱含著對傳統社會結構和意識形態的潛在抗爭，“在這之前，我們的文學或多或少是革命意識形態哺育的結果，現在，先鋒文學打算另立爐灶，開啟關于文學新的疆域”14。所以，有學者認為，先鋒文學是以“另一種獨特的方式”進行的“啟蒙”15，是一種自我精神的覺醒，是生命本體意義上的啟蒙，“先鋒文學對藝術自律性的質疑和反抗，從本質上也折射了它對現代社會各種異化問題的揭示與批判，具有不可否認的啟蒙意愿，盡管這種啟蒙不同于傳統啟蒙主義的倫理訴求，但它們對社會變革的前瞻性介入和思考具有重要的啟迪意義”16。將先鋒小說作為另一種啟蒙主義，這也為先鋒小說確立了思想的合法性，因為啟蒙主義曾是那個時代共同的文化邏輯17。

二、立意在創新：形式即意義

先鋒小說以反傳統的姿態出現在大眾視野，它反叛現實主義小說創作模式，消解傳統小說的故事、情節和人物中心，從“寫什么”到“怎么寫”，敘述成為小說的行為中心，小說形式被提高到前所未有的地位。馬原從1984年發表《拉薩河女神》到1986年的《虛構》，小說成為一種敘述方法，寫作就是虛構故事。1987年，吳亮以《馬原的敘事圈套》對馬原小說的敘事策略進行形式主義的命名。在吳亮看來，馬原小說是對片斷性的、拼合的和互不相關的經驗的敘事組裝，在故事背后去尋找意義和象征是徒勞的，它們只是類似智力魔方的敘事圈套18。這篇評論引起了廣泛影響，先鋒小說被貼上形式主義標簽。1986年，孫甘露在《上海文學》第9期發表第一篇小說《訪問夢境》，文章開篇就打破閱讀常規，寫下不知所云的句子：“此刻，我為晚霞所勾勒的剪影是不能以幽默的態度對待的。我的背影不能告訴你我的目光此刻正神秘地閱讀遠處的景物。”19小說還有“當我孤獨地默讀討論情感流放那一節文字的時辰，一枚暗紅色的植物標本從書頁間落到我的懷里”20。“我肅穆的語氣將我的純潔轉化成了不誠實的成熟”21。“這時辰，我只能任我的印象安慰我的感覺，讓城市生活培育的陌生意識安慰肉體進入恐懼”22。“這樣一個像瘋子一樣具有魅力的家族是不會因為哲學史上的某次大論戰而敗落到今天這種耽于口舌之樂的地步的。”23把夢境和現實混在一起，連同隨后的《信使之函》（1987）、《請女人猜謎》（1988）等均為先鋒小說形式實驗的代表。

這種劍走偏鋒的極端方式，獲得了敘述的個性和自由，但也面臨不少風險，存在不少缺陷，尤其是思想的迷亂和形式的迷宮，受到人們的責難，批評它由于追求形式主義而遠離了讀者，雖有文體的自覺意識，卻弱于思想性和現實感。這樣的批評也不是沒有道理。先鋒小說顛覆傳統，否定權威，解構意識形態，消解中心和確定性，削平價值深度，追求意義的不確定性和無中心性。這的確也是先鋒小說的創作宗旨。實際上，先鋒小說敘事是一種形式策略，在形式創新和敘事革命背后，依然擁有強大的思想意識和現實關懷。先鋒小說對敘事方式的探索，主要是為了更好地表達社會感受和人生體驗。敘事創造思想，形式即意義。即使是為敘述而敘述的敘事游戲，也不無意義所指。杰姆遜說過，他從盧卡奇那里得到最有價值的觀念之一，就是“藝術作品（包括大眾文化產品）的形式本身是我們觀察和思考社會條件和社會形勢的一個場合。有時在這個場合人們能比在日常生活和歷史的偶發事件中更貼切地考察具體的社會語境”，“盧卡奇對我來說意味著從形式入手探討內容，這是理想的途徑”24。先鋒小說的形式背后也隱藏豐富的文學思想，即使不合時宜，有著思想的特異性。也許是為了少受責難，不得不曲里拐彎，不得不采用隱喻、反諷和寓言式的表達。先鋒小說雖明確提出表示反對本質主義，反叛崇高美學，走向反諷和偶然，認為世界不可把握，真相難以追尋，只能說明他們思想的相對主義，而不是虛無主義。

先鋒小說主要表現了社會現實和人生的荒誕感，呈現了人的焦慮與無奈、悲哀和痛苦。這實際上是曲折地表達了對社會變革的愿望，折射出社會現實的復雜性。對生存的絕望是先鋒小說的思想內容。絕望是對自身生存價值的反思和否定，是一種極端的精神處境。殘雪的小說《山上的小屋》《蒼老的浮云》在怪異夢魘的荒誕中表達絕望，充滿了仇恨、冷酷、嫉妒，是陰森恐怖的現實、怪異丑陋的人物行為、丑陋不堪的人性。她用極端的方式展示人生和社會真相。余華的《四月三日事件》《一九八六》《世事如煙》《河邊的錯誤》《難逃劫數》《往事與刑罰》，充滿暴力和死亡，小說中的人物都有冷酷的殘暴、變態的欲望和精神的異常。《現實一種》寫兄弟相殘，《四月三日事件》寫兒子懷疑父母置自己于死地，《一九八六年》里的夫妻父女形同路人。余華表達死亡和暴力，也是對生命的思考，最終指向“活著”的意義。格非的《褐色鳥群》借助紊亂的事件，表達世事如謎，真假難辨，現實如幻，不可相信，個人的感覺才是最真實的。人之愛情和婚姻只存在于偶然的相遇和失去之間，沒有情感，也沒有責任和道義。先鋒小說將文學看作現實世界的象征，“一部真正的小說應該無處不洋溢著象征，即我們寓居世界方式的象征，我們理解世界并且與世界打交道的方式的象征”25。作為象征的小說，自然擁有豐富的所寓之意，包括歷史和現實、社會和個人的思考和感受。作為純文學或者說純形式的先鋒小說顯然難以存在，即使它對社會現實采取回避方式，同樣也是一種意義表達，甚至是一種話語政治26。一句話，先鋒小說的敘述形式，表面上是對社會現實的逃避，實是對普遍思想的放逐和個人思想的救贖，是精神的流浪和語言回家。

至于將先鋒小說敘述形式判定為偽現代派的問題，其實是將現代派本質化了的看法。先鋒小說的創造性和批判性曾有過爭論，焦點在它的模仿性。1988年10月，《文學評論》和《鐘山》雜志聯合舉辦研討會，“現實主義與先鋒派文學”成為中心議題。有人認為，先鋒文學創作擁有西方文學、哲學和美學思潮資源，特別是受到現代主義觀念的影響，忽略了中國特定時代的本土性和獨特性。認為先鋒小說“沒有擺脫對西方現代派小說的摹仿，沒有創造出一個真正屬于自己的主義來”；甚至說：“先鋒派這個稱號，現在這批作家配不上”，他們只一味宣泄自己的痛苦，少有真誠的祈禱，有濃厚的極端個人主義和情緒主義傾向；他們的創作雖有才氣，卻缺少廣博深厚的藝術和人生經驗，主要是模仿西方現代派的成分太多，“使讀者和評論界失去了耐心”。也有為其辯護之聲，認為先鋒小說遭遇冷落是一件好事，“意味著文學已經開始成為真正個人的東西，作家在真正意義上開始確立了自我”。至于他們的模仿也有其重要意義，“只要是表達了一種新的經驗，我們就應當予以珍視和諒解，而不要苛求責備”27。事實的確如此，先鋒小說看似模仿西方，實是對中國本土經驗的書寫，哪怕是對西方現代派小說形式的模仿或照搬，也帶有中國文學的印記，西方作品和理論只是為他們提供了某些參考而已。吳亮曾為先鋒小說搖旗吶喊，他事后多次提醒人們，先鋒小說首先是以中文的形式出現在中國的，一開始根本就不是寫給外國人看的，外國人要了解這個必須要回到中國歷程當中，他才能夠理解這件事情。即使被翻譯到國外去了，看到了其中不少西方影響的痕跡，如一些修辭、風格、語態和時態表達，但他們也應該明白，由于中國傳統與政治制度的原因，長期以來這些東西是被忽視的、不一樣的、空白的、受壓抑的，后來中國受到外來文化影響，這一切發生了改變……如果不把中國1980年代的語境搬過去一起討論，單獨把這個文體敘述部分拿出來作一對一的比對，肯定會做出類似模仿的負面評價28。應該說，這是非常中肯而準確的評價。

當然，也應認識到，由于先鋒小說對西方現代性的過度迷戀，如對文學自主、審美主義和形式實主義等，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對社會現實的表達，甚至遮蔽了文學思想的時代感知。1980年代文學作為思想解放和改革開放的倡導者和參與者，無疑在中國社會歷史變遷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成為社會關注的中心和焦點。雖然社會氣候時冷時熱，總體趨勢還是風雨送春歸，即使有些風風雨雨，也阻擋不了人們對現代化的憧憬、對社會民主的追求、對人性人情的向往，以及對極左政治的反思和拒絕。先鋒小說的出現，依然接受著思想解放和改革開放的陽光雨露，依然擁有堅實的社會基礎，同時也為1980年代社會現代性和審美現代性提供了堅強有力的支持。如果說，傷痕文學、反思文學和改革文學主動適應社會時代要求，成為了社會改革的吹鼓手，那么，先鋒小說則以新形式描述心理現實，成為思想解放的挖掘機。

三、思想的張力：意識形態重建

自先鋒小說問世以來，一直認為它遠離了文學意識形態，剪斷了文學與社會現實的互動關系，進入到一個自足的形式世界。1997年，格非回顧先鋒小說創作歷程，描述了先鋒小說形式實驗與意識形態之間的關系，他認為：“‘形式’并不是一種可以從寫作中分離出來的外在手段，擺在那兒，供我們隨時取用，‘語言’也不是某種現成的道具，適合于千篇一律的舞臺布景，它們的活力首先取決于我們內心的情感圖像，取決于我們感覺到并打算加以表述的現實場景。”29并且，“實驗小說與當時的社會意識形態關系也多少反映了特定時代的現實性”30。先鋒小說為了掙脫傳統意識形態的束縛，而走向純粹形式的敘事冒險。事實上，先鋒小說與社會現實依然保持著聯系，也試圖完成意識形態的重建。盡管它與社會現實的聯系不是直接的，而以迂回的、曲折的、變形的方式。格非就認為，“形式”在馬原小說里從來都不是一個“圈套”，而是“內容”本身，只不過馬原看到的不同于人們看到的世界。余華和蘇童的小說也不缺乏現實感，只是他們筆下的現實過于虛幻或怪異，如凡高眼中的向日葵就是一團火焰，而不是凡高沒有能力將它畫得更像31。李陀也認為：“80年代的文學雖然強調形式變革，但那時對形式的追求本身就蘊含著對現實的評價和批判，是有思想的激情在支撐的，那是一種文化政治。”32先鋒小說的敘事形式，實是形式化的意識形態。美國先鋒主義評論家格林伯格認為：“先鋒主義的真正的、最重要的功能，并不在于（形式上）的實驗，而是尋找一條近路，讓文化能夠在意識形態混亂和暴力之中前行。”33先鋒小說的語言革命和形式革命，也是一種意識形態革命，一種關于語言自覺、形式自由和個人想象的意識形態，表明語言即存在，形式即內容，幻象即真實。哪怕是反現實主義，也是先鋒小說在非意識形態化過程中實現個人化意識形態的重建。作家東西認為先鋒小說，“懸置歷史與現實，虛化背景，也許這種寫作方法是中國作家的宿命，只有虛寫歷史與現實，才可能寫出歷史與現實的真相”34。以虛寫實，懸置即占有，忘卻就是記憶，這是先鋒小說的敘事哲學，也是先鋒小說思想的變形和隱喻。

所以，先鋒小說的形式實驗依然擁有作者的生命認知、生存體驗、生活情致、文化心態及其精神追求，表達了對社會歷史的真切認知和嘗試，包括馬原的敘述圈套、殘雪的夢囈世界、余華的世事如煙。它主要探索歷史的真實和個人的自由，敘述方式的變幻和語言表達的多樣化，也表達了個人與社會、傳統與現代的矛盾。于是，先鋒小說思想有了矛盾和張力。它將“個人”從社會歷史中解救出來，但又意識到社會的現代性危機。吳亮在談及文學與時代的關系時說：“時代不是素材，時代只是人的生存空間和精神空間。文學在任何時代中的意義，絕非是重現或復述該時代的某些現有碎片或抽象性質，而是對這個時代空間和精神空間的挑戰和背叛，人通過文學獲得精神自由，樹立新的標準，使他們所生活的時代暴露出致命的缺陷。”35在某種程度上，先鋒小說就暴露了社會生活和思想的某些缺陷，特別是歷史與現實、個人與社會、自由與必然，物質與精神的時代狀況及其處身困境。

先鋒小說是當代文學思想轉型的標志。作為一種文學思潮的先鋒文學已經終結，但作為一種精神、一種經驗和傳統，卻一直延續到了1990年代。有批評家認為：“先鋒小說改寫了當代中國小說的一系列基本命題和小說本身的定義。小說被移植到個人化的經驗位置上（生存經驗和語言經驗位置上），當代小說因此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藝術成就和無可置疑的藝術高度。然而，所有這些又如何呢？先鋒派改變了小說寫作的方向，卻并未改變文學的命運。先鋒小說所創造的藝術經驗迅速成為過去的炫耀，它既是1980年代文化潰敗的歷史饋贈，也是1980年代文化頹敗的證明。那是文學的最后一次回光返照，是在窮途末路的歷史困境中，現實主義冒險奪取的一個險峻的高地。先鋒派無力堅守這個陣地，它不過是以此證明，文學創新方面最后一次沖鋒陷陣取得成功，然而卻結束了，一切剛剛開始就已經結束了。”36這有一些挽歌的味道。先鋒小說家也發出了同樣的感嘆：“先鋒文學之前有傷痕文學、反思文學、尋根文學，短短十年時間里中國幾代作家所做的努力就是給予文學應有的豐富性，給予文學原本就應該有的，那時候中國的文學好比一個人的血管99%被堵住了，需要裝上幾個支架，先鋒文學在中國文學所起到的作用就是裝了幾個支架而已。”37先鋒小說為了開拓1980年代文學的“豐富性”而安裝了“幾個支架”，文學思想和方法的“血管”被接通了，于是，文學才有了氣血，有了生長的原動力。

相對同一時代的反思文學、改革文學和尋根文學，先鋒小說對當代文學的影響更大。它已成為一種新的小說傳統，主要表現在對文學與現實關系的重構，對文學思想和表達方式的重造。先鋒小說家李洱說過：“陳忠實的《白鹿原》就受到先鋒小說很大的影響。先鋒小說激活了陳忠實的所有經驗。沒有先鋒小說在前，哪有《白鹿原》在后？陳忠實不是受馬爾克斯的影響，而是受中國先鋒小說的影響。先鋒文學確實是中國新時期文學里面一個非常重要的存在，它的光芒輻射到不同的人、不同的領域。知青一代作家，你去數一數，看一看，也有不少人受到了先鋒小說的影響。因為當時大家都在一個鍋里吃飯嘛。如果把先鋒文學放在一個大的文學史上進行考察，那么就有必要考慮到它究竟都對哪些人構成了影響，又如何發展出不同的方向。當然了，這樣一種‘影響的焦慮’，有批評家的參與。批評家全方位參與文學進程，從尋根文學開始，到先鋒文學結束。是批評家告訴很多人，什么樣的小說是好的。那是一個沒有文學市場的時代。當時的文學市場，就是批評家的嘴巴。”38稍晚出場的東西也認為：“先鋒小說也有傳染性，他傳給了像我和李洱、艾偉這樣的新生代作家，我們繼承了先鋒小說的創新精神。我們一直是先鋒小說的旁觀者，曾經跟著先鋒小說的作家們跑過步。”39這也是一個值得琢磨的問題。從文學流變上，先鋒小說出現的大背景是現代主義的復興。當現代主義文學思潮撬開了現實主義的大門，就如春風一般吹綠了文學大草原，各種奇花異草爭相含苞開放。1980年代出現的現代主義文學思潮，規模大，影響深，涉及面廣。小說方面， 從“今天詩派”到“朦朧詩”，再到“第三代詩歌”，競相出場；小說也并駕齊驅，從意識流小說到新潮小說，再到先鋒小說，文學思想和藝術形式全面變革，聲勢浩大。顯然，它沒有辜負思想解放和社會開放的文學期待。從時代之初的撥亂反正和人性、人道主義及異化討論，到時代中期的方法論和主體性討論，中間雖出現過一波三折，此起彼伏，大體上仍是不斷向前，社會文化和思想出現了從封閉到開放，從客觀化到主體化，從政治化到個人化的轉型，直至回到生活正常化、思想多樣化的狀態。伴隨1980年代現實主義的復興與發展，現代主義的回歸和興盛，先鋒小說成為1980年代文學形式創新的試驗田和思想探索的深水區，能走到這一步，完全是值得慶幸和高興的事了。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國現當代文學思想史”（項目編號：19ZDA274）、重慶市博士研究生科研創新項目“1980年代先鋒小說批評思想研究”（項目編號：CYB22101）的階段性成果]

注釋：

1 李陀、劉心武、馮驥才：《關于當代文學創作問題的通信》，《上海文學》1982年第8期。

2 陳曉明：《中國當代文學主潮》（第2版），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343頁。

3 余華：《川端康成和卡夫卡的遺產》，《外國文學評論》1990年第2期。

4 吳亮：《向先鋒派致敬》，《上海文論》1989年第1期。

5 魯迅：《未有天才之前》，《魯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77頁。

6 格非：《先鋒文學的幸與不幸》，《文藝爭鳴》2015年第12期。

7 37 余華：《“先鋒文學在中國文學所起到的作用就是裝了幾個支架而已”》，《文藝爭鳴》2015年第12期。

8 許曉迪：《孫甘露：低調閑散“慢先鋒”》，《環球人物》2016年第24期。

9 吳亮、李陀、楊慶祥：《八十年代的先鋒文學和先鋒批評》，《南方文壇》2008年第6期。

10 張旭東：《改革時代的中國現代主義——作為精神史的80年代》，崔問津等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1頁。

11 36 陳曉明：《無邊的挑戰：中國先鋒文學的后現代性》，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23、432頁。

12 朱正琳：《80年代的文化關懷》，《讀點》，三聯書店2009年版，第185頁。

13 陳村、吳亮、程德培：《80年代：背景·作品·變遷》，《上海文學》2008年第6期。

14 艾偉：《從“沒有溫度”到關注“人的復雜性”》，《文藝爭鳴》2015年第12期。

15 16 洪治綱：《守望先鋒：兼論中國當代先鋒文學的發展》（增訂版），安徽教育出版社2022年版，第34、40頁。

17 張清華：《新時期文學的文化境遇與策略》，《文史哲》1995年第2期。

18 吳亮：《馬原的敘事圈套》，《當代作家評論》1987年第3期。

19 20 21 22 23 孫甘露：《訪問夢境》，長江文藝出版社1993年，第33、34、35、36、41頁。

24 [美]詹明信：《晚期資本主義的文化邏輯》，陳清橋等譯，三聯書店1997年版，第13頁。

25 余華：《虛偽的作品》，《上海文學》1989年第5期。

26 吳亮：《我對文學不抱幻想》，《雪崩何處》，李陀，中信出版社2015年版，第5頁。

27 李兆亮：《旋轉的文壇——“現實主義與先鋒派文學”研討會紀要》，《文學評論》1989年第1期。

28 吳亮、劉江濤：《先鋒就是歷史上的一座座墓碑》，《上海文化》2009年第5期。

29 30 31 格非：《十年一日》，《塞壬的歌聲》，上海文藝出版社2001年版，第67、77、79頁。

32 李陀：《漫說“純文學”》，《上海文學》2001年第3期。

33 趙毅衡：《克萊門特·格林伯格〈先鋒與媚俗〉》，《今日先鋒》（第6輯），張頤武編，三聯書店1999年版，第126頁。

34 39 東西：《先鋒小說的變異》，《文藝爭鳴》2015年第12期。

35 吳亮：《批評者說》，浙江文藝出版社1996年版，第35頁。

38 李洱：《“先鋒文學”與“羊雙腸”》，《文藝爭鳴》2015年第12期。

[作者單位：西南大學文學院]

[本期責編：鐘　媛]

[網絡編輯：陳澤宇]